都少不了它们。希望你们认真领会其中奥妙。”
蒋介石看起来对孙中山很恭顺，其实不然。在革命目标上，孙中出是要首先打
倒军阀统一中国，而后废除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控制，成为独立自由的中
国。而蒋对学生讲话时，却提出革命目标就是：要先打倒帝国主义。在军事训练上，
也不执行孙中山的规定和对军队的编制，而实行自己的一套。
对此，孙中山严厉批评了他：“今日开始练兵，犹不能行我所定编制，若谓练
成之后，兵士长期都成了习惯，然后再行改制，则更难矣。此为我所定之制，则欲
练成之后，仍可以应我方寸运用也。倘开练之时，已不能行我之制，则练成之后，
我亦无心图之矣。”
又批评蒋：“本其日本士官、保定军官之一知半解，而全不知世界大势。不知
未来之战阵为何物……倘今开始练兵之始，不行我制，待到练成时期，谓能听我之
指挥，我决不信也。”
蒋介石还针对孙中山的崇高威信，在学生面前大讲反对个人崇拜：“我们革命
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尊命的。决不是跟着一个
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其跟着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
能叫做革命。那就叫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把他人当奴才、走狗了。”“
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然而蒋介石只反感对孙中山的崇拜，而对他自己，则是千方百计树立个人威信，
要求学生对他毕恭毕敬。
长洲要塞与黄埔岛毗邻，防务一并归属黄埔军校。蒋介石了月7日开始兼任长洲
要塞司令，住进了要塞司令部里。要塞烟台前。竖立着一面大红旗，旗上有个斗大
的“蒋”字，如同封建时代的帅旗。从要塞司令部到军校的距离不足一里路，可蒋
介石每天上下班，总是警卫森严。他披着一件拿破仑式的斗篷，前面有一个副官开
道，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跟在他后面。如果官兵、学生在路上遇见他，没有向他敬
礼，他一定要严加追究，给予处分。单就敬礼这个问题，他就在大会上声色惧厉地
专门训过好几次话。
军校第一期学生最初有490多人，后来把军政部所办的讲武堂也合并起来，共有
学生654人。其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约五六十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徐象谦
（向前）、陈赓、左权、蒋先云、许继镇、王尔琢、周士第、蔡升熙、宣侠父等都是
第一期的学生。这一期里，还有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范汉杰、李默
庵、李仙洲、关麟征、侯镜如、黄维、王敬久、孙元良、黄杰、张镇等后来成为国
民党名将的人物。
黄埔军校前后办了七期，于1930年9月停办。自第五期起，除炮科、工科和政工
种的学生先期随军北伐，毕业于武汉外，其他各科学生均被调往南京举行毕业仪式，
宣誓反共。至此，革命的、国共合作的黄埔便成了蒋介石培养反共骨干的学校。
关于蒋介石办黄埔军校这件事，曾和蒋介石在黄埔共过事的周恩来1934年说过
这样一段话：
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
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
拂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黄埔军校有近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
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这些人是提防、
限制的。他的军阀思想在那时也是发展的。他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负责训育。
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经王柏龄
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信任。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
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
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
制一个左派，叫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
可以用周恩来。第二师师长三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
鲁易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
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第一次东征以前，1925年 1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
人联合会，他接着就在 4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
牵制。”
话分两头。且说在国民党“一大”上，蒋介石只是列席会议，也没有被选为中
央执委。他当然注意到了第39号席位上那位一口湖南话的青年人的发言，但他也许
没有意识到这位青年人后来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时他还是中共中央
的执行委员。他的政治地位当时显然高于蒋介石。正在蒋介石筹办黄埔军校的时候，
毛泽东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他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后来，
杨开慧和母亲带着岸英、岸青从长沙来到上海，一家人便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
里（今威海卫路583弄）。
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州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江苏、浙江、安徽、
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办公。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
右任、叶楚伦等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沈泽
民、瞿秋白、邓中夏、挥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共产
党人，也都担任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社会上一时称环龙路44号为“国共群英
会”。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这时也设在上海。毛泽东以中央局秘书身份，起草并与陈独
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
在国、共两方面，毛泽东都是秘书，其辛苦劳累，可想而知。更难以忍受的是
他遇到了一个又一个麻烦。
执行部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党员重新登记。老党员也都要经过填表和审查后
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有些老党员摆老资格，看不起毛泽东等年轻人，说：
“毛头小伙子也配问我们的履历？”
罗章龙半个多世纪以后回亿说：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
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
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一打听，才知是辛亥革命后当逾四川省长的
谢持，现在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实际上是反对改组的右派；他到我们这里说了
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因为未得允许谢持便一怒而去。
润之说：“派人选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给了这个台阶，
谢持还是填了表。其他以老党员自居的人也都按规矩办了。
然而右派分子决不会善罢首休。
正是：
只顾今朝卖老姜，
不记昨日少年狂！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囹圄吓煞张国焘 党团难住陈独秀
却说成立上海第四区党部时，右派为争取领导权，先是请孙中山为他们说话，
但遭到拒绝。然后孤注一掷，决定雇用流氓打手，混人会场干扰。毛泽东得知这一
情况后，同左派商量，动员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出席会议，由王荷彼组织纠察队，
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成立会顺利进行。
随之而来的是叶楚伧饱对毛泽东的排挤。虽说叶楚他只比毛泽东大5岁，但他是
老同盟会员，后任颇有影响的《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一大”之后，他作为
中央执行委员，担任了上海执行部三个常委之一，算是负责人。他竟策划一些国民
党人在上海南方大学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即激起左派
的反对。第二天，右派分子闯人上海执行部机关，抓住邵力子打了一通。事件发生
后，由毛泽东领衔，同挥代英、施存统、沈泽民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时楚伦“
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叶楚他对孙中山三大政策持反对态度，因而对毛泽东这位共产党员、跨党分子
处处刁难，力图赶走。他自己对党务撤手不管，把担子都推给毛泽东，毛泽东干了，
他又来挑刺，使毛泽东进退维谷。后来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毛泽东向他面交了一
封14人的联名信，反映“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
务几于停顿”。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
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作为秘书起初的境况还不错，然而渐渐地和总书记陈独
秀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日子变得越来越不好过。因为他毕竟是秘书，而陈独秀的
“家长”作风此时已颇盛，容不得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积劳成疾，加之心境不佳，遂请假养病，挈妇将雏，离开喧闹的大都市，
返回一山一水都令其眷恋的故乡去了。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秘书一职，由罗章龙代理。而国民党内方面的叶楚伧则十
分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频频举杯，以志祝贺。
在此后不久的中共“四大”上，在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中，毛泽
东落选了。
后来成为毛泽东对手的张国焘这时也正遭厄运。
张国焘自从在中共“三大”落选质，就一直意态消沉。在国民党“一大”上，
他只参加了一次大会，就让李大钊、谭平山代为请假。孙中山得知后，特邀张国焘
在西壕酒店参加夜宴。张国焘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铁
路工人秘密组织才能恢复。我们已决定在‘二七’一周年纪念日，在北京秘密召开
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现在距会期不远，我是主要负责人，是非赶回去参加不可
的。”孙中山原已知道张国焘对党内合作有意见，却并不计较，现在听了张国焘的
话；欣然同意：“这样也好，主持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也很重要，应当从速前往。彼
此交换意见么，以后还有机会。”夜宴之后，孙中山又派人送来一封信。并附了20
00银元。托张国焘捐给铁路总工会，预祝大会成功。
张国焘返回北京后，仍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孙中山希望他能去武汉担
任实际工作，就像毛泽东在上海那样，但负责主持武汉执行部工作的居正、覃振以
张国焘难以驾驭为虑。张国焘意识到这条路上将铺满荆棘，便通过李大钊，婉词谢
绝了孙中山的这一拟议。
4月20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正式成立。北京执行部负责领导北方15个省市的工
作，由李大钊、丁惟汾、王法勤、于树德四位中央执行委员主持，张国焘、于方舟、
韩麟符三位候补执委也经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