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两党产生误会与矛盾。
对于这次上海谈判及谈判后所达成的七条协议，孙科等人十分满意。都表示要
回广州参加“二大”，并表示愿意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与合作。
上海谈判后，中共中央认真履行协议，曾将协议方策再三向基层党员报告。为
了将协议精神贯彻到国民党“二大”上去，陈独秀特派张国焘去广州出席“二大”。
并担任中共党团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在会议期间指导党团活动，执行协议原则。
年底，国共两党要人纷纷聚集广州。
李大钊、于右任等率领北京代表团来了。
恽代英、沈雁冰等率领上海代表团来了。
西山会议派的几名成员也来了。
还有那位“东征英雄”蒋介石，12月31日一回到广州，就被授予一枚金质勋章，
第二天，即神采飞扬地出现在大会会场。
广州原省议会楼大厅门口，高高扎起了绿色松柏门楼，门楼两侧写着对联：“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厅之内，正中高悬孙中山遗像，旁置“奋斗”
两个大字。1926年元旦，礼炮轰鸣，两架飞机在空中翱翔，抛撒着纪念品。在节日
的气氛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开幕仪式。
正是：
今日同在旗帜下，
明天再看真与假。
欲知大会如何开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蒋介石试探汪精卫 沈雁洋协助毛泽东
话说国民党“二大”元旦举行开幕仪式，实际工作是从1月4日开始，一直开到
19日。
大会278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168人。中派代表65人，右派45
人。由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使会议得以继续坚持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而使西山会议派受到严厉的打击。
大会以汪精卫、谭延岂、邓泽如、丁惟汾、谭平山、经亨颐为主席团成员吴玉
章为秘书长。
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大会，席位为第13号。会前，他被指定
为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并为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
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严厉批评西山会议派的言论和行为。在大
会上，毛泽东作了“一大”以来的宣传工作报告，并参与起草了《宣传决议案》、
《党报决议案》等文件。
会议的主角是汪精卫，他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
蒋介石在会上引人注目。在“一大”上，他连正式代表都不是。刚过去两年，
这一回她不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他以东征凯旋
者的姿态，踌躇满志地说：“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蒋介石报告完毕，全场掌声雷动。此时，代表李子锋站了起来。提出一个动议：
“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在会议场合向一位并非领袖的人起立致敬、还从来没有过。
左派人物詹大悲看不下去，向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信，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
的动议。不过当时蒋介石风头正劲，俨然成为政治新星，却也由此可见一斑。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
《对外政策决议案》以及有关党务、政治、财政、军事、宣传、工运、农运、妇运
等决议案。
大会听取了路友于“关于弹劾西山会议审查报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
议案》和《处分违犯纪律党员决议案》。把策划西山会义的谢持、邹鲁二人“永远
开除党籍”；对于参加西山会议的附和者居正、邵元冲、叶楚他、林森、张继等12
人给以警告处分，并限期两个月内具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若不接受大会警告，是
甘心背叛国民党，而与谢持、邹鲁同趋，开除其党籍；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
之许可，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
起党内纠纷，大会予以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在大会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国民党
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
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
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人共产党时，要得该地
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
毛泽东当即站起来逐条反驳。关于共产党人的身份，他说：“如果怕声明自己
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
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取得法律地位，
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关于共产党的
活动，他说：“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的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
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
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问题，他这样说“无
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
张国焘、高语罕、范鸿（吉力）也驳斥了袁同畴的主张。毛泽东和他们三人的发
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袁同畴势单力孤，无言以对，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
回前时的提议。”
1月16日下午，会议送人关键阶段——选举。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36名，其中
汪精卫票数最高，潭延岂、胡汉民、蒋介石次之，内有共产党员谭平山、林伯渠、
李大钊、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7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4名，其中有共
产党员毛泽东、许（更生）（苏）魂、夏曦、韩麟符、董必武、邓颖超6人；中央监察委
员12名，其中有共产党员高语罕1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有黄绍（立宏）、李宗仁等8
人。
大会决定续聘鲍罗廷为顾问。
1月22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推举汪精卫、蒋介石、谭延岂、谭平山、林伯渠、
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同时，全会决定
了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宣传部长江精卫、工人部长胡汉民、组织部长谭平山、农
民部长林伯渠、商民部长宋于文、青年部长甘乃光、海外部长彭泽民、妇女部长宋
庆龄。全会还确定何香凝、戴季陶、毛泽东、邓演达、邓颖超等23人为派驻广东的
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任命周恩来、李
富春、朱克靖分别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副党代表。
这次会议对于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打击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巩固和
发展革命成果，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当时谁都可以看出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
派在会上占着绝对优势。出席会议的陈璧君就对她的丈夫汪精卫说：“你看看，这
次大会上能办事会说话的，一考查，都是共产党员。”
但是，对这样极为有利的局面，共产党却没有很好地利用。在陈独秀等人的影
响下，对势力正在坐大的国民党新右派基本没有触动。“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和
共产国际的代表了解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危险。为了排除这种危险，
他们准备向新右派（戴季陶）作出让步。”会前，即有上海谈判之举。会上，原定“
只应有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只是由于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
派们强烈反对，才使13名共产党员分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
共中央当时还指示，对国民党右派，也要投他的票。结果，胡汉民、孙科、戴季陶、
伍朝枢、萧佛成、吴稚晖、邓泽如、张静江等人分别进人中央执行委员会或监察委
员会，造成了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局面。
周恩来后来说：“这是陈独秀右倾视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
步。”
毛泽东说：“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
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吴五章也回忆说：“本来我们有条件使进步力量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取得优势，
但我们却自动地放弃了。事实证明，不进行斗争、幻想以片面的退让换取‘团结’，
其结果只会助长右派的气焰。”
当然，陈独秀、张国焘不这样看。张国焘后来说，争取孙科等人回广州参加“
二大”，孤立了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的顽固分子，这些人对孙科等人回广州开
会十分恼火，斥之为“对中共的妥协”。自“二大”召开后，“多数国民党人因而
改变态度，不再强调广州政府实行共产统治、为中共包办等论调了，大家要求团结
一致，共维广州的革命局面，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企图，似因此而阻滞了。”
事实是，右派分子并没有改弦更张，他们正在上海筹备自己的“二全大会”，
以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等到3月间，他们的会真还开成了。与会者114人，
选出了林森、邹鲁、谢待、张继、覃振等2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李敬斋、石青阳、
谢英伯等7人为监察委员。有意思的是，胡汉民在那边被选为中执委，在这边也当上
了中执委。会议的中心议题便是“肃清共产分子”。此后，西山会议派便成了公开
的待不同政见者，使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分化更加明朗化。
在“二大”上，收获最大的是蒋介石。他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
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里，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此时却当上了国民
军的总监。他从“左派军人”，成为“军界领袖”，并成为国民党中举足轻重的大
人物，与汪精卫一文一武，并列为国民党两大首脑。当时，广东政界、苏联顾问和
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为有汪蒋联盟这样的局面而庆幸，把它看作左派力量团结、实
现了“革命专政”的标志。他们哪里知道、巨大的隐患已经埋下。
这时的蒋介石已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作政府的保护人，一连串的胜利更助长了
这种倨傲情绪。他东征胜利后回到广州时，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舆论界把他捧为
“中国的拿破仑”。然而他却不领情，用轻蔑的口吻对何应钦说：“拿破仑算什么？
他不是在滑铁卢失败了吗？”汪精卫等左派领袖们渐渐察觉到一丝潜在的威胁，但
已经束手无策。
蒋介石从来就看不起汪精卫这些人。在一次伍朝枢作东的宴席上，他对左派进
行了冷潮热讽，把他们形容为“一群交头接耳的老太婆”。
伍朝枢是个著名的右派人物。右派这时已对新倔起的蒋介石寄予厚望，暗中策
划“联蒋倒汪”的策略。他微笑着倾听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