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枪响不已。”
3月22日上海《商报》电讯：“此次惨剧，政府早有决心。据知内幕者云，贾（
德耀）阁上台，正与列强进行大借款，约有五千万，须以防止赤化为条件，卫兵开枪，
可借以表示反赤。”
国共两党对这一惨案都表示了极大的义惯。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
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有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
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
之耻”。23日，北京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等团体及各学校1万多人，在北大三院举
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公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时在北京中法
大学上学的共产党员陈毅为主席。王一飞及《京报》记者邵飘萍等在大会上发了言。
27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宣言，主张驱逐段祺瑞，召集国民会议。
惨案刚刚传来时，鲁迅还不大敢相信。他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
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消息被证实之后，
鲁迅再也压抑不住了。当晚，他写了杂文《无花的蔷薇之二》，激愤的言词如同
开了闸的急流奔腾而出：
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
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
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
……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
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在文章的末尾，鲁迅
写下了写作的时期。他把这个血腥的日子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惨案发生之后，段祺瑞政府—方面推卸罪责，诬蔑参加游行的群众为“暴徒”，
一方面又加强镇压，于次日发下一道通缉令。通缉李大钊、徐谦、李煜瀛、易培基
等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人。
鲁迅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痛斥“暴动”之说：“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
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匆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便真是，而死伤三百
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啊！”3月25日，女师大为遇害
的刘和珍、杨德群等召开隆重的追悼会，鲁迅也前往参加。
死者的遗体安放在灵堂上，她们的身上还留着许多棍棒购伤痕。杨德群是身受
重伤救治无效，在医院里死去的。刘和珍是当场被打死的。而且遗体还被执政府扣
留了，师生们经过斗争才把遗体夺了回来。追悼会弥漫着悲愤的气氛。刘、杨的生
前战友许广平举着死者打满补丁的血衣，愤怒地控诉了反动派的暴行和污蔑。
鲁迅目不忍睹，一个人在礼堂外面徘徊。刘和珍的形象活生生地浮现在他的眼
前，他诧异于这样一个始终微笑、态度温和的青年女子，竟能如此勇敢地与反动势
力作斗争，并在斗争中毅然地献出了自己只有22岁的生命。
“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一个学生跑来，打断了鲁迅的沉思。
“没有。”鲁迅回答。
“先生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那个学生又说。
几天以后，鲁迅痛定思痛，终于写下了一篇感人至深、至今还作为中学生教材
的不朽名篇：《记念刘和珍君》。
不久，段祺端下台了。但他并非引咎辞职，而是在军阀内讧火并中被赶下台的，
他逃到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去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退出
京、津，冯本人也偕夫人离开张家口，取道库伦赴俄游历去了。直系首领吴佩孚和
奉系首领张作霖相继杀气腾腾地开进北京，两人见面后又是合影留念，又是互换兰
谱，两个老冤家居然成了一对新朋友。这样，北京便由奉直军阀联台把持了。张作
霖进京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诱捕《京报》社长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的罪名，下
令将这位敢怒敢言、才华横溢的新闻界巨子拉到天桥枪杀了。于是，国共两党党员
在北方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再说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跃升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之后，仍然不满足。
他没有为自己的急剧高升扬眉吐气，心花怒放，反而整日闷闷不乐，烦躁不安，常
对部下发火。连1月19日的“二大”闭幕式，他都借口“足痛心闷”，避不出席。1
月26日，“足痛”的蒋介石徒步登上白云山巅，“骋坏四眺，犹不能稍解郁衷，因
叹如何可使我驰责释负，达隐居目的。”29日，“与张人杰谈本党现象与个人处境，
不禁感慨系之。”
这时广东已经巩固，广西也已由广州国民政府管辖，左派和苏联顾问都为此而
欢欣鼓舞。这里面自然包含蒋介石的一份心血，他该为此高兴才对。再说他本人已
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头上罩满了五颜六色、耀人眼目的光环，他还有什么不开
心的呢？原来他早已瞄准了最高领导权。而要实现自己的雄心大志，他又感到有种
种矛盾困扰着他，使他绕不开、扯不断、摆不脱。
首先是和共产党人的矛盾。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党代表制度和设立政
治部是孙中山制定的政策，蒋介石不便公开反对。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共的力量和
影响不断扩大，到1926年春，军校和各军的政治部。几乎都是共产党人在工作，第
一军的各级党代表也是共产党员占多数，士兵中还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共产党深得人心，使蒋介石感到军校和第一军不是他所能任意摆布的。有一次，
青年军人联合会在《黄埔潮》上发表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戴季陶身穿长袍马褂，
头戴瓜皮疙瘩小帽，背着孙中山，走向阴森的孔庙，要孙中山吃孔圣人灵前的冷猪
头肉，孙中山两眼落泪，站在旁边的军阀、洋人和党棍则拍手称快。这副揭露新右
派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漫画，很快贴遍全校，甚至广州街头。蒋介石看后，气得“连
头发都竖起来”，大声训斥。他担心自己苦心经营的黄埔军校“共产化”，有朝一
日变成反对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国民党“之大”上，他更感到了日益强大的共产党
对他的严重威胁。
其次是和苏联顾问的矛盾。特别是和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几乎到了势不两立
的地步。他不仅感到季山嘉等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碍手碍脚，而且认为他们成了他
走向成功的绊脚石。
还有就是和汪精卫的矛盾。蒋、汪的私人关系本来就不融洽。东辽平定后，蒋
提出与汪结为换帖兄弟，遭到陈璧君的反对。有一次，她看到丈夫给蒋的信中有“
介弟”字样，当即破口大骂：“你愿意做他的把兄，我还不愿做他的把嫂呢！他算
什么东西！”骂得汪精卫再也不敢在老婆面前称“介弟”了。政治上、合作的蜜月
已经过去。身兼国府主席、政委会主席、军委主席和军校党代表的汪精卫深知，所
谓汪蒋联合，得利多的还是蒋介石，自己虽处于领袖地位，但占上风的是蒋介石，
因为蒋介石握有军事实力。于是，他开始向军队伸手。他经常到军校讲演，调解两
派学生的纠纷，以树立自己在军中的威信：殊不知这正犯了蒋介石的大忌。蒋一贯
把黄埔视为自己的领地，不允许别人越雷池一步。蒋二次东征时，汪精卫坐镇广州，
任命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代理蒋的广州卫戌司令。王原是从许崇智手下投靠蒋
介石而升任师长的，现在受到汪精卫宠爱后逐渐疏远了蒋。随着形势的发展，汪精
卫被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公认为左派的旗帜。这些，使蒋介石食不甘昧。卧不安枕。
他感到，不把汪精卫扳倒，就不能成就自己的宏图大业。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寻找扫清障碍的突破口，蒋介石从“二大”后就开始处心
积虑，苦思冥想，内心活动十分激烈。在这一段的日记中，他的话吞吞吐吐，藏头
露尾。闪烁不定，莫名其妙，正反映出他心中的难言之隐。
然而左派对他毫无警惕。他们只是陶醉于胜利之中。
苏联顾问也对他毫无警惕。2月，苏联源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
率团来华。调查苏联顾问在中国的工作情况。维护国共统一战线，考察北伐何时适
宜。探求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合作的可能性。鲍罗廷等顾问向布勃诺夫汇
报以后，这些苏联人共同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
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对蒋毫无警惕。陈独秀在《向导》上多次发表文章，称
颂蒋介石“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还说：“现在
蒋介石先生手刨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的肃
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拢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
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
的中山先生出了力不从心的怨气。”
正在各方麻木不仁的形势下，蒋介石等待的时机到来了。
3月17日黎明，蒋介石秘密由黄埔岛乘汽船来到位于广州东堤八旗馆的卫戌司令
部。当晚，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些愤懑不已却又令人难以捉摸的话：“所受痛
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
也是在3月17日这一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一向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
介石神色不对，而且同右派人物来往密切。他马上把这种异常的情况告诉了张大雷。
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兼作苏联顾问的翻译。这时广东区委书
记陈延年还在上海，鲍罗廷和加伦也都不在广州。张大雷把周恩来提供的情况转告
给季山嘉，季山嘉听罢，没有当成一回事，淡然置之。
3月18日傍晚，有三名军官突然来到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的寓所，声称奉蒋校
长之命，有紧急事情，请局长派军舰到黄埔待命。这时，李李之龙尚未回家，他们
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29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15岁时便加入国民党，19岁人烟台海军军官学校。
1921年，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他奉命到广州担任鲍罗廷的翻译兼秘
书。不久，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生。后来，他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
来直接领导。二次东征时，蒋介石源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兼中山舰舰长。1926
年2月。海军局局长、苏联入斯米洛夫回国，他被提升为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
中山舰舰长，授中将衔。他接管海军后，在汪精卫的支持下立即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