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明白，所谓改组军政府，实际想砍掉护法的大旗，要从他手中把军政府
的大权夺过去。5月4日，孙中山提出辞职，并发表宣言，沉痛指出：“吾国之大患
，莫过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细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也莫肯俯首于法律及
民意之下。”
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桂、滇军阀及其附庸非常国会里的政学会控制。护法运
动宣告失败。5月21日，办中山回到了上海。这时。他一筹莫展，意态消沉，对于
“外方纷纭，殊不欲过问”，陷入了苦闷、恍惚和绝望的困境。幸有庆龄陪伴身边，
才在无边的冷酷中感受到一些温暖。继而想到用心著书，以此启发人民，唤醒社会。
遂着手继续撰述过去未完成的《建国方略》，到1919年完成了全书。
护法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对于孙中山自有公正之论：是他不肯与军阀
同流合污而遭到的失败，如果跟军阀唱同调，还算什么革命党人！
这一不同凡响的评价不是出自别人，乃是出自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
独秀。
陈独秀，宇仲甫，安徽怀宁人，曾与写过《革命军》的邹容同期留学日本因反
清活动与邹容等先后被遣送回国。武昌起义后，任过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年9
月创办《青年杂志》，自第二期起改为《新青年》，为民主革命大声呐喊。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
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创、胡适等人为教授，并聘任他的老朋友陈独秀为文科
学长，为进步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陈独秀赴京就职，《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也移往京荔城。
1918年夏季的一天。陈独秀邀请参与编辑《新青年》的同仁开会，商定下—期
稿件。坐在陈独秀左边的是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的留美博士胡适，他清秀的面容
上带着几分微笑。右边是北大教授、图书馆长李大创，他四方四正的脸上架着一副
老式眼镜，唇上留着胡须，头发剪得短短的，目光沉稳。挨着李大创的，是身材不
高、面容瘦削、棱角分明的周树人（鲁迅），他时而深吸一口烟。对面坐的，依次是
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几位教授，其中还有周作人，他是鲁迅的弟弟，长得与鲁
迅颇有几分相似。
彼此寒暄之后，陈独秀提出了新问题：“诸位，探求真理是一条艰难的路啊！
孙文先生护法的失败，世界大战的升级，使我们不能不问一下。西洋的思想和国家
制度，是否是最先进的，是否适合于中国？《新青年》应如何引导国人，走向真理的
彼岸？对于下步如何办好本刊，诸位有何高见？”
胡适将圆圆的眼镜摘下，轻轻揩了揩，又架到鼻梁上，不急不慢地说：“一本
刊物，主义谈得太多，怕要弄昏了头的。政治上的事最好由政府去管嘛。《新青年》
应当带头研究学问，整理国故。我看把青年带进研究室比带上大街游行好。我目前
正准备研究古今小说，作些考据，作为探路吧。”
鲁迅看了一眼胡适那高深莫测的表情，开口说道：“古今小说是需要研究的，
适之兄也确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这在适之兄一人则可，作为《新青年》刊物则是不
可的。刊物是面对最富生气的中国青年的，应当办得切近这时代，触动这脉搏，感
应这神经。即便是作研究，也要有一点时代气息才好。”
陈独秀一边点头一边说：“豫才（鲁迅字）兄的话很对。比如他的小说新作《狂
人日记》，便有振聋发聩的力量。没有‘救救孩子’的时代声音，我们的文学革命
便没有了实绩。”
李大钊清了清嗓子，用那浓重的冀东口音说：“我以为《新青年》应当有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以前，我们对这个主义所知甚少。去年11月俄国革命的胜利，
使我们看到了它的光辉。这是指导庶民胜利的学说，也是挽救中国的良药。”
胡适微微皱起了眉头。鲁迅和其他人都陷入了思索。陈独秀素常十分钦佩李大
钊思想敏锐、见解深刻。这时接下来说：“守常（李大钊字）兄的意见极为重要，我
完全赞同。《新青年》要办出特色。真正成为中国青年的向导，就应当大力宣传马
克思主义学说。我看可以出一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这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此刻他们也许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以《
新青年》和稍后创办的《每周评论》为阵地，以科学、民主为旗帜，大张旗鼓地批
判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会使广大青年产生多
么深刻的忌想裂变，铸造出多么新鲜的信仰和品格，从而为即将来临的五四运动奠
定多少坚实的舆论基础。
在《新青年》众多的竭诚的追随者中，有一颗正在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他就
是后来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
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18年8月15日，出生手溯南湘潭韶山冲的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
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
湖南。他们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
到京后，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毛泽东为找一个托足之地，以获得生活来
源，经他的老师、此时已到北大哲学系任教的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
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水扫地外，便是管
理15种中外报刊，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北大教授们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
却只有八元。但他仍然感到称心，因为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
志青年。
新文化运动的浓厚氛围，使毛泽东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刺激。他参加了北
大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的新闻学研究会，一个是
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的哲学研究会。
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胡适座谈，请教学术和
人生观问题。
对陈独秀，他是崇拜的，认为陈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
是他领导的”。以前只读其文。此时终于见到了其人。
他既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当然更给他以直接的影响。这时，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太创是在古老的中国热情讴歌俄
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庶
民的胜利》的演说。这篇演说和李大钊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使毛
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我在北大当
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在李大到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
毛泽东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拆、陈公博、张国焘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
物，并同来自湖南的北大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后来和蔡和
森、萧于升、罗章龙等七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并吉安东夹道7号，八个人挤住在三间
民房小屋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毛泽东语）。
在清苦而紧促的生活中，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给了她情感上的慰藉。毛泽东进
湖南一师读书时，杨开慧还是个14岁的小女孩，如今已出落为18岁的大姑娘了眉清
目秀，文静娴雅。21岁的毛泽东经常来往于杨先生家里，和开慧的认识逐渐加深，
遂建立起恋爱关系。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
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的冰柱。在诗情画意中，互相倾诉着绵绵爱语。
1919年春，毛泽东因母亲病重。带着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活动经验，离开北京
返回长沙。不久，即创办了引人注目的《湘江评论）。
上海莫利爱路29号。
孙中山护法失败，与夫人住在此处整日闭门谢客，对国家的前途，对自己几十
年的道路，陷入苦苦的思索。看来。靠军阀来推行革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梦。目前
老牌官僚徐世昌又被徐树铮炮制的安福国会选为总统，他和刚刚被撵下台的冯国璋
一样，都不过是段棋瑞的傀儡。今后的路该怎样走呢？孙中山在徘徊中度过了一个
又一个不眠之夜。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他不小的震动，再次刺激了他兴奋的神
经。他把这一事件看作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1918年5月，他通过美洲华侨，向列宁
和苏维埃政府电贺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司奋斗”。
这期间，孙中山贪婪地阅读各种各样的书、有马克思、思格斯的著作，陆海军年鉴、
工业、财政、货币、运输、城市建设、土壤、农作物、地质、外语等书，匝有尽有。
屋内四壁挂满地图，冬日炉火熊熊，夏日短衣伏案，不读就写，不稍间断。他谈泊
地生活，每日菜金不过二元。有次外出购书竟然连团家的车费都没有了。《孙文学
说》、《实业计划》，以及20万字的《建国方略》，都是这期间完成的。他希望能
用自己的思想更广泛地唤起民众，实行“全民政治”。在他内心深处，正期待着一
场新的、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来临。
1918年11月。欧战结束了。中国因为参加了战争，也算是一个战胜国：北京政
府大肆鼓噪段总理对德宣战如何英明，段棋瑞本人更是以中国的救星自居。孙中山
对此不以为然。但对英、美、法、意、日五强主持召开巴黎和会还是抱有希望，因
为按照公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均应废除。孙中山为此感到兴奋。
但是，后来传来的消息令孙中山怒不可遏：
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的“和平会议”上，日本代表提出荒谬的无理要求：欧战
前德国在胶州和青岛的特权，包括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一切动产、不动产以及
筑路开矿权。均将无条件归日本所有，所持理由是袁世凯接受过“二十一条”，段
祺瑞与日本政府有个“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
巴黎和会本来是列强的战后分脏会议，在列强的眼里根本没有中国人的利益，
和会竟把日本的无理要求明文规定下来。北京政府代表、外交总长陆征详求告美国
总统威尔逊无效，遂准备签字认账。
这样的局面，怎不令孙中山怒火满腔、痛断肝肠！
这天，正在孙中山坐卧不安、踱来踱去的时候。朱执信兴冲冲地走进孙中山的
书房，一进门就挥舞着一张报纸，大声喊着：“先生，你看！喜讯，喜讯！”
孙中山接过报纸，迫不及待地看起来，未及看完，拍案叫好。
你道为何？
原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一片愤怒，处处沸沸扬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