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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我一再感到自己是一个非常单刀直入的人。我很了解这一点。但是，换个角度看，那又意味着我是一个急躁甚至鲁莽的人，也就是说，我在通过小说看这个世界的问题上缺少自信。我正在写的这部《赤身与肉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抓住一个在我眼前晃荡的真实就马上飞奔的产物。就常识而言，特别是小说家，绝对不应该是一个单刀直入的人。可是，作为小说家我显然是一个例外。有人似乎认为，我的这种倾向起于我过于贪心，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应该说，不是因为我贪心，而是因为我时不时地为这样写小说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
有意义而感到不安。
怀着这样的不安感，我又没头没脑地写开了。在写小说时，我会无意识地把写作行为与其他几种状况作对比，或者联系起来思考，其中之一就是跳舞。以慢慢，快快等语言来表现的交际舞的速度和节奏感，跟在写小说的瞬间所感觉到的节奏和速度感，很多地方意外地互相接近。在那种速度感里，被描写对象的性格显示为占统治地位。我有时候是以快而敏捷的动作，有时是以慢而优雅的动作，跟着对方的节奏，把对方旋转起来或者是我自己也旋转。在这个过程中，我会一再感受到我与对象之间茫然的本能性的协调。我之所以能与小说中的对象融为一体就是因为那种节奏感。在写作的时候，我并不只是跳交际舞，我也会在跳跃着的描写与描写之间，气喘吁吁地跳迪斯科；而当我觉得小说在构造上必须破格时，又会毫不犹豫地跳起霹雳舞。我甚至不会拒绝投身到代表权威性的行为艺术的某个场面。
与写小说有关联的另外一种状况是驾驶。当然，牵强附会一点，我们的生活可以跟写小说的状况以任何方式重叠在一起。在我来看，对那些互相关联的形象逐一做出诊断并非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只要可能，我会鼓足勇气继续做下去。在我们的日常或非日常性的所有人生形态中，检讨某种机制、某些在构造上相似的部分，就算是一个单纯的反复，但回头看去，每次也都崭新的，都会给我的小说带来冲击。在这个意义上，我在写作中经常会有正在驾驶的感觉。换档提速与刚刚说过的跳舞的状况约略相似。不过，无法忽视随着行驶里程数的增加，自己也会有轻飘飘的感觉。不仅如此，换车道或左右转弯时需先开转向灯、驾驶时要随时注意左右前后，有时需要防护驾驶等等，都与写作中可能碰到的，或者在写作过程中不断要意识到的状况有关。我在写作时特别留意开转向灯这一环节。转向灯的闪烁跟小说里的伏笔互相关联。特别是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很重视各个章节之间的联系。比如，我从不节制副词的使用。对我来说，那些副词起着跟转向灯一样的作用。除了为了吓唬跟在后面的人而故意突然转弯外，我只有在开转向灯的情况下才左转或右转。
虽然联系其他状况能更明了地突显写作自身的属性，但是写作跟跳舞或者驾驶当然不一样。一再重复类似的比喻，就有把写作行为抽象化的危险。所以，我想暂时讲一些因为太普遍而觉得没必要谈论的事情。比如，当写作中遇到思维停滞不前的情况，我会在一个字一个字斟酌的同时做其他的种种事情。我要么唱歌、吹口哨和剪指甲，要么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有时还会离开椅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还会偷看别人做事，甚至说几句无聊话。我这么说的同时也在想象，读者们一边读，一边可能采取的姿势和行动，还有其周边的状况等等，据此我可以确保我和读者之间具体的、现实性的联系，以在一定程度上安慰一下被关在写作这一封闭空间里的孤独感。此时我和我的读者成了同一块磁铁的两极。此时我徘徊在文字筑成的迷宫里，疲惫虚脱，结果还是回不到自己身边，而是浮现在这部小说所象征的另一个现实世界里。
我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我一直名词复数称呼的读者们是不是真的是复数？如果是，那两个以上的数量到底有多少？这又有一点玩笑感，那就让我严密一点：是不是根据这部小说所能预测的读者的数量，我说话的方式也应该有相应改变？我可以用跟一个人面对面接近的方式，把身体倾向打字机，然后用很低的声音说话，以至耳语；也可以像是环顾着三，四个人，以讨论的语气淡淡地说；同样可以——尽管现实的可能性非常小——像是在成千上万人聚集的地方，通过扩音机大声嚷嚷地说。所以我认为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不同的语气，至少在重新开始的时候，从好几种方式中选择一种。在这部小说的世界里，能够诊断一下写作和阅读的现实性的关联，会给我某种意外的舒适感，还可以借此增强自信心。因此，我才敢于说出这样的话：
“如果某个人在自身的现实性经过的终点，正通过文学写一个有关他自身自由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已经不仅仅是关于他个人可以借此增强自由的故事，还可能是关于所有人自由的故事。那是不是现实行为的属性呢？”
我一边在说这些一看就是理所当然的话，一边稍稍平复了一点如同拔河比赛中担心对方突然放手的不安感。当然，那个所谓的对方就是读者。但是，可能这只是我的错觉而已。如果有人反驳说，实际上读者与我之间的绳子根本就没有绷紧，从来没有绷紧过，未来也不会被绷紧，那我将无言以对。也许是我一个人抓住地上被拖着的绳子，然后怀着对面偶尔会出现一个人的期待，把世界的绳子拽了一下而已。尽管如此，就像刚才说过的那样，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但我确信，如果我确实创造了一个现实性的跳板，然后站在那上面的话，那么，跳板的那一边自然会有读者的现实性重量。因此，我唯一的问题就是，最大限度地捕捉这部小说的现实性。
赤身与肉声 上赤身与肉声（25）
但是，这里所谓的现实性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吗？还是让我暂时绕道而行吧。虽然是片断，但我这一期间有过几次与这部小说的读者反应接触的机会。我知道，往往是那些没有攻读过文学专业、对体系化的知识感到惋惜的人们，对这部小说表现出些许的兴趣；而与此相反，专业文学人士却异口同声地说，这样的小说自己也完全能写得出来。对于那些专业文学人士而言，未知世界的故事更有吸引力。当然，我完全能接受他们的立场，因为我也常常对自己缺乏那种现实经验而感到懊悔。可是又如何呢？包括我在内
，那些往往受到高度评价的极其现实的经验，文学圈以外的人也能经历的。专业文学人士们不惜赞赏说，他们每天活着的故事本身，就是宝贵的体验。
在这个意义上，我再一次问自己：究竟什么是现实性？它是不是写作者在日常生活中所能各自接触到的现实的呢？那么，作为小说家的我，应该怎样区分对文学本身而言的反省式的认识和作为自然人从实际人生中所获得的洞察力？二者是不是同样都具有现实性的呢？也许我的这种想法犯了什么错误，所幸的是，我也就想到了这个程度。我希望这一想法能拓宽一点思路，但或许只有到这部小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才能真正整理我的思维。
但是，如果甩开千头万绪，只谈现实性的话，那么对我而言，大众小说才是真正的小说，即更接近小说的根源。如果说大众小说是拥有光滑而湿润的皮毛动物，那么所谓的纯文学小说就像是经过了加工的动物标本。因此，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写非大众小说，我有一种制造纪念品似的感觉。读者的多少不是问题。当人们发出“小说”这两个音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浮现出的却是另一种小说。我对我的小说与人们所说的那个“小说”之间存在的隔阂感到非常别扭，简直成了一种负担，因此尽可能努力地去接近那个“小说”。当然，这对我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不，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对那些大众小说，我只是想读一读而已；如果硬要自己也那么写，那只会是一场苦难。这并不是要表现什么高尚的精神主义，也不是没有想写的想法，而是说，至少是现在，我还没有适应那种写作方法。
有一次，在几个男女聚在一起喝酒的场合里，一位朋友突然给那些女士们介绍说，我是一个小说家，还嘱咐她们说话要小心。那些女士们以半信半疑的表情看着我问，是不是真的？按她们的话来说，我长得根本就不像个小说家。顺便插一句，我经常听别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长得根本不像个小说家。每当那个时候，我就会反问，那要长得怎样才像一个小说家？但从来没有得到过确切的答案。每当那个时候，我就这么说或心里这么想：“从某种角度上看，我是为了打破我们内心的固定观念而写小说，所以我的长相如果打破了人们头脑中小说家长相的固定观念的话，那么这正是我所希望的。”闲谈之中还给自己的话加上引号，有一种结构上的均衡被动摇的感觉，但是那种摇晃中的均衡感让我感到愉快，片刻之后也就过去了。
总之，为了不煽动那些女士的关心，我就说那个朋友在瞎说。但是，最终我还是被那个醉醺醺的朋友判为小说家并烙上火印。其它所谓真正的小说家们也都是如此。我非常不愿意被那些全然不认识我的人称作小说家的理由之一是，听完介绍以后，他们奇怪的表情和充满着好奇心的目光会让我困惑；况且，由于大都不认识我，对他们而言，我无疑是个无名的新派小说家（当然，事实也是如此）。那天的情况也不例外。不知是不是因为我过分发挥了自我意识，反正她们都是眯着眼睛看我。在那个时刻，我头一次意识到，原来“小说”一词意想不到地带着充分性感的响声。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大众小说才是小说，因为那些小说一半以上的内容和性与爱情有关。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说实话，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一不小心自尊心就会尝到伤害，也是我不喜欢被别人介绍为小说家的缘由之一。但是，细细琢磨，又觉得自尊心容易受伤害的态度不太自然。我曾经公然说过，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也要写一写大众小说，因此对无意中把小说当作流行概念来使用的某个陌生人的发言感到不快，显然是不妥当的。我应该稳当地接纳她的话。况且，那是一句我已经听过无数次、而且谁都可以说的话。事实上，很多人都跟我说过，能否让自己成为我的小说的主人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