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76-寻找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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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6-寻找成吉思汗-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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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出现来自外国的斯拉夫文,再怎么说,也不伦不类。


第一部分秘史之谜

    葛瑞尔刻在青铜板上的文字,取材自一本研究成吉思汗生平的“圣经”——《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这本书的作者至今不明,也不知道他编撰秘史的动机何在,但是,在中亚文学史上,却是顶尖的重要文献,与游牧民族其他文学和历史作品并肩齐步。    
    声名显赫的帕拉丢斯(Archimandrite Palladius)是一位饱学多闻的修士,长于汉文,清朝末年,曾随俄国宗教使团去过北京。1866年,他宣称取得蒙古史家记录的成吉思汗秘密档案,这个发现顿时在平静的东方学界掀起万丈波澜。大家都知道,研究游牧民族的局限在于多半没有文字纪录,再加上他们居无定所,就连考古学家都很难找到关键性的判断依据。也因此,帕拉丢斯刊行的蒙古秘史,堪称是划时代的历史巨著。这部史诗在成吉思汗过世后不久写成,描述了蒙古族的起源,翔实地记录了蒙古史上最伟大的大汗,是如何诞生、崛起,一生又是如何立下震撼世界的汗马功劳的。    
    帕拉丢斯的学术成就还只是蒙古研究的起点而已。接下来的十年中,不同版本的《蒙古秘史》与精彩纷呈的旁枝故事,在私人图书馆与官方典藏的角落出现,研究蒙古史蔚为风潮。大家这才明白:几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早就知道有这本秘史的存在,只是自认天朝大国,对这些野史不屑一顾。原始的《蒙古秘史》来历甚奇,念起来是蒙文,却是用汉字音译的。当初编撰这个“汉译蒙音”的学者别具用心,内容不但有许多抽象的蒙文,还有相对应的词汇表,或许这本书原本是用来训练中国的蒙语通译也说不定。汉字的中介为这本秘史蒙上了一层难解的面纱,原始的蒙文本至今未曾得见,而且至少其中一本在中国内战中毁于兵燹。一个世纪以来,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一直企图重建原蒙古版本,但其中仍有许多含糊不明之处。    
    学者一般相信,《蒙古秘史》的撰述缘起,是让成吉思汗的后裔有个认识祖先言行的依据,让他们知道赫赫有名的大汗出身何处——这也就是“秘”这个字的来源,意思是只有胄贵裔才有资格阅读。不过,也有人认为,“秘”这个字指的是这本史书流传不广。无论如何,《蒙古秘史》应该是吟游诗人在营火边,为蒙古族人讲述蒙古之父——成吉思汗崛起的传奇,殆无疑义。    
    葛瑞尔与阿乌博德安排的会师地点,是一个小湖——蓝湖(Blue Lake)的湖滨,在乌兰巴托东北一百九十英里处,《蒙古秘史》中曾有记载。虽然已经是5月底了,但是漫长的蒙古冬天一点也没有退缩的意思。湖边的芦苇被霜压得抬不起头来,但还在作响,乌鸦在光秃的树上大声叫唤;湖面大约有半英里宽,四分之三的湖面盖着一层将融的薄冰。幽暗的山谷里,犹有未化的积雪。小湖的另一端连着陡坡,坡下的草地也是一片枯黄。陡坡上有一个煞尽风景的标语刻在石板上,盛赞苏俄十月革命的辉煌成就。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小玩笑,我们在湖滨放下葛瑞尔制作的第一块石碑,庆祝苏联的失败;而八百多年前,一小撮蒙古族人也在这里,矢志效忠一个二十八岁、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人——铁木真。宣示效忠的仪式一如蒙古族人的质朴率真,大家用想得到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忠诚。第一个人说,他要做铁木真的雄鸡;第二人要做他的弓箭手;第三人想当他的牧羊人,为他看顾羊群;第四个想替他放牛;第五个则希望当他的马车。这几个人都志愿随他南征北讨,以性命护卫他的安全。其中一个吟唱出一首歌,收录在《蒙古秘史》中:    
    我愿变成老鼠,    
    替你把东西收藏起来;    
    我愿变成乌鸦,    
    替你聚集所有;    
    我愿做披盖的毛毡,    
    大家一同披盖;    
    我愿做挡风的毛毡,    
    共同遮护家乡。    
    也不过二十年的时间,这一小批在蒙古社会边陲流浪的亡命之徒,竟然使亚洲绝大部分的人民,闻之丧胆。蒙古尊称铁木真为成吉思汗,矢志效忠的“老鼠”,成为无坚不摧的骑兵统帅——速不台。这位将领曾获得军事史家哈特高度肯定,墓志铭上说他“征服三十二国,赢得六十五场会战”,绝非浪得虚名。


第一部分集体作决定

    1990年5月,十来个蒙古人围着葛瑞尔精心雕铸的青铜雕像,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刻;我没花多少时间,就确定这个试骑队中,多半是艺术家,只有两个志愿者是真的为了跨洲远行而来的。那两个人很好认,因为他们穿着全套远行服饰:深棕色的蒙古袍、侧边有精美刺绣的厚重毡靴,一身簇新。他们希望能被选中,骑马长征法国,这两个人的专长也的确派得上用场——这又是阿乌博德抄袭我的计划——其中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兽医。    
    医生是个相当害羞的年轻人,却在脑后留了一条时髦的马尾辫,他的装束在蒙古社会肯定非常刺眼。中年兽医是他的朋友,模样看起来有点像是美国橘柚(Samson),胸膛圆鼓鼓的,脸孔坑坑疤疤。腰间系了一条举重选手用的那种宽皮带,头上戴着蒙古传统的尖帽,挺不协调的是,一下雨,他就在帽上蒙上一层塑料购物袋。一路下来,这位先生的样子不免有些狼狈。他很爱美,但是放纵饮食的结果,却造成了他的水桶腰。接下来几天,他老是在营火边晃荡,等待第二轮、第三轮的取食机会,至于他的动物医疗专业,最后证明,一般的牧民单靠基本常识都比他强。他没有入选。    
    那位年轻的医生看来也有问题。他为人沉默,待人和气,只要帮得上忙,他一定全力以赴。但是,他却有个致命的缺点,他是极少数、极少数在马鞍上坐不稳当的蒙古人,说得再直接一点,我从来没有见过骑马骑得这么难看的蒙古人。他一翻身上马,顿时不知所措,浑身不自在地随马颠两下;马一受惊,稍微闪躲,他就会掉下马来。大家都替他难过、着急,就连旁观的艺术家都有些看不下去。这批艺术家中,有油画家、水彩画家,也有雕刻家,好几个人身手都相当矫健。    
    他们都是蒙古艺术家协会(Mongolian Artists?Union)的会员,我猜,他们是葛瑞尔邀来的,有他们在,就可以打出“协会计划”的招牌,让这次活动沾点半官方色彩,同样重要的理由是:这些人可以分担一些开支,租用马匹、聘请向导领我们进山的花费,就不会高得无法负担。很明显的,以前并没有人尝试这种远征,我们必须依循蒙古的心态来思考。    
    我很快就发现,在蒙古,作决定是一种集体活动。每天的行程安排、雇多少匹马、路线怎么走、马鞍合不合,甚至再琐碎一点的事,不论他们本身有没有经验,蒙古人都可以翻来覆去地争辩。最先提议的人把他的想法婉转地说出来,然后就转身去干自己的事,留下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现代蒙古人挺喜欢补破网的。    
    我们沿着微微起伏的低矮山丘地形,从乌兰巴托开了六个小时的车子,终于抵达了预定会合的地点。载送我们的是一个联合车队,里面的吉普车和越野车都是向各个国家组织、集体单位好说歹说借过来的。说来有些好笑,这些车辆都是经过“蒙古化”之后,才勉强能在地面上奔驰的。所谓的“蒙古化”,指的是废物利用,或是翻修不知道打哪儿弄来的零件,勉强凑合成的。所以呢,吉普车上破碎的挡风玻璃,可能来自一部车祸中全毁的同型车;后车轴更惨,不知道又是哪一部事故车的残骸,还不是同一车型;变速箱显然是从小车上拔下来的,有些别扭。车灯、后照镜之类的小东西(如果有的话),都是用绳子或铁丝一圈圈绑起来的。这样的车当然是走走停停,没走两步路就要修理,轮胎的气好像永远充不满。    
    这种修修补补而成的车队,切实说明了在这样的社会中,组织一支前所未见的远征队有多困难了,因为在蒙古,根本找不到适合的装备。蒙古位于前苏联的边缘,漫长的补给线到这里已是尽头,也难怪运到蒙古的苏联货,都是一些捡剩不要的次级品。再加上蒙古国内铺设好的马路根本没有几公里,汽车的寿命就更短了。要开车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只能依循地上的车辙痕迹,这是前人横越大草原留下来的路标,有时走上隘口,有时越过小溪,说不得准。在蒙古,是没有桥的。有时车辙太深,驾驶员就胡乱转向,再轧一条新的路线。坐在车上的人往往被颠得七荤八素,车子也被震出内伤,更把壮丽的自然环境破坏得体无完肤。一条条的车辙就像一道道疤痕,伸向四面八方,蒙古大地被碾得支离破碎。


第一部分核心成员

    阿乌博德物色到一位翻译——博希吉特医生。一路上我碰上不少蒙古人,可是他跟他们完全不同。他是心脏专家,却不愿意在这个极度缺乏医师的国家行医;他是思想家,不畏惧威权统治,一心一意想成为卓越的政治家。但是,蒙古第一次举行自由选举的时候,他却洒脱地拿着鱼竿去钓鱼。他像其他受过教育的蒙古人一样,俄文极为流利——俄文是学校必修科目,但想要深造,得下苦功去研读才行——英文说得也很溜,还自修法文、德文。他曾经在布达佩斯接受过医学训练,因此说得一口好匈牙利语;在斯德哥尔摩也当过驻院医师,还能来上两句瑞典话。他喜欢马,却很讨厌骑马,现在更得了严重的花粉热。望不到尽头的蒙古大草原,夏天是世上花粉指数最高的区域之一。倔强的“大夫”绝不放弃。他的名字在蒙文里的意思是“基础”,在后来的行程中,他一路陪着我们,是我们少不了的好帮手。他心地仁慈、坚毅果决、喜欢动物、博学多闻。走到哪里,都看到他拿着他那根折叠钓竿片刻不离身。他的厨艺惊人,有限的食物,到了他的手上,总觉得可以有些变化、好吃得多。    
    另外两个人是我们这次试骑队的核心成员。保罗·哈里斯是我找来的,负责摄影。他是英国人,三十来岁,在伦敦做职业摄影师,曾在我老家爱尔兰拍照,因而结识。我写信问他,有没有朋友愿意到蒙古参加远征队,这个专拍户外写真、性喜浪迹天涯的小伙子,马上自愿请缨。我相信他是个好相处的人,事后证明我的感觉没错。他爬过南美洲与尼泊尔的高山,主动积极,适应力强。他是个摄影狂,常常一大早起来爬到高处,寻找最佳位置,捕捉最适合拍照的光线。    
    第二摄影师巴雅尔负责的工作是拍摄胶卷影片,以便制作此行的纪录片。他是蒙古电视电影厂(Mongolian TV Film Studio)的员工。这单位的名称气魄不小,其实只是乌兰巴托无线电视塔阴影下的一栋破建筑而已。历经沧桑的蒙古电视电影厂曾经风光过,专门制作东欧集团喜欢的新闻片或纪录片。不过,席卷世界的电视设备也没饶过这里,搞电影的不再吃香,电影厂没落了,就只剩下几个老摄影师和收音师,拿着破旧的设备苦苦支撑,所有的预算与光彩都被新兴的电视抢光了。即使前途一片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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