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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成吉思汗的陵寝，有各式各样的揣测及联想，对于殉葬的宝物更是传得沸沸扬扬，不知勾起多少颗觊觎之心。荒诞离奇的故事，史不绝书，什么说法都有。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相信，成吉思汗的遗体并不是埋在肯特省，而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高原。普热杰瓦斯基就听说，鄂尔多斯高原上有座神庙，成吉思汗的遗体“分别供奉在一具银棺材和一具木棺材里，棺材就放在神庙中央的黄丝帐中”。这座神庙还有一段肮脏晦暗的政治史。“遗体”多次被取出，又因作为蒙古精神象征而归还。日本侵入满洲的时候，曾尝试劫走这批“遗体”。当时的日本帝国根据考古所得，还设计了一个规模宏伟的陵寝来安放。这个计划并没有实施。反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1955年倒真的在内蒙古兴建了一个成吉思汗陵。当时的人赫然发现，共产党跟日本人设计的陵寝，几乎一模一样。而当蒙古禁止人们庆祝成吉思汗八百岁冥诞时，中国共产党不但兴建陵寝，还允许蒙古人前往朝圣，北京政权因而赢得了蒙古人心。当时，为了纪念先祖，前往鄂尔多斯谒灵的蒙古人多达三万。
现今的一般学者相信，鄂尔多斯成陵，最多只是成吉思汗的兵器冢而已。没有人搞得清楚陵寝里面到底有什么，再加上因为政治因素，“遗体”被移来移去，就算是以前真有遗体，经过屡次劫难，到底还会剩下多少真迹，也不无疑问。此外，有关陵寝所在地的误会，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很久以前，据说，成吉思汗埋在不儿罕山脚的时候，有一个蒙古部族衔命看守陵寝，但是，相传几代，陵寝上面长成森林，部族开始迁徙，一段时间后，搬到了鄂尔多斯高原，故老相传，他们还是认为自己在看守陵寝，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现居地与成吉思汗陵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了查明真相，日蒙合组了三河探险队，接受日本某大报的资助，动用了惊人的费用和最新的科技产品，在肯特省的角落展开地毯式搜索，试图找出答案。他们动用卫星摄影技术，照遍了不儿罕山的每个角落，空照图密得有如马赛克。现在他们进行的是最累人的工作，使用经纬仪（theodolites）与距离测定仪（range finders）进行田野调查，把希望寄托在遥感技术（remote…sensing program）上，目的是彻底检查此地的植物、土壤、岩石以及磁场。他们动用了一大堆仪器，有些像是地雷探测器，有些是挂在脖子上不知名的黑盒子。他们聚精会神地盯着仪表上的指数看，要不就倾听耳机里传来的声音，拨弄几个转钮或是开关。他们深信，只要成吉思汗的陵寝在这里，一定可以从异常的地表数据上找到蛛丝马迹。有很多笃信传统寻墓方法的人不大赞成他们的做法，几个世纪过去了，河流可能改道，直接流过陵寝的位置，此外，河水也有可能在陵寝的上方汇聚成湖。不过，日本的专家是唬不倒的，他们利用各种先进技术，精确地绘制了此地的湖泊与河流地图，寻找不正常的排水孔道。蒙古政府给他们三年的调查时间，我们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完成第一季的工作。
日本的研究者一时之间，还搞不清楚我们是干什么的。当我们一大伙粗壮汉子，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山脊上，然后一个劲地往营地冲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马贼来了，正打算扛起来复枪，上马厮杀，幸好只是虚惊一场。我们的蒙古朋友倒是挺喜欢他们制造的刺激。他们勒住惊慌的马匹，大声地向探险队中的蒙古人打招呼，把场面弄得更加混乱，也扰乱了考古学家单调的生活和研究工作。好不容易才静了下来，我们喝了几杯茶，接着上路。穿过黄白色的帐棚，看到一大堆目瞪口呆的日本人，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嫉妒，羡慕我们这批过客无忧无虑的行旅生涯。
第二部分敬拜者的心意
虽说不儿罕山就在眼前，我们还是骑了一个多小时才真正抵达。前方松树林中的空地上，出现了一个好像印第安人帐棚小屋（tepee）的东西。
这是一个由树枝搭成的三角体，顶头尖尖，有点像是火山堆。顶端的树枝上，绑了十来根旗帜、棉布条，在风雨的侵袭下，有些褪色了。在这堆东西的前面，有一排半圆形的小松树，上面也有些丝带和碎布在飞舞，在成排的松树前，距离树枝搭成的三角锥约五步处，还有块矮矮的大石头权充祭坛，上面放着火柴盒、方糖、铜制弹壳、硬币，甚至还有几张纸币。我们看见的这个东西叫做敖包，在蒙文里是祭坛的意思，设置在这里，当然是因为不儿罕山是蒙古人心目中的圣山。我们一行人以顺时针的方向，绕了敖包一圈，以示尊敬；然后下马，在祭坛上放下我们的祭品。大家很自然，没有半点扭捏。艺术家、牧民、医生，不知道从哪弄来了几根布条，系在敖包上面，然后在自己的兜里寻找合适的东西，放在石坛上。这是蒙古人的古老传统，阿乌博德从坐骑的尾巴上，拔下一根白毛，绑在树枝上。兽医跪在石坛前，点燃了一堆香。也有人放了点钱或是面饼。大伙儿正在祭祀的时候，丹比多尔扎用烟草盖做了个碟子，把香灰放了进去，慢慢踱到拴住的马匹旁边。他在每匹马的鼻孔前面，拿起一搓香灰，让它们嗅一嗅，他解释：“这会给它们带来好运道，保佑它们平安健康。”然后，也没有人下号令，大家又自然而然地聚在敖包前面，或站或坐地排成两列，请保罗帮他们拍张照，就好像刚刚下车的观光客，在外国教堂前照相留念。
爬上不儿罕山山顶，几乎要了我们的老命。以往高耸入云的参天巨树，外加能庇护成吉思汗免于被追兵捉拿的繁密矮树丛，已经被松树林取代，规模小得多不说，现在又被野火烧得只剩下扭曲的骨干。树干倾倒在地，又被烧成灰白色，一不小心，就会被绊个跟斗，要不就是踩在尖锐的树枝上受伤。山势相当陡峭，增添了行进的困难，这里的土质相当松软，猛力一踩，经常造成落石，要不就是脚底的泥土一滑，一个踉跄。地形虽然如此恶劣，却没半个蒙古人下马，照样催促他们的坐骑，奋力爬上这道诡异的险坡。马匹喘气、嘶吼，它们的马蹄都没有蹄铁，照样越爬越高；马蹄所到之处，脆弱的页岩应声断裂。这种惊人的体力与韧性让我大开眼界，也终于明白中古时代蒙古铁骑越过千山万水的事迹，真不是浪得虚名。
走完枯木区，在树线上面，我们来到了棱线。我们在那里打量山的走势：一个山脊接着一个山脊，都是赭黄的岩石，往南跟往西延伸。每个山顶都是平平的，是古代冰河侵蚀的遗迹，没有植被，所以看起来一般高，这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地平线远得无法判辨。而眼前的山坡面，坡石滑落，阻断河水，衍生成一个湖泊。湖面结冰，映衬此地以黄褐为主的单调颜色，一片银白，亮得晃眼。
我们已经走上最后一段路，这里只有石块和苔藓。我可以感觉到，胯下那匹强悍的蒙古马，它那没钉蹄铁的马蹄，踩在这里的石地上，有些迟疑。由于结霜、溶解，周而复始，在这段路上，石头裂成了六角形，整片大地好像变成了一个大蜂巢。寒风扑面，蒙古人却觉得凉爽宜人。爬上最后的一百英尺的页岩山坡后，我们终于走到不儿罕山光秃秃的平坦山顶。我们在山顶上发现了一个新月形的弧度，有点古怪，仔细一看，才发现到处都有人捡拾石块，叠起来，堆成小敖包。十几个、十几个，在山头上连成一片，这都是朝圣者奉献的心意，简陋而神圣。我们走到山边，这里的敖包大得多了，几根树枝插在石头的裂缝中，像是伸向天际的枯槁手指。散在大敖包基座的祭品，跟我们在山下看到的差不多——火柴、钱、不能再穿的衣服，还有几块中国茶砖。当地人称这里的石堆是“成吉思汗宝座”，老掉牙的传说提到成吉思汗曾经坐在这里，俯视他在不儿罕山周围的第一块领土。
我们要在这里安置葛瑞尔铸的第二块铜雕。比起其他奉献，这块雕工精细的艺术品当然细致贵重许多。在成吉思汗崛起的龙兴之地，放下他壮年时代的雕像，更显庄严神圣，别具意义。阿乌博德把铜雕放在敖包的顶端，然而每个人都面向敖包，僵硬地伸直双手。没有喇嘛带领祈祷，但是，顿了一下之后，一股说不出的自信突然扬起，我的蒙古朋友不约而同地大叫起来，“万岁！万岁！”在荒野寂静的山顶上，突然听到这样发自心腑的亚洲之声，任谁也不免动容。几个星期之后，我在蒙古国立体育馆中，又听到了这样至情至性的高喊，那是蒙古国民对他们的国家表示尊崇效忠的心声。在不儿罕山绝顶，从强风中，我听到了蒙古族对成吉思汗记忆的无限眷恋，突然之间，我觉得这趟旅程，对我跟保罗的意义，可能比我们蒙古朋友还要重大——这是一趟朝圣之旅。
在我们离开山顶之前，穿猩红色外袍的汉子，突然从兜里拿出一个海螺来。这个海螺上有短短的饰带，还有两根亮红色羽毛，应该是喇嘛庙里的东西；他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当然是一个谜，因为在五十年前，首都之外的各地喇嘛庙，就被破坏殆尽。如果官方宣传可以相信的话，在蒙古境内，应该已经没有宗教信仰，也不能持有法器。那汉子把海螺交给他穿紫服的小儿子。那孩子走到敖包的四个角落，面朝外，站定之后，就吹起法螺来，声震群山。在萨满精灵之山，强风过处，我们目睹了遥祭成吉思汗的传统又回到了蒙古。然后，我们骑马下山。
智利南部，已是南美洲的最南端
绝大部分研究蒙古史的学者都不同意这种说法，不过，“铁木真”究竟是什么意思，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一种体型硕大的隼鸟。
第二部分三项竞技
已经是午后了，马队声势浩大地朝山下奔去，希望在傍晚赶到河边悬崖的营地。我们在山棱上的一块宽阔地形上，策马急驰；保罗的马，踩到一个坑洞，一阵踉跄，保罗以一种极度夸张的姿势，跌了个狗吃屎。半个小时以后，我们依旧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冲下陡坡那片被烧得焦黑的树林，所有的马几乎以倒立的姿势下坡。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膝盖好像紧挨在马耳朵旁边，没一会儿，我的马鞍就滑过马脖子、马头跟耳朵，接下来，我就一屁股坐在灌木丛里了。
我们好不容易在山脚会齐，蒙古牧民忍俊不住，见到我们就格格直笑，比较稳重的人，也是嘴角上扬。他们都看到了刚刚我们那副狼狈样，还有人学我们惨跌在地上的模样，大伙儿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我跟自己说，下次再骑蒙古马上山下山，一定要在马鞍下面多加一条腹带，把马鞍绑牢。蒙古马鞍只在头尾各有一条腹带，而所谓的腹带，是马尾毛编成的细丝带而已。蒙古人把腹带系得很紧，丝带几乎陷进马匹的肚子里看不见了。西方的纯粹主义者一定会批评，这样的绑法就算没把马儿弄伤，也一定把它们整得难受极了。可是，短小精悍的蒙古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