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时代，人类正在按照未来学家和战略家们设计和规划的轨迹前进着。军事领域也不例外，目前崇尚的信息战，便是未来学家的产品。
信息战较之于传统武力战是更为理想的一种战争，但控制不当，仍将是残酷的战争，故应辅之以遏制战略。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目前已经出现的征兆，或者可能出现或即将出现，似乎较为“理想”的新型战争模式，可以列举几种：
1．思维战：是一个全新的战争概念，是具有信息、知识禀性，非武力的战争形态，它以科学思维的方式，对国家、民族、集团之间的危机、冲突和争端进行控制和协调。在以综合国力和威慑相结合的条件下，具有以不诉诸武力的思维方式缓解矛盾，消除威胁、防止战争的爆发和蔓延的作用。从本质意义上看，信息战是一场大脑思维战。尽管信息战主要是通过社会或军队的通信网络来实施的，但这种作战样式涉及的主要不是卫星、电缆，而是人，是人的决策行为，特别是那些战争决策者的思想。思维战争的目的是把战争控制在人的思维阶段。
2．虚拟战争：以国家综合实力和总体威慑力为依托，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和信息威慑手段，慑止对手的战争意图，以达成国家大战略目标。信息时代，作战双方的蛮动性下降，通过信息交流，双方可以彼此了解对方的目的、意图、力量和手段，作战的透明度、战斗结果的可预见性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决策者在战斗之前可以有较多的选择，谈判、妥协的方式和渠道都容易找到。从一般参战者层次看，由于他们能够掌握大量的敌我双方的信息，他们的战斗意志对决策的影响也增大。而在理性的各国领导层中，不接受虚拟战争中的劣势或失败地位，将会是极个别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目的已变为“控制敌人、保护自己”，占有优势的一方，也会给劣势的一方以退路和面子。所以，以后大量的冲突可控制在“信息范畴”和思维阶段，以虚拟战争来解决。现在的网络对抗、网上战役演习是这种战争的前兆。
3．警示性战争：从词义上可以直观地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打给别人看的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冲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战争的特点。战争虽然是局部的，非常有限的，但人们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介，直观形象地看到战争的实况，获得身临其境之感，使对手或潜在的敌人慑服，起到警示的作用。
4．竞赛性战争：通过综合国力、战争实力的较量，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战争对抗，可以是实战，也可以是演习，更多的是信息威慑。这有点像体育比赛，或许今后会像奥运会、亚运会那样，出现地区性的、全球性的战争锦标赛，供交战者“观赏”、比试。这种战争似乎还没有出现过，但世界各地每年进行的各类各个层次的军事演习，你还能分得清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吗？战争的目的除了锻炼自身，很大意义上是使潜在的敌人慑服，是为了给敌国施以信息威慑，这实际上是信息战的重要内容。竞赛性战争与虚拟战争和警示性战争有相同之处，但这种形式的战争多是在和平时期；而后者一般是在战争爆发条件下进行的。现在世界发达国家间进行的“机器人足球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一旦技术成熟，能够大规模展开比赛，必定会引入战争机制中。
5．领导者之间的战争：过去的战争，决策者的失误要用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来弥补。由于领导者对战争所负的责任往往很难与其个人得失生死挂钩，甚至成为其转嫁国内危机、巩固个人地位的一种手段，致使战争蛮动性概率骤增。如果倒置一下，战争首先在领导者之间展开，死亡的先是领导者本身，这种极其残酷的武力战是否会少一些呢？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战争已进人脑力战争时代，制信息权成了制胜关键。也就是说，过去是斗智斗勇，现在更注重斗智，勇是第二位的。我们形容溃败的军队常用“兵败如山倒”，这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是军队没有精神支柱，缺乏信念，神经瘫痪，是指挥员、决策者意志的溃败。现代战争，战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和智慧。当然，这里讲的领导者，更多的是指领导者群体的概念。
理想战争生长的基础，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社会的进步，三是人类和平素养的提高。人类要多一些爱心，再也不要互相残杀了。那些旧的思维，旧的行为，也包括旧的战争不要进入新的世纪了。一百年，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对世界来说，则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概念；对有46亿年历史的地球以及整个宇宙来说，更是微乎其微的一个点。
人类文明史会证实，在战争消亡之前，人类终究有一天会设计出自己所需要的理想战争！
第四辑 张文木 （1）
天鹅绒手套中要有外交铁掌
张文木，1957年生于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自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至今。其间曾就中国安全战略问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亡国的那种感觉是不能用言语表 达的。
———张文木
中国已经进入了“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历史阶段
张文木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国外把他称作“中国学界鹰派人物”，当2000年张文木在传媒公开“枪杆子里面出大国”主张后，“鹰派张文木”的尖叫声在国外更是甚嚣尘上。
张文木是在接受《华声视点》杂志采访时说这番话的，当时他说：“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历史进步已从‘枪杆子里出政权’阶段进入‘枪杆子里面出主权’阶段。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但完全有条件成为大国。而要成为大国，就必须有打大仗的能力与准备。”
为了更完整地发表自己的主张，他还强调：中国目前要做的首先应该是军事上的准备，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而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绝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
其实“枪杆子里面出大国”的主张一直贯穿了张文木的学术研究。1997年张文木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就中国安全战略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在外界看来十分“激进”的文章，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科索沃战争期间，张文木看到了经济革命引起的现代战争模式的改变。那还是在科索沃战争初期，有不少人把这场战争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进行比较，认为美国正在面临越战式的灾难。而张文木却持相反的判断，他认为，这是“一场克劳塞维茨式的传统战争理论与现代高科技信息战争理论所进行的有史以来最认真的较量”，美军不会陷入“越战式的灾难”。战争的结果正如张文木的判断。
由科索沃战争，张文木联想到世界军事技术革命对中国未来安全的影响。他认为，由于科技革命已使战争模式完成了从制陆权到制海权再到制空权的立体转换，在新世纪的战争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和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的高科技含量及由此形成的作战能力，谁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深层海域的监控技术，谁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他提出：“中国必须迅速将目前以 本土防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否则，就不能确保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们在阅读张文木的文章时，发现“发展权”和“海权”两个词出现得比较多。这两个词又是相互关联的，“海权”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发展权”则是国家生存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也可把这两组词视为张文木战略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
张文木看到，近代中国政府被迫失去主权的战争都不是敌人全面和大规模入侵的战争。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冲突已代替传统地位的人与人的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只能有名义而非事实的主权；但若因军力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则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因此，中国现在必须迅速加大国防与军事力量的建设。“我们也应该确定‘周边事态’的概念。当周边事态有可能威胁我们时，我们也应确定‘主动出击’的观念。绝不应把未来的战争引入我们的领土，而应该直接引入敢于跟我们敌对的国家境内。”
他看到19世纪英国的资本扩张给法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结果造成法国在与英国的对抗中崛起，成为资本全球化和国际力量多极化进程中的第一极。紧接着德国、美国、日本这几极都出来了，并且都是打出来的。目前的中国也面临着这种形势，因为中国需要争取发展权。
张文木眼中的“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如何保障这种“发展权”呢？张文木推出来的结论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
正是张文木的这个推论引起世界一些国家对他的猜疑，有人称他是中国最具“野心”的知识分子，于是“强硬学人”“鹰派人物”的帽子向他飞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怀疑他有中国军方的背景，结果发现他与军方毫无瓜葛。
面对国外一些人士对他的评价，张文木很平静。在他看来，爱好和平的中国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鹰派人物”，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别国，也一直在避免战争，但是中国有保卫自己国家和砺志图强的权利，有与其他国家一样享有平等的、不可侵犯的“发展权”，在这一点上，中国只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没有“学界的鹰派人物”。
中国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
张文木没有神秘的家庭背景，也没有离奇的人生历险。1957年他出生于陕西，1975年和当时的城市知识青年一样下乡插队劳动，1979年考入西北大学，后在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7年成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在18年的求学生涯中，张文木一直对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怀有某种敬意。
马汉曾参加过美国内战，他在著名的“海权论三部曲”中第一次提出了以争夺制海权、控制海洋、消灭敌人舰队为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