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应该从孩子身上得到更多的乐趣，父母也应该增添孩子们的幸福。
如同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所有平等关系一样，这需要某种敏感和温柔，对别人个性的尊重，却不为日常生活的好斗性所推崇。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做父母的幸福：第一，其生物的本质；第二，父母以尊重他人个性的平等态度对待其孩子所得到的快乐。
为人父母的乐趣具体两重性。一方面是感到自身的部分肉体又获得了另一种形貌，使其生命得以在其它部分延续下去，这部分又能以相同的方式，赋予其部分肉体以另一种形貌。
小生命无依无靠，做父母的便有满足其需求的行为，这行为不仅满足了父母对孩子的爱，也满足了父母的权力欲望。
只要你认为婴儿需要帮助，你对他的爱便不是无私的，这种爱是出于保护自身脆弱的天性。对父母权力的迷恋和为孩子利益的欲望，就发生了冲突，虽说左右孩子的权力在一定程度内是天经地义的，但孩子能尽早学会在各方面独立自主，却是一件好事，不过它并不使具有恋权行为的父母感到愉快。有些父母从不明白这一冲突，仍然对孩子实行专制。
有些父母认识到了这一冲突，却因此遭受情绪冲突的痛苦。
在冲突中，做父母的幸福化为乌有。他们对孩子关怀备至，却发现孩子变得完全不合他们的期望。他们希望他成为军人，他却成了一个和平鼓吹者，或者像托尔斯泰，他们指望他做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反倒参加了黑色百人团。
如果你去喂一个能自理的小孩，你将权力置于孩子的幸福之上了，虽说你的本意是想减少他的麻烦。如果你使他清晰地认识到危险，是因为你想让他一直依靠你。如果你对他情感外露而期待回报，那么你或许想以他的感情来紧紧地抓住他。父母的占有行动将不同程度地引导他们走上歧路，除非他们心地非常纯洁。
有些父母，认识到这些危险之后，便失去了管教孩子的信心，对孩子来说，其父母的帮助远不及他们犯自然错误那么有益，因为让孩子最为担心的事莫过于大人缺乏决断和自信。
如果父母真心希望孩子幸福，便不应该让精神分析的教科书来指点他们怎么做，什么不该做，让他们走上正道。这种情况下，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将始终是和谐的，既不会引起孩子的反抗，又不会招致父母的失望。
这要求父母必须尊重孩子的个性，不仅仅是伦理的原则，应当作为某种近似神秘的信仰。并完全抛弃占有和压迫的欲望。这种态度不仅适合对待孩子，在婚姻和友谊中，也是非常适宜的。它将渗透到人类群体的政治关系之中，不过这是一种极为遥远的期望。
虽说人们普遍需要这一慈爱，尤其孩子，他们需别人的照料，又因为他们软弱，常遭到大人的轻视。现代人要获得父母的完美的欢乐，必须深刻体会上述那种对孩子尊重的意义。对父母来说，他们不会因压抑其对权力的爱慕而恼怒，也不会像专制的父母那样，为孩子获得了自由独立而失望。具有这种态度的父母，他们所得到的欢乐，远甚于专制父母在其权力鼎盛时期所拥有的。经过温柔洗礼而清除了一切专制的爱，能给人一种更美妙，更亲切，更神奇的欢乐。
我很重视父母的情感，人们会觉得，做母亲的应当尽可能地为孩子多做事。在育儿知识不为人知的时代，这不难做到，那时，年轻母亲只是从老妇人那儿，接受一些并不科学的育儿法。
现在的育儿方法，只有那些在大学里研究过这一课题的人才做得好。儿童教育只有成为大学课程中所谓“教育学”的一部分，它才能被大众承认。就拿书本知识而言，人们都认为孩子到专家那里去学，要比从母亲那里学要好得多。但在其它领域，这并没有得到公认，因为所需的经验并没有得到认可，有些事情还是由母亲做比较好。随着孩子长大，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由别人去做更好。如这普遍为人们所接受，那么做母亲的可以省许多心，这的确不是她们的专长。
一个有专业技术的女子，即使在做了母亲之后，也应该继续发挥其专长，这对她，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在怀孕后期和哺乳期内，或许她无法工作，但婴儿出生九个月以后，它不应当成为母亲职业活动的障碍。当社会要求母亲为孩子做出不合情理的牺牲时，如果这母亲不是圣徒，就会希望从孩子身上获得补偿。
在许多情况下，凡称作出自我牺牲的母亲，对其孩子是异常自私的。尽管做父母可以和人生中的某个成份一样重要，如果把它看作是整个人生，这会使人感到不满，不满足的父母很可能会从感情上拴住孩子。所以为了子女和母亲的利益，做母亲的千万不能放弃自己的兴趣和事业。
人们并不指望父亲为其孩子过分操心，但孩子爱其父亲，就像爱其母亲一样容易。如果妇女的生活能摆脱不必要的奴役，孩子就能在她的精心养育下健康成长。
第三部分：渴望幸福孩子的利益（1）
一个孩子作为家庭成员，所得到的利益，应该是应当有一些极好的教育环境，这些教育环境，应当胜过绝大多数家庭。还要注意父亲在家庭生活中是否起主要作用，因为女性的道德对家庭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由于父亲的缘故。
我们必须研究，家庭对孩子个人心理的影响——这是佛洛伊德曾用精神分析法讨论过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制度在提高或减少父亲的必要性方面所具有的影响。我们必须弄清，是否希望国家取代父亲，甚至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取代父亲和母亲。我们觉得正常情况下，父母能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环境，也必须注意其他复杂情况，如某一方不能承担做父母的职责，或者双方都不适合，为了孩子的利益，还是分开好。
在那些信奉神学而反对性自由的人中，流行着一种反对离婚的观点，他们认为，离婚对孩子是不利的。他们并不地道，因为既然主张这种论调的人具有神学思想，但他们却不能容忍离婚，也不能容忍避孕。即使父母一方有性病，而孩子也许会染上性病，也不能容忍。这说明，如果为了孩子的利益而走向极端，那就只能是种残酷的借口。婚姻和孩子利益的问题，应公正地去探讨，要认识到有关这一问题的答案，绝不是一下子就能弄清楚的。
家庭是一种人类生存的制度，它的存在从生理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在怀孕和哺乳期间，父亲的帮助是孩子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我们从特罗布里恩德岛的岛民们那里所看到的一样，类人猿也是如此，这种帮助，在原始状态下，并不是父亲存在的理由。
原始的父亲，不关心孩子和他的生理有直接联系，认为孩子只是他所爱恋女人的后代。因为他亲眼看到孩子的降生，正是这一事实产生了他与孩子之间的本能联系。在这个阶段，男人在保护他妻子的贞操时，并不注意生理上的重要。他发现妻子另有新欢时，会产生本能的妒忌。在这一阶段，他并不把孩子当作财产。
随着智力的发展，男人开始意识到孩子是他播种的结果，他要保证他妻子的贞操。妻子和孩子成了他的财产，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他们是很有价值的财产。他通过宗教使妻子和孩子对他产生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对于孩子尤为重要，虽然他比年幼的孩子健壮，但他总会衰老，而孩子则将进入生机勃勃的成年期。到那时，他们应当孝敬他，这样才能保证他的幸福。古训这样说：“孝敬你的父母，让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得快乐。”
古代文化中，杀害父母的恐怖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不会想象自己会犯的罪行，如吃人肉的行为，是不能让我们恐怖的。
古代畜牧业和农业社会的经济条件，使家庭进入繁荣时期。那时，大多数人都得不到奴隶，获得劳动者最便利的途径，就是繁殖劳动者。为了使孩子们相信，他们应当为他们的父亲干活，而不得不借用宗教和道德的全部力量，使家庭成为一种神圣的机构。
从这时起，却出现了一种异常现象。西方国家的家庭已变得模糊不清。家庭衰落的原因，一部分是经济的，一部分是文化的。充分发展的家庭，无论对于城市居民还是对于以航海为业的人，都不是很适合。现代之外的各个时代，贸易历来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贸易可以使人们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沟通交流，并能使人们克服种族偏见。所以，在以航海为业的希腊人中，家庭的约束比他们同时代的人当中要少很多。我们还可以在威尼斯、荷兰和女王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看到航海对于摆脱家庭束缚的影响。
当家庭某一成员长期外出，其他成员留在家中时，他无疑是摆脱了家庭的约束，而家庭的力量也就相应地削弱了。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也会产生和海上贸易相同的结果，即减少家庭的力量。另一种影响是奴隶制，在下层社会中，这种影响更为重要。主人很少关心奴隶的家庭生活，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男女奴隶配为夫妻，他可以和任何他喜欢的女仆进行性交。这些影响是不会削弱贵族家庭的，因为贵族家庭的建立是依据门第关系，以及古代城市生活中，所特有的家庭之争的胜利——就像中世纪下半叶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市生活。
在最初的罗马帝国，贵族制度曾失去过它的地位，最终获胜的基督教反对家庭，而且规定了把家庭放在次要位置上的道德标准。其位置之低，是道德标准中从没有的。在基督教的道德标准中，重要的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灵魂和上帝的关系。
佛教的情况提醒我们，不能过于强调纯粹经济上的原因。佛教注重个人的灵魂净化，是不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也值得怀疑。所以有关家庭的思想，对他们比对任何其他阶级都更为有利。后来，人们普遍轻视现实世界，而寻求灵魂拯救，致使家庭在佛教的道德标准中，处于一种不重要的位置。除了穆罕默德之外，所有伟大的宗教领袖——如果孔教可以称为宗教，孔子也在其列——一般都对社会和政治十分冷淡，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反省、训诫和自我否定使灵魂达到尽善尽美。
有史以来所产生的宗教，与史前的宗教相反，它们是个人主义的。认为一个人可以在孤独的生活中履行他的一切责任。这些宗教也说，如果一个人有社会关系，他必须履行那些与社会关系有关的责任，但他们一般从不把社会关系的结构视为责任之内的事。这一点适用于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历来反对家庭制度。
第三部分：渴望幸福孩子的利益（2）
《圣经》中有这样一句话：“爱父母胜过我者，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句话是说，一个人应当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即使他的父母认为是错误的——这种观念是不被古罗马人和旧式的中国人所接受的。
基督教中这种个人主义，逐渐削弱了一切社会关系，尤其是在那些最热心的人中。这种影响在天主教中比在新教中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