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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的头深埋下去。他真是弄不清这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了。就在他懵懵懂懂浑然不知所在的当儿，那句消散多年的话又还魂般地聚拢了，并借着他的声带振荡起来：“你的骨头，没有一点儿男人。”
“谁的骨头？你说谁？”
也许从来就有这样一个秘决：咒语由被施咒的人自己说出来，就是解除咒语的方法。
窗外星光朗朗，月色融融。
F喃喃地重复着那句话，心中也如外面的夜空一样清明了。
少顷，有一片如云朵般的微笑在他的眼睛里掠过。二十多年的咒语与二十多年的“佛性”便同归于尽。
F夫人又有点儿害怕了，也有点儿后悔。她靠近他，拍拍他的肩，抚摸他的背，叫他的名字，想把他唤醒回来。但这一次F医生没有睡，也再没有醒。
他站起来时说了一句话（“我得去看看她了”），声音轻虚得如同自语，F夫人愣了下神儿那句话已经过去了。但从他的语气之平和、表情之泰然、目光之迷蒙来判断，他都像是说的——“我得去睡一下了”。
４０
夏天过后很久F夫人想，F医生最后说的肯定不是“我得去睡一下了”，而必是“我得去看看她了”。而且，F夫人终于知道了那个女人的名字。
那个动荡的夏天之后，女儿在父亲四月间穿过的衣服兜里发现了那份印刷，拿给母亲看。F夫人看着女导演N 的名字，一下子全懂了。“就是她，”F夫人说。毫无疑问，这就是盘桓萦绕于丈夫二十多年梦中的那个名字，云遮雾障年复年年这个名字到底显形露面了，似从洪旷混荒之中脱颖而出。就是这个名字，肯定就是这个人，就是她！霎那间F夫人把丈夫所有的呓语都听明白了。
“不，主要不是因为那本小书，”F夫人说。
“是她，而是因为她，”F夫人说。
“谁？”女儿问。
“因为谁？”女儿问，“她是谁？”
“为什么？”女儿问，“你怎么知道？”
F夫人一声不响，觉得再没有说什么的理由。
“妈妈，你怎么啦？！”女儿喊。
母亲感到女儿此刻看她的眼神，与自己以往在夜间看那个梦者的眼神完全一样。这样，F 夫人懂得了丈夫早就懂得了的那件事：世间的话不都是为了说的。
六、生日
４１
我说过了，我生于1951年1月4日。我说过，我接受这个传说。多年来我把这个日期——这几个无着无落的数字，几十几百遍地填写进各式各样的表格，表示我对一种历史观的屈服。
有一天我知道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一个试图知道全体的部分，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称的限制。我应该早一点儿知道它，那样我会获得更多的自由。
我曾经这样写过：要我回答“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问题，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就是，我只能是我。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譬如说，它开始于1955年春天某个周末的夜晚，这之后才有了1951年冬天的那个早晨，才渐渐地又有了更为虚渺更为久远的过去，过去和未来便以随机的顺序展开。）因为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找到。所以世界不可能不是对我来说的世界。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我，甚至利用我的逻辑来向我证明，世界也是对他们来说的世界，因此世界并不只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但是我只能是我，这是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结果他们的上述意见一旦为我所同意，即刻又成为世界对我来说的一项内容了。他们豁达并且宽厚地一笑，说那就没办法了，反正世界并不单单是对你来说的世界。我也感到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世界对我来说很可能不单单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他们就又想出一条计谋来折磨我，他们说，那么依你的逻辑推论，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世界，而是－－譬如说现在－－有五十亿个世界。我知道随之而来的结论会是什么，我确实被迫受了一会儿折磨。但是当我注意到，就在我听着他们的意见之时，我仍旧是无可逃脱地居于我的角度上，我于是说：对啦五十亿个世界，这是对我来说的这个唯一世界中的一个特征。
我曾经这样写过：我没统计过我与多少个世界发生过关系，我本想借此关系去看看另外的、非我的世界，结果他们只是给了我一些材料，供我构筑了这个对我来说的世界。正如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我看着天，看着地，其实只是借助它们确定着我的位置；我爱着她，爱着你，其实只是借助别人实现了我的爱欲。
我真应该早点儿知道那个“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那样我就能更早地自由，并且更多自信。
４２
我写过一篇题为《奶奶的星星》的小说。其中有一段是这》样：
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
哭，打着挺儿，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
剥落了一块灰皮，
形状像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
——，噢－－，
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
说，“你快听，
听见了什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
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是秋风？是落叶划过
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
轻轻地哼唱？……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
盆里的水反射的阳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
成和平的梦境，我又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从那一刻见到世界，我的感觉从世界的那一幅情景中出生，那才是我的生日。我不知道那是哪年哪月哪天，我分不出哪是感觉哪是世界，那就是我的生日。但我的生日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写过另一篇小说，叫作《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在其中我写道：
奶奶的声音清清明明地飘在空中：“哟，小人儿，你醒
啦！
奶奶的声音轻轻缓缓地落到近旁：“看什么哪？噢，
那是树。你瞧，刮风了吧？”
我说：“树。”
奶奶说：“嗯，不怕。该尿泡尿了。”
我觉得身上微微的一下冷，已有一条透明的弧线蹿
了出去，一阵叮嘟嘟的响，随之通体舒服。我说：“树。”
奶奶说：“真好。树，刮风——。”
我说：“刮风。”指指窗外，树动个不停。
奶奶说：“可不能出去了，就在床上玩儿。”
脚踩在床上，柔软又暖和。鼻尖碰在玻璃上，又硬又湿又凉。树在动。房子不动。远远近近的树要动全动，远远近近的房子和街道都不动。树一动奶奶就说，听听这风大不大。奶奶坐在昏暗处不知在干什么。树一动得厉害窗户就响。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喝水不呀？”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树。刮风。行了，知道了。”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行啦，贫不贫？”
我说：“刮风，树！”
奶奶说：“嗯。来，喝点儿水。”
我急起来，直想哭，把水打开。
奶奶看了我一会儿，又往窗外看，笑了，说：“不是树刮的风，是风把树刮得动弹了。风一刮，树才动弹了哪。”
我愣愣地望着窗外，一口一口从奶奶端着的杯子里喝水。奶奶也坐到亮处来，说：“瞧瞧，风把天刮得多干净。”
天，多干净，在所有东西的上头。只是在以后的某一时刻才知道那是蓝，蓝天；那是灰和红，灰色的房顶和红色的房顶；那是黑，树在冬天光是些黑色的枝条。是风把那些黑色的枝条刮得摇摆不定。我接着写道：
奶奶扶着窗台又往外看，说：“瞧瞧，把街上也刮得多
干净。”
奶奶说：“你妈，她下了班就从这条街上回来。”
额头和鼻尖又贴在凉凉的玻璃上。那是一条宁静的
街。是一条被楼阴遮住的街。是在楼阴遮不到的地方有
根电线杆的街。是有个人正从太阳地里走进楼附中去的
街。那是奶奶说过妈妈要从那儿回来的街。
玻璃都被我的额头的鼻尖焐温了。
奶奶说：“太阳沉西了，说话要下去了。”
因此后来知道哪是西，夕阳西下。远处一座楼房的顶上有一大片整整齐齐灿烂的光芒，那是妈妈就要回来的征兆，是所有年轻的母亲都必定要回来的征兆。然后是：
奶奶说：“瞧，老鸹都飞回来了。奶奶得做饭去了。”
天上全是鸟，天上全是叫声。
街上人多了，街上全是人。
我独自站在窗前。隔壁起伏着“咯咯咯……”奶奶切
菜的声音，
又飘转起爆葱花的香味。换一个地方，玻璃又是凉
凉的。
后来苍茫了。
再后来，天上有了稀疏的星星，地上有了稀疏的灯
里一光。
那是我的又一个生日。在那一刻我的理性出生，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感觉同理性分开；从那情景中还出生了我的盼望，我将知道我的欢愉和我的凄哀，我将知道，我为什么欢愉和我为什么凄哀。而我的另一些生日还没有到来。
４３
我从虚无中出生，同时世界从虚无中显现。我分分秒秒地长大，世界分分秒秒地拓展。是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镶嵌进扩展着的世界之中呢？还是扩展着的世界搅拌在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之中？反正都一样，相依为命。我的全世界从一间屋子扩展到一个院子，再从一个院子扩展到一条小街，一座城市，一个国度，一颗星球，直到一种无从反驳又无从想象的无限。简单说，那就是一个人的一生。我有时想象那无从想象的无限，发现其实很简单——只是人们并不想老实地承认－－那不过是想象力的极限罢了。无限，是极限的换一种说法。无限是极限的一个狡猾的别名。
就像有一架摄影机，缓缓摇过天花板：白色已经泛黄的天花板中央有一圈波纹般的雕饰，从圈心垂吊下一盏灯。孤寂而冷漠的一盏灯。灯罩的边缘如起落的波浪，但不动，安分得很，像一朵被冻僵的花。
接着，摄影机下摇：墙上有一幅年画，那年画想必已经呆在那儿很久，已经并不紧贴住墙壁了，风从窗外来，它就哗啦啦地抖，想要招展而终于不能。年画上是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怀里都抱着鸽子，背后的蓝天上也飞着鸽子。见过那幅画的人都会记起，它的标题是“我们热爱和平”。
再横摇：无声地摇过那幅年画，摇过明净的窗，洁白的窗纸和印花的窗帘，窗台上一盆无花的绿叶，再摇过一面空白的墙，便见一张红漆长桌和两只红漆方凳。桌上有一架老座钟，“嘀一哒一、嘀－哒－嘀－哒－”，声音很轻；但很有弹力，“嘀－哒－、嘀－哒－、当－－”，最后一下响，声音很厚，余音悠长。
镜头推进，推向那架老座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的一圈罗马数字，和一长一短两支镂花的指针，圆盘是非常精细非常复杂的金色图案，图案中有两个赤裸着身体的孩子，两个孩子在那时间里永远不长大，永远都快乐。镜头在那儿停留也许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