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学的关键在于教师，只有教师乐教，才会有学生乐学。我校数学系教授路见可，教学得法，能深入浅出地把深奥而又抽象的数学理论，讲得生动易懂，深受学生欢迎。学生对我说，听他的讲课是一种享受，如果谁因事请假，那一定会委托同学把他的讲授录音下来，以备品尝其中的快乐。这就证明了一条教育原则：对于教师来说，能深入浅出的是好老师；对于学生来说，能浅入深出的是可怕的学生。
一个掌握了乐教的教师，他不会用点名来把学生束缚在课堂上，而是用精湛的教学艺术来吸引学生。我十分欣赏和支持经济系一位中年教师的做法。他向学生宣布：“凡是选修我的课程者，可以实行‘三许三不许’：允许不来上课，但不允许迟到；如果对本人的讲授不感兴趣，允许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或做别的事，但不允许讲话；如果你实在困乏了，允许在课堂上睡觉，但不允许打鼾。”这个规定既幽默又耐人寻思，的确不愧为开明之举，因而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无疑，敢于做出如此规定的教师，本身就是敢于向自己挑战，也是他的能力与自信的表现。这个做法实施以后，获得了与规定内容相反的效果，他上课时，不仅没有缺席的，也没有在课堂上打野的、睡觉的。相反的，他的课年年红火，堂堂爆满。
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人格的魅力，是教学法的魅力。我始终认为，学生厌学、逃课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教师教学不得法却是最主要的原因。
1985年，全国各大学在端正学风、严肃学纪的统一部署下，各地都把清理不合格的学生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从媒体上不断获悉，不少学校一批又一批地把学习不好的学生退学了。面对这种情况，我陷入了深思：我们大学的领导人，在处分学生、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作为教者的义务是什么？我们是否想到，那些被赶出校门的学生真是愚不可教吗？退学又会对他们未来的命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那一次整肃学风中，我校教务处也进行例行的清理，共查出了全校有两门或两门以上不及格经补考仍不及格的学生25人。按照学籍管理规定，应该劝其退学，别的学校也都是这样做的。然而，除了违法者和屡教不改者以外，在一般的情况下，我是反对处罚学生的。为此，我召开了校长办公室会议，专门研究了如何处理25个学生的问题。两千多年以前，孔夫子就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为处理25个学生，我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凡学了三年者，可发给大专毕业文凭，并尽可能推荐介绍适合的工作；二是学习年限三年以下者，如果是因为专业学习兴趣不对口味而影响学习成绩者，应允许转入其感兴趣的专业学习，但要跟下一届学习；三是如果是因为学习基础太差，允许留级，采取特殊的帮教措施，力争使他们赶上去。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所以那25个学生基本上做到了各得其所，没有一个学生背上思想包袱。
对于自由、宽松的学习制度，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武汉地区曾流行一个顺口溜：“学在××，吃在××，玩在武大。”这个顺口溜传得很广，不仅校内，在社会上也有传说，在一些不明真情的人看来，武汉大学似乎是学风不严，纪律松弛的误人子弟的学校。更有甚者，校内的一些对改革不满的少数人，在校外某领导人的指使下，写诬告信，制造流言蜚语，说什么“刘道玉的改革是搞花架子，迁就学生，降低了教学质量，办学方向有问题……”对此，教育部高教一司司长黄天祥率调查组来了解情况。最后，他们肯定：“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是成功的，学风是良好的，教学质量是上乘的。”
对于流传的顺口溜，我并不在意，也从未动摇我改革的决心。其实，对于“玩”
要作具体的分析，看是什么性质的玩，如果是花天酒地玩物丧志的玩，那当然是要杜绝的，而“玩学”，即在玩中学，在玩中增长才干，则是应当提倡的。从这种意义上，“玩在武大”就不是贬义的了，这正是武汉大学多年教学改革而营造的新的学习风尚。
实行乐学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80年代是武汉大学历史上出人才、出成果的最好时期。在“金牌精神”的激励下，大学生们一进校，就自觉地置身于奥林匹克竞赛场，瞄准国内重点大学、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和出国研究生的考试，其录取率连年位居全国的前列。毕业的分配，是最能说明一个学校培养学生质量和社会对学校信誉的认可。那时，我校的毕业生深受国家各部委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用人单位的欢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深圳市和海南省，对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情有独钟。
如果说自由、民主的学习环境是快乐学院，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就是一所快乐学院。事实证明，这样的学院，是人才成长的摇篮，是发明创造的温床。难怪，《中国青年报》一位女记者采访学校后评论说：“我跑过全国许多名牌大学，很少见到像武大学生那样富有创造性气质的。”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呼唤创造教育（1）
我对创造教育的兴趣，是源于我少年时的一个梦。自幼我个性很强，喜爱读书，爱提问题，凡事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到了少年时期更崇尚创造精神，特别是崇拜“炸药大王”诺贝尔，立志要成为一个发明家。但是，正当我而立之年时，由于历史的误会，我步入了教育行政管理领域，过早地离开了发明创造的舞台——化学实验室，从而贻误了人生发明创造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但是，我的创造之梦并没有消失，而是异化成另一个梦：研究创造教育。这是从我崇尚的创造精神和教育管理两者合成出的一个研究方向。尽管我自己失去了成为发明家的机会，但如果我对创造教育的研究，有助于培养千万个发明家，这也是值得的。
我研究创造教育始于1981年，时值我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之初。从那时开始，我就决心大力进行教育改革，走一条新的办学路子，要为在大学实施创造教育而奔走呼号。我的第一篇创造教育论文是《要重视大学生智能的培养》。文章一开头，就对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的至理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提出了质疑。
我认为：“知识不等于能力。大家都知道，书本知识多的人，不一定工作能力强；考分高的学生，不一定是优秀人才。知识与能力是有差别的，只有当知识被人们所掌握并转化为独立工作和研究能力时，它才成为一种力量。因此，应当说创造才是力量，创造才能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论文在湖北省高等教育研究会上宣读后，与会代表反应强烈，成了饭桌上和寝室里人们谈论的中心。他们议论道：“刘道玉的话讲得那么满，敢于向权威挑战，观点鲜明，行文不拘一格，很有创造个性。”由于这篇文章获得了一致的赞誉，所以被会议评为湖北省高等教育研究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后来，这篇文章刊载在1982年1月5日《人民日报》上，一些主要观点被全国多家报刊转摘。
1982年9月初，新的学年开始了。按照惯例，每年都要举行一个新生开学典礼，由校长作一个报告，向新同学表示欢迎，介绍学校的光荣历史，对新生提出希望与要求。我历来作报告不喜欢用讲稿，更不愿由别人捉刀写发言稿，也很厌恶假大空那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我认为，作报告应当有新意，讲听众最想听的东西。
那么，作为新生，他们想知道什么呢？我们又应当以什么样的精神来影响他们呢？在那次开学典礼上，我讲道：
“同学们，你们来到珞珈山，这里不仅是一个湖光山色宁静的校园，而且是一座烈火熊熊燃烧的冶炼人材的熔炉，是一个奥林匹克竞技场。从进校的第一天，你们就站到了万米马拉松长跑的起跑线上了，你们的目标就是夺取金牌，努力使自己成为创造性人才。这金牌，是学习的金牌，业余科学研究的金牌，文学艺术创作的金牌，以及各式各样的金牌。夺金牌靠什么呢？除了顽强的拼搏精神以外，更重要的是具有创造性人才的综合素质，包括文化、科学、心理、身体和个性（如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探索求知、敢于冒风险、敢于超越自我）等素质。我们都知道，每一个研究领域或比赛项目只有一枚金牌，为什么我们要号召大家都要去为它拼搏呢？这是因为，金牌精神比金牌本身更重要，有了这种精神，就可以激励每个人得到前所未有的速度，可以助你在未来创业中获得成功。如果你们问我：武大的精神是什么？我说：是金牌精神，也就是创造精神。”
这是对创造教育的呼唤，是我对青年学子的期望。我坚信，这就是大学教学改革的方向，我愿意做一个探路者。
但是，在80年代初期，提出这样的主张，显然是超前的，正如培根所正确指出的：“既成的习惯，即使并不优良，也会因习惯而使人适应。而新生事物，即使更优良，也会因不习惯而受到非议。”当时，我提出大学应当培养创造性人才后，的确遭到了不少的非议。来自群众中不同的认识，并不足为奇，问题是来自主管领导部门的干预，无疑增添了改革的困难，一位领导人与我进行了面对面的讨论。他曾指责说：“刘道玉好大喜功，好高骛远，大学四年怎么能培养出创造性人才呢？”我辩解说：“必须要澄清一种误解，我们提出培养创造性人才，主要是要在学习期间，赋予学生作为创造性人才所必备的各种素质，并不是规定他们必须成为发明家或做出创造性的成果，但也不排除个别学生有这种可能性的。如果因为四年内我们不能把学生培养成创造性的人才，而不去提出这个要求，那么依此同理，是否因为在四年内不能使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放弃这个要求呢？”讨论当然不欢而散，但是我并未因此而动摇改革的决心。
教育改革与培养创造的人才是什么关系呢？为了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在1984年10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改革与创造型人才》一文。在文中，我强调了教育改革的目的在于：转变教育观念，特别是人才的观念，大力改革不适宜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培养富有创造性的人才。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收到了来自校内外大批青年们的信件，他们表示赞同本文的观点，同时也历数了旧教育制度的弊端。其中，一封来自河北省任丘油田的青年的信写道：
“《改革与创造人才》一文，我反复读了几遍。您的许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我这个十几年未动过感情的青年，却在您‘真正从学校培养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学生为数不多’的22个字前流下了眼泪！这是既辛酸又喜悦的眼泪。辛酸的是误人子弟，喜悦的是有了希望之光。”
人才观是培养人才的指导思想，是制定教学计划的依据，是衡量人才的标准。因此，有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