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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的确具有内地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条件，那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孔雀东南飞”，指的就是内地人纷纷奔向东南沿海改革开放城市这种现象。可是，对于我来说，由于个人特殊的原因，我丝毫没有动过心。不过，对于田校长和厦门大学党委的信任与盛情，我是十分感激的！
后来，国家教委和中央组织部也先后多次来过电话，说服和动员我去厦门大学。
他们说：“厦门大学正式打了请调报告，只要你同意，我们马上下任命文件。”
尽管他们摆了很多对我有利的条件，也说了保证支持我的工作的许诺，但仍然被我一口拒绝了。
也有人说我太傻了，失去一次极好的机会。其实，何止一次，国家教委还推荐我去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我同样婉拒了。我的主要想法是，我不想当官，而是想做事。可是，在现有条件下，官办大学人事关系复杂，国家教委统得过死，办学人没有独立自主办学权。我之所以被免职，是因为我坚持了改革，为国家教委主要负责人所不容。厦门大学与武汉大学同为国家教委直属学校，婆婆还是原来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汉大学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许我在他的另一块“飞地”进行改革实验呢？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与其将来再一次遭暗算，还不如现在保持自己的尊严！
就在厦门大学邀请的同时，我还收到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校董会的邀请函，欢迎我去竞争该校校长。我有自知之明，由于我的英语口语不好，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学校长的职责主要是筹措经费。显然，我没有在美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可能为学校募集到足够的资金，于是我礼貌地谢绝了。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海南岛之行
为了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7年通过决议，将海南岛从广东省分离出去，另外建立海南省。此举的目的是，要把海南省建成全国最大的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重中之重。这既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需要。
海南岛是继台湾岛之后的第二大岛，面积为3。2万平方公里，比台湾岛仅仅少0。4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台湾岛的三分之一。海南岛的气候与自然资源条件与台湾十分相似，显然台湾岛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于开发海南岛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因此，建立海南省不仅对于海南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于推动内地的改革开放，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88年5月18日，海南省正式成立。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林业珉，受海南省筹备委员会的委托，先后发来了请柬和电报，邀请我和夫人参加新海南省的成立大会，并参观考察海南岛。作为一个坚决拥护改革开放的人，我对于成立海南省是拥护的，同时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参观美丽的海岛，考察亚热带和海洋资源。于是，我愉快地接受了海南大学的邀请。
我们一行4人，于1988年5月14日，乘火车经广州转飞机到海口市。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当火车于5点一刻到达广州火车站时，广州空军司令员武继元将军亲自到车站接我。他说：“在台上的领导干部我不一定接，但是你这个下台的平民校长，我一定要亲自来接。交朋友不能眼睛向上，而是要向下，这是做人的基本道德。
”武司令是原武汉空军司令，曾任武汉大学工军宣队指挥长。他虽然行伍出身，但作风正派，领导能力强，工作魄力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因而受到了学校广大知识分子的尊敬与爱戴。
那时，到海南的交通不便，通讯设施极差，以至于我们无法从广州给海南大学打电话通知我们航班到达的时间。后来，还是武司令要广州空军司令部用军线通知南海司令部，再请他们派人通知海南大学。建省之初，条件的确很艰苦，最大的问题是电力严重不足。时下海口的气温已达35℃左右，招待所里不仅没有空调，而且由于频频停电，连电扇也不能正常运转，使人感到炎热难熬。可是，十多年后的今天，海南省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今昔对比，更证明了建省决策的正确性。
在参加了海南省建省的庆典以后，余下的时间主要是参观。首先，林亚珉书记向我们介绍了海南大学发展规划，参观了海南师范学院和海口的名胜古迹。接下来，林亚珉书记用5天时间，陪同我们从海口出发，沿中线经琼山、儋县、琼中、五指山到三亚，然后再沿东线经榆林、陵水、兴隆、琼海、文昌回到海口，行程千余公里，浏览了大半个海南岛。沿途参观了海瑞墓、亚热带植物园、橡胶种植园、五指山、天涯海角、榆林海军墓地、华侨农场、咖啡种植园和宋庆龄纪念馆等，的确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享受了海岛风光的乐趣，收获是很大的。
对于主人来说，此次盛情邀请我的主要目的，是想要我出任海南大学的校长。在参观的过程中，林亚珉书记与我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表现了一个资深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事业的责任心，及对我的友好态度、信任与希望。
5月24日上午，我被通知到省政府办公大楼，接受新成立的海南省省委书记许士杰同志的接见。见面后，他很风趣地说：
“道玉同志，以前我们已见过一次面，算是熟人了吧？”
我颇为不解地问道：“许书记，你是否记错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呀！”
“不，没有错，香港《民报》两年前登了《官贵民贱》一文，其中不是提到了你和我吗？那时，我俩就见面了。”
“啊，原来是这样！许书记真会开玩笑。”接着，我对海南省的成立和他新担任省委书记表示了祝贺，并希望在他的领导下，海南省的经济改革获得成功。
“欢迎你到海南来参观和指导工作，海南省新建，百事待兴。发展经济，教育为本，我们要把培养人才放在优先的地位。海南省原有的教育基础薄弱，我们新组建了海南大学，已经划拨了5000亩的土地，最近准备再拨款3000万，重点给予支持。办好一所大学，关键在于校长，各方面都向我们推荐，希望你出任海南大学校长。在你的领导下，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很成功，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如果你出任海南大学校长，不仅可以直接把武汉大学的改革经验带到海南大学来，而且你登高一呼，一定会在你的旗帜下聚集很多优秀人才，就一定能够办好海南大学，希望你支持我们。因此，我们省委研究决定，拟聘请你为海南大学校长。
我们知道，武汉大学是国家重点名校，而海南大学只是一所新办的省属大学，这样的安排使你屈尊，但我们在省里会有所安排，保证你享受副省级的待遇不变。”
对海南的气候条件和改革开放的环境，我是很感兴趣的，海南大学和省委领导的盛情与信赖，我也颇为感动。但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他们的聘任，因为自被免除武汉大学校长的第一天起，我就立下了誓言：“此生自己不再做被官方任命的官，哪怕是一个小组长也不做。”自那以后，我婉绝许多的安排和聘任，这一次也不能破例。于是，我不无疚歉地说：
“我首先感谢许书记的接见，感谢海南省委的信任。但是，由于我个人的身体和其他的原因，实难领命省委的聘任。但是，我愿意担任海南大学顾问一类的虚一点的兼职，愿意为海南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无保留地贡献我的一切建议，并保证随叫随到。对于我的失礼之处，还望省委理解与原谅。”
林亚珉书记一直等待我与许士杰书记谈话的结果，他满以为许书记会说服我接受聘任。但是，他失望了，我有愧于他所做的一切。在离开海南之前，我们作了长时间推心置腹的交谈，解释了我不能受聘的原因。同时，我也诚恳地建议，希望他不要再从外校去招聘校长或副校长（此前已找了多位，都不成功），由他本人担任书记兼校长，变两套马车为一肩挑。这种制度本身就是值得进行改革试验的，既可以精简机构又可以减少决策的层次，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虽然我未能出任海南大学的校长，但我与林亚珉书记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关注着这所学校的发展，先后为他推荐了许多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副校长、法学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农学院院长等。我心想，这也许是我对一所寄希望于我的学校所能尽到的义务吧！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官贵民贱”的真相（1）
前面，许士杰书记曾提到《官贵民贱》一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香港《民报》1986年10月9日刊登了《官贵民贱》一文，现摘录如下：
“今年七月间（注：应是八月），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来京办事。他购的是软席卧铺票。上了火车以后，依照规定办理换牌手续。在火车即将开动时，突然有几个公安干警赶他离开铺位。刘道玉据理力辩，申明他的铺号没错，公安干警说：
‘不管你错不错，总之你不能用这个铺位！’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位大学校长终于被真的赶到别处去了。
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大干部被恭引进去。刘道玉事后向列车员打听，才知那位大干部是湖北省新省长X X X。他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强吞下一口气。
……
无独有偶，4月4日，广州市书记许士杰由昆明飞回广州，他的票位是第一排，空姐却要他‘去后面找空位子’。许士杰再问几句，立刻遭到训斥：‘你吵什么，下飞机找卖票的去！’当这位凶神知道‘他是广州市书记’时，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向他再三道歉：‘对不起，不知道是您！’前倨而后恭，原因很简单，他是个大官儿。这是对‘为人民服务’的尖锐讽刺！……”
这则消息，我是10月18日知道的。那天，我结束了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访问，由纽约飞回北京。国家安全部的一位处长到首都机场接我，他把这则消息从报上剪下来交给我。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说来话长，事出有因。”
看了这则消息后，我心想：“苦哉，这是何人所为？看来，又要把我逼到火炉上去烤了。”
果不出所料，当我回到学校后，一个围绕着《官贵民贱》一文的调查攻势已在秘密地展开了。据说，中央某部门看到这则消息后，较为重视，责成湖北省委进行调查（本身就很滑稽，怎么能要与案有关的部门调查呢？），写出调查报告（能写出公正的报告吗？）。
不久，省里高层传话给我，XXX省长上任不久，应当支持他的工作，维护他的形象。为此，希望我出来申明：香港《民报》的报道是子虚乌有，纯粹造谣，这样就可以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但是我认为，虽然那则消息多处与事实有出入甚至是较大的出入，但是发生在火车厢里的“事件”确是存在的。尽管我极不愿意伤害那位新上任的省长的形象，但是我的良知不允许我作假证。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省里负责人说：“刘道玉在香港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