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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新颖、诙谐、清晰地阐明复杂想法的天赋，这些都能把会议或报告提升到更高的讨论角度。”基利安说，“他指出，出路就在于发展情报收集新技术，例如功能更强大，操作更安全的侦察机和卫星。出路还在于美国情报机构，加强有重要价值行动的决策工作，为国家节省数十亿美元的开支。”
“与总统们会面时，他雄辩的口才和明晰的阐释往往激发出他们潜在的想像力，鼓动他们作出决定，担负起在此之前尚属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领导角色。”
物理学家理查德·加文曾与兰德共同在中情局顾问委员会当过多年政府顾问，他形容兰德是“天才加爱出风头，极有成就和说服力的人”。
60年代中期，在中情局指导科技工作时，维尔伦认识了兰德，他说：“他看似逍遥自在……有种放荡不羁的意味，但如果你注意聆听，你会发现他谈的都是些深刻的东西。他能用一种近乎诱惑的方式探知别人的想法。”
后来，在他生前与基利安的一次谈话中，兰德思考了自己的贡献。基利安回忆说，兰德认为他的主要作用是“向总统和其他领导人阐明了科学所具有的人文和美学方面的价值。他更以自己传授给他们科学的本质和价值、而非他在增强国家军事、情报和空间技术方面的巨大的技术贡献为傲。”
兰德19岁时，就因发明合成滤光片开始在光学界崭露头角。他在康涅狄格州诺里奇和桥港长大，少年时代，他第一次被光的奥秘所吸引。兰德的祖父母艾弗拉姆和艾拉是俄罗斯犹太人，19世纪80年代带着两个儿子哈里和萨姆从家乡敖德萨移民美国。哈里在父亲去世后接管家里的金属废料生意，与玛莎·古德法登结婚。1909年5月7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埃德温·兰德在桥港出生。
和附近的男孩子一样，埃德温·兰德也加入了童子军，严格遵守戒律。与他们不同的是，他迷上了对光的研究，后来一直吸引了他一生。他产生了过滤光的念头，尤其是开发一种更易得的能改善偏转振性能，包括消除刺目强光的合成滤光材料的想法让兰德自己也目瞪口呆。通过吸收光亮中最强的光线，同时允许稍弱光波透过，就可使滤光材料发挥作用。
今天，滤光片已成平常之物。它们被用于太阳镜、照相机镜头、袖珍计算器和电子表上，以去除刺眼光亮。如果兰德的雄心壮志能实现，汽车制造商们也会用偏转塑料消除车头灯炫目的亮光。但当兰德第一次转向此领域时，由于缺乏令人满意的人造滤光材料，光的过滤在物理实验室及其他秘密应用中大受限制。兰德着手研制人造滤光材料，显然，他的动机是对探寻科学奥秘的精神，以及对一种有许多用途的产品潜在的商业市场和价值的正常信任。兰德一生中总能令科学与商业完美地结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1926年秋，哈佛录取了这个公认的发明家。但当他在那里感受到约束和限制时，他在圣诞节前退学了。在芝加哥短暂逗留时，他曾致力于小说创作，但以失败告终。后来，又转到纽约，正式开始研究光学和光的过滤。他在公寓间搬来搬去，在地下室和密室里建临时实验室，并一直阅读位于42号大街的纽约公立图书馆里所能找到的任何关于光学的书籍。他常常一整天都坐在宽大的阅览室里，一心扑在那些晦涩难懂的书上。
第二部分第五章 我想我发现了你要找的飞机（1）
以前尝试制造偏光片，都是利用天然滤光材料如方解石和电气石中普通分子排列生成的大块晶体。兰德也用此方法作了试验，却发现它太麻烦而且极不理想。于是，他采用了完全相反的手段：制造出数百万的小滤光晶体，然后，在透明玻璃或塑料上以低密度排列在一起。兰德把这种完全相反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叫做“直角思维”，而“直角思维”则成为他那充满创造力的头脑的显著特征。
1929年9月，兰德回到哈佛，他在偏光器方面的研究吸引了物理系的注意。系里为他设立了一个小实验室，这对一个本科生来说是难得的礼遇，他还与长他六岁的物理教师乔治·W。维尔赖特建立了亲密关系。1932年夏，维尔赖特提议他俩成立一个独立实验室。他们在剑桥租了一处寓所，然后搬到波士顿西郊韦斯顿一个空荡荡的挤奶厂里。在接下来的6月里，兰德的第一项专利获得了授权。
此后的20年里，兰德和他招来的一小组科学家们在发展了大规模生产滤光材料的技术之后，他和维尔赖特的合作就渐渐发展成创造性的研究和工业企业。兰德－维尔赖特实验室（公司最初的名字）把这种新材料叫做“宝丽来”。1937年，兰德和维尔赖特把实验室转型为一个新公司，取名“宝丽来公司”。1942年，维尔赖特离开了该公司。
经过这些年的发明和成长，兰德获得了一种科学的直觉和洗练能力，并使他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继任总统们的极难得的好顾问。兰德洞察一切、思想开阔、善于接受新想法，尤其是对那些看似难以克服的问题的奇特解决方法。他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包括詹姆斯·基利安在内的朋友圈，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他与柯达和其他工业公司，及他自己的公司的工作联系，培养了他在企业运作方面的创造潜力。
宝丽来战时承担的政府工程包括制造降低反光用风镜、火炮瞄准器，开发精密测距仪、潜望镜和轰炸机瞄准器等。战争即将结束时，兰德帮助凡尼弗·布什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草拟了一份关于战后科学在美国的地位的报告。电气工程师布什曾开发了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是罗斯福总统的主要科学顾问，领导协调美国战时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报告提议建立独立机构，负责为基础科研分派联邦资金。这条建议最终导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
因为战争的缘故，兰德很愿意做任何能提高国家军事技术的努力， 并因此被引见给华盛顿的政府高层。后来加入了塔山调查组，1951年又被选进由加州理工学院的西奥多·万·卡门所领导的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后来，成为吉姆·贝克情报系统小组成员之后，兰德在侦察事务上的指导作用更是大大加强了。
1954年，基利安邀请兰德加入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研究团队时，经验和直觉已使兰德成为引导国家进入空中侦察新时代的理想人选。基利安为第一位情报分委会选择的主席，波士顿智囊团阿瑟·D。立特公司的布鲁斯·S。欧得，也被囊括进这一伟大项目。已经提名兰德进入该研究负责委员会的基利安要求他领导这个情报分组。兰德接受了这一请求，并表示他希望精简小组人员，人数要精简到能够只用一辆出租车。他很快退出了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制作三维电影的合作，从他在好莱坞的临时工作室搬回到东部。
45岁的兰德在好莱坞收拾行李时，就决定把小组人数限制在六个以内，包括他自己（那时的出租车后部有跨接座儿，除司机外还能容纳五个人）。他希望行动能更迅速更果断，他深知，工作组越大越不灵活。兰德从他的科学和工业界朋友圈子里吸收人才，组成了一个博学的小组。成员有吉姆·贝克，哈佛物理学家及诺贝尔奖得主爱德华·珀塞尔，普林斯顿数学家约翰·图凯，华盛顿大学化学家约瑟夫·W。肯尼迪和他在宝丽来时的同事艾伦·拉兹姆。
兰德苦心经营情报组，频繁安排与政府官员会面，但也鼓励成员内部进行坦诚自由的讨论。兰德常常工作到深夜，这个习惯影响了他领导过的许多顾问组成员的作息时间表。理查德·加文六七十年代在一个科学顾问组与兰德共事的时候，对他有很多了解，他是这样描述这些夜晚的：“有时我们就在承包商的仓库里开会，有时在宝丽来豪华的董事会会议室里，在那时，兰德的厨师还会为我们准备晚宴。一次，兰德小组直到黎明时分才休会。这种情况不多，但工作到半夜是家常便饭。每当那时，兰德都会邀请大家到他的私人实验室，花半小时用彩色影像展示他的最新作品。”
兰德以科学研究中的好奇和决心来领导技术能力调查组的情报分组，推动小组站在新的高度看待能改变情报工作的新技术。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西德尼·德雷尔，他后来曾与兰德同在中情局一个顾问委员会，在建议政府实施技术情报工程方面起到过核心作用，他发现兰德是天生的帅才。“他全身散发着自信和智慧，”德雷尔说，“他是很好的聆听者，说得不多，但往往一鸣惊人，意味深长。会议气氛随意而自由，他总是能让大家浮想联翩，尽情发挥。”
由于对侦察技术共同的兴趣，莱格霍恩认识了兰德，兰德喜欢承担政府最保密的情报工程和预算——华盛顿称之为“‘秘密工程’，”莱格霍恩说，“兰德感觉自己能做好这些事。他听取意见，然后付诸实施，最后一切都搞定了。”
珀塞尔也有相似的印象。“兰德比我们其他人知道更多机密，” 珀塞尔告诉兰德的传记作者维克托·K。麦克尔赫尼。珀塞尔发现兰德总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全是因为他的技术性的建议，而是他以独特方式分析我们所讨论的事情的相对重要性的能力。当然，他的大胆创新也是他经商的天性：只讨论你真正能做到的。”
兰德对国家情报需要的预见性把他与忙于各种间谍活动的政府官员和商人区别开来。他们更倾向于具体地集中在某些特殊问题上，以直接影响公司和机构。在中情局任职超过1/4个世纪的约翰·麦克马洪逐渐熟悉了兰德，认为他简直是个设计师。“他对于所有要做的事情和对策都有不错的计划，”麦克马洪说，“而且他有敏锐的政治直觉，以对华盛顿施加影响。他洞悉华盛顿的一切。他对科学界人物（尤其是在华盛顿地区）的熟悉，无人能敌，每个人都很尊重他。”
作为总统顾问小组的一部分，兰德小组有充分的权利获知国家情报机密，接触任何他们想见的五角大楼、中情局和其他机构的官员。“我们进去会见负责情报的将军和海军上将们，然后满怀忧虑地离开。”1984年，兰德这样告诉中情局历史学家唐·韦尔奇恩贝奇，“我们五六个年轻人来了，问了一通那些高官们答不出来的问题。”中情局的遭遇也一样。
兰德和他的小组成员们一开始就知道，对抗突袭的首要防御措施就是获得更多苏联军事力量的情报信息。他们的任务是找出国家侦察工作的弱点，推荐补救办法，尤其是革新技术。他们集中于美国是否有能力察觉即将发生的苏联进攻的迹象这个核心问题——情报用语是“战略预警”。万一发生空袭，预警器将报告各种信息，其中包括进攻美国基地的苏军轰炸机的边境调配状况，原子弹、航空燃料和到这些分段运输机场的机组人员的行踪，及其他军种的强化训练和动员等。
兰德小组还想弄清楚，美国是否对苏联军事力量和工业生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