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华盛顿和学术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比塞尔毫无疑问可以选择进入政府高层，包括进国务院。但正如50年代初期，其他人对政府职业，尤其是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看法一样，比塞尔不得不考虑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他的经历虽然毋庸置疑，但他明白政治迫害正威胁着所有政府机构。国务院受到的打击尤为激烈。很大一部分应归罪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没能坚持立场，抵制麦卡锡对包括比塞尔的朋友在内的外交使团的攻击。实际上，国务卿甚至雇用了一名麦卡锡的助手，在部门内部对破坏活动展开调查。与他哥哥相反，艾伦·杜勒斯坚决拒绝自己受麦卡锡主义左右。
第二部分第六章 命中注定的任务（2）
1954年2月，比塞尔与中情局签约，由此成为杜勒斯的特别助理。这份工作没有严格的职务范围，很快，他就参与到很多活动中，包括1954年夏季中情局成功策划的危地马拉政变。该国总统雅各博·阿本斯的免职标志着冷战时期重新整顿他国政府，以符合美国利益的努力达到高潮。比塞尔协助导演了支持此次政变的宣传行动，包括无线广播和散发传单。
一年前，即1953年8月，中情局在伊朗指挥了一次政变，让亲西方的年轻的伊朗王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取代了左倾的领导者穆罕默德·莫萨德。中情局自信这样的秘密行动是巩固美国安全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鼓励下，他们在危地马拉又一次使用了这一手段。在这两例事件中，直接目标——扶植亲美领导者，都成功地实现了。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伊朗和危地马拉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危地马拉一直被一个接一个的由美国扶植起来的军事独裁者所统治。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现代化意识，但巴列维主要靠武力镇压来平息党派纷争。在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领导的1979年的革命中，巴列维的统治最终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推翻。
比塞尔本人亲眼看到了最后的结局，虽然他仍然相信，在类似危地马拉的事件中，推翻国外领导人是美国势力的合法演练。“至于颠覆外国主权政府的问题，直至今天我仍会毫不迟疑地同意采取相同的行动。”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不过，有了前车之鉴，我会更加当心采取干涉行动时，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协助杜勒斯完成了在危地马拉的行动之后，对间谍业务还不甚熟悉的比塞尔突然发现，自己马上要接手中情局最紧要的任务。1954年4月26日，杜勒斯交给他制造CL…282的任务，这对于比塞尔来说是终生的事业。制造这架飞机的命令直接源自总统，比塞尔还拥有来自基利安和兰德的强有力的后盾，能保证他得到空军及相关部门的大力配合。凯利·约翰逊也急于兑现他的承诺，重写高空飞行法则，吉姆·贝克也正在研制新型照相机系统。比塞尔的任务就是保持各项工作协调同步，在预定时间内（规定的时间不足8个月），制造出一架全新的侦察机。
感恩节后的第二天，比塞尔与杜勒斯的短暂会面突然打破了他一贯的工作方式——他这次要管理的项目是中情局有史以来在科技上最先进的项目。然而，他本人对空气动力工程学、航空术、航空燃料及在7万英尺高空驾驶载人飞机的危险性等几乎一无所知。确实，在中情局，几乎无人曾经涉足这些领域，因为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助手们从未想到，他们会受命创建并管理他们自己的空军。
“因为所有的讨论都是在行政部门的最高层进行的，”比塞尔说，“所以没人真正知道该怎么做，没人知道项目资金的来源以及资金的数额，也没人知道谁是飞机买主。甚至没人想过在哪里生产、哪里试飞、哪里培训飞行员，以及谁来培训飞行员、谁来驾驶飞机等诸多问题。”
但比塞尔十分清楚应该如何创建和管理一个高效的组织。在与杜勒斯谈话的几个小时后，他就借鉴了在“马歇尔计划”和战时运输中的经验，决定建立一个灵活、自由又相当独立的组织。因为这个项目是非常机密的，所以“感光板计划”被设计成“单机操作系统”：它拥有独立的办公空间、工作人员、安全措施，甚至独立的通讯系统。工作人员由中情局助手和一群老练的空军军官组成。他们最初住在林肯纪念堂附近E大街的一幢老建筑里，但房子结构老化，当增加了办公设备之后，房屋地板都开始摇摇晃晃起来了。比塞尔临时把他们转移到街那头的一个更坚固的处所，最后又搬到市俱乐部对面一栋朴素的市区办公大楼里。多年来，在纽约H西北大街第1700街区忙忙碌碌的律师、说客和记者们竟然都未发觉，冷战时期最重要的侦察行动司令部之一就在H西北大街第1717街区麦多米克大厦的五楼。
由于中情局缺乏专家以监督洛克希德、柯达和其他签约公司的技术工作，在整个侦察机制造工程中，比塞尔主要依赖他的高级助理们，包括空军派来的军官和秘书。他与空军的奥斯蒙德·里特兰德将军建立了尤为密切有效的合作关系，他是侦察机计划及比塞尔后来负责的尖端技术项目的副主管。高级管理层则包括：中情局的詹姆斯·坎宁安和约翰·帕兰格斯基，空军的利奥·吉尔瑞、斯坦利·比尔利和吉恩·基弗，比塞尔还把许多具体工作交给凯利·约翰逊和他的工业主管们。“对此次任务，我没有任何技术背景，必须边做边学。技术监督的任务便委托给各个合同商，主要是约翰逊，也包括普拉特&惠特尼公司。”
即使以50年代更为宽松的标准而论，比塞尔的工作作风仍是大胆创新的。“没有什么条条框框，”鲍勃·金回忆说。他于1955年首批飞机试飞时被派到中情局，后来又担任比塞尔的执行官。这种随心所欲的风格是比塞尔的拿手好戏。一天，在华盛顿，他开车与秘书在一条单行道上逆向行驶，他让她的秘书不要担心，他说：“街上没车时，何必管什么交通规则？”
这种对规则的不屑也被他带到了整个项目中。约翰·麦克马洪50年代末为比塞尔工作，后来成为国家二级情报官。他回忆说，他对那些引用政府规章劝阻他实施计划的助理们极为不耐烦。“不要进门就说我们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他说，“你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规章和法律允许我这样那样。”
比塞尔最亲密的助手之一，空军上校斯坦·比尔利也见识过比塞尔同类的行事准则。“我们应遵循的惟一规定就是：我们必须完成任务。”
比塞尔的脾气也是一把双刃剑。麦克马洪记得一次他和比塞尔一起出席预算会议，那位财政官员只能一个劲儿地翻文件，一问三不知。比塞尔命令助手们离开会议室，会议不得不突然中断了。
作为中情局首席照片分析师，与比塞尔密切合作过的阿瑟·C。伦达尔发现，比塞尔的方法十分管用。“他知道该怎么办，”伦达尔回忆说，“他知道怎样威吓，怎样哄骗，怎样施加影响，怎样让人想通问题，怎样说服他们。他真是见多识广。”
比塞尔的兴趣和专业的范围之广有时令同事们大为惊奇。伦达尔说，处理了一整天侦察机事务，包括给白宫打了好几个电话之后，夜深时，比塞尔会突然丢下在中情局的工作，开始给秘书读一本经济学著作。
认为洛克希德公司“值得信任，不会滥用政府权利”的比塞尔，不再要求他们作例行报告。和同期空军向洛克希德索求的成堆文件相比，“我们只需保持每个月有五页报告，以汇报该月的工作进度即可。”伦达尔回忆说。
这个项目的高度保密性免除了层层审批的决策程序。虽然比塞尔也向杜勒斯及其副手卡贝尔将军作汇报，但大多数决定都由他自己作出。他说：“有机密性做挡箭牌，我的决策不受干涉。”正常情况下，中情局所有重要的电报通信副本都要送到局长办公室。而比塞尔却指示下属们，只须送交杜勒斯看似有政治意义的那些，保留新式飞机制造和试验的相关通信。
尽管如此，比塞尔还是被技术和官僚作风折磨得焦头烂额。他常向兰德咨询，两人经常谈话，一周聊好几次。他们是极不相称的一对：比塞尔高大，不修边幅；兰德矮小，衣着整洁。一个来自富裕的上层家庭，另一个来自移民家庭；比塞尔是政府管理者，兰德是自由发明家。但二人都极聪明，都有强烈的帮助祖国赢得冷战的愿望。
“遇到麻烦时，比塞尔就向兰德寻求意见。”鲍勃·金说，“比塞尔的秘书多丽思常告诉我，上司不高兴了，不过，很快就会没事了。如果他正和兰德谈话，和他说过话之后，他总会好点。”
比塞尔和凯利·约翰逊是另外不相称的一对：虽然二人都有暴躁脾气，但他们的背景却截然不同。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建立亲密自由的合作关系。比塞尔告诉约翰逊，他的期望很简单：“我很想知道你面临的麻烦，并帮你解决，但你得告诉我这样做的后果和代价。”
三人常常靠通电话解决问题。约翰逊向比塞尔提出问题和难题，经短暂讨论后，再很快告诉他解决的办法。同样的好奇心也吸引比塞尔去研究复杂的经济事务。他们都是比塞尔研究CL…282技术方面的临时老师。工作中，他常向约翰逊、兰德和贝克提问。约翰逊发现比塞尔“很快”在工程学方面就博学多知了。鲍勃·金记得约翰逊和比塞尔曾在一次谈话中，详细讨论过金属钛极强的张力。他说：“比塞尔喜欢这种材料。”
比塞尔还是个诡诈、难应付的上司。他更多的是靠才华而非热情激励下属，虽然他态度优雅，也颇有魅力，但看上去冷漠高傲，同事们和他接触时，还有点尴尬和不自在。“他是位绅士，”鲍勃·金说，“但他极少闲谈，尤其是在工作中，他眼里只有工作。”
比塞尔有6英尺多高，以步履如飞闻名全局，他的助手们不得不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尽管幼年时的内斜视已经治愈，但有一只眼球的视力有时仍会比另外一只的要糟糕许多。虽然家境富裕，但他工作间的衣橱里却只有两三件永远皱皱巴巴的套装，而且他的车也破旧不堪。
在零乱的书桌后面，他总是坐不安稳，不断地摆弄裁纸刀和口袋里的手帕。由于患有慢性鼻炎，在深呼吸时，他的鼻子还会时不时发出很大的声响。助手们到他在克里夫兰公园（华盛顿附近一个多树的地方）宽敞的家中，都惊奇地发现家里乱七八糟。同为中情局雇员的鲍勃·金的妻子贝蒂·金记得一个周六到他家吃午餐，发现比塞尔家的狗拴在炉子腿上，好几堆脏衣物摞在楼梯下。安·比塞尔用牛排和腰子馅饼招待大家，那并不是华盛顿人爱吃的。
除了有点古怪和偏执，且难以应付之外，比塞尔在鼓动人方面确实有一套。当然这个项目本身就很诱人，技术是全新的，让美国飞机飞进苏联内陆的想法也颇具吸引力。比塞尔满怀信心地提及横扫一切官僚障碍的总统手谕，也给这个项目增添了一种战无不胜的色彩，极大地激励了全体工作人员。
他还对如何激发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