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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的探索并未到此为止。他的下一个目标是240英寸焦距的照相机。但凯利·约翰逊拒绝扩大照相机舱以容纳这个超大号的模型，贝克只好委屈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满足于120英寸的镜头。用匹兹堡科宁玻璃公司开发的一种新型轻硅土材料，他最终将镜头延长到了180英寸，同时重量又控制在飞机的限制之内。贝克用一台早期电脑进行必要的复杂计算，设法在16天内就设计出了新式镜头。海肯于1956年制造出此款照相机，但1957年初，装到飞机上试用时，却发现它太敏感，不适合用在U…2侦察机上，因为飞机振动会干扰镜头的灵敏度。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重新设计了照相机的新版本，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1955年的头几个月，贝克忙于设计制造新相机，约翰逊在伯班克的团队正组装第一架U…2侦察机时，中情局就准备成立一个新组织，以处理预想中的大量的苏联照片。1953年，认识到二战中曾发挥过关键作用的空中侦察很可能会随冷战的继续而愈加重要，中情局曾设立过一个小机构，专门审查摄像情报。中情局的一项明智之举是把阿瑟·伦达尔从海军请来领导此机构。
伦达尔是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大放异彩的情报革命中又一位关键人物。他对于照像分析领域而言正如凯利·约翰逊对于飞机设计，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改革家和推进者，为国家开拓了专业的前沿阵地。作为现代照片分析技术之父 和战后及冷战期间给总统提供了宝贵信息资源的空中和卫星侦察组织的构想者之一，1992年逝世的伦达尔将永远被铭记。
伦达尔1915年生于芝加哥，他为人谦逊，走路有点罗圈腿，这是大学时踢足球受伤的结果。他曾从芝加哥大学退学到一家酒业公司工作，但后来又返回学校主修地质学。1941到1942年，他参加了工程学、科学和管理战争培训项目。其间，他开始对照片分析产生兴趣。他加入了海军，在经过了达特茅斯学院、华盛顿的海军机场、阿纳科斯蒂亚海军机场及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培训之后，他被派到阿留申群岛中的阿拉斯加州埃达克，分析日本境内潜在进攻目标的照片。
在这个白令海峡中偏远的前哨阵地，伦达尔成了这种神秘职业的专家——高度精细地检查照片，以确定轰炸目标的位置和尺寸。自一战时起，海军和陆军航空部就开始改进这些技术了。这种利用摄影术作出精确测量的方法被称做摄影测绘。伦达尔和同事们常分成小组研究航空照片上不同系列的目标，包括海港、机场、油库、军营和其他军事营地，然后在大图标上标绘出那些基地。照片的分辨率不高，但放大五至六倍后，足以让他们看出各种目标的大致规模和布局。
“像飞机跑道的长、宽和位置及方向等方面命中率是99％，”他回忆说，“但确实也有其他模糊不清的问题，如机场表面的性质，是涂满油的碎珊瑚还是沥青或其他什么材料，则很难断定。”
伦达尔很喜欢这种辛苦的工作，并很快坚信照相侦察能为美国提供至关重要的资源。战争结束时，他又作为一名秘书被分派到华盛顿的海军照片分析中心。1945至1953年间，他一直在那里任职，开始任摄影测绘处主任，后任助理总工程师。
伦达尔天生具有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解释他的秘密工作的才华。迪奥·布鲁吉尼奥，是二战时的空中侦察老兵，也是苏联工业企业方面的专家，他于1948年加入中情局，后来与伦达尔有过密切合作，他发现伦达尔是“一个表达能力极强的演讲者”，他能让“门外汉都理解那些技术性很强的内容”。在其后数年里，这种能力使伦达尔成了白宫熟悉的访客，他常被召去向总统讲解最新照片情报，包括1962年10月16日，他给肯尼迪总统展示在古巴的苏联导弹的生动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揭开了古巴导弹危机的序幕。
在华盛顿海军中心工作的的那一段时间里，伦达尔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演讲技巧，竭力宣扬空中侦察和照片分析的益处。他不失任何时机地告诉那些军官和文官们，战争中超过80％的军事情报信息来自空中拍摄。他常引用1935到1938年任德军总司令的维纳·冯·弗里奇将军的话说：“拥有最好摄像情报的国家将赢得下一场战争。”
但数年过去了，伦达尔并未看到他的呼吁在海军中赢得了多少支持者。“那时海军根本没有开明的领导，没有预算，也全然没有进行照片分析的动机。”他说。而空军正在投入大量资源想要在苏联寻找可能的轰炸目标。1952年，正当伦达尔考虑离开的时候，中情局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主管正在创建的新照相情报中心。于是，他于1953年加入中情局，成为摄像情报处的首任主任。
他的新办公室在国会山映象池和林肯纪念堂附近的一个中情局斯巴达司令部M号楼里，它并非照片分析的理想之所。实际上，伦达尔还发现这里“条件简陋，设备不足”。中情局在此领域毫无经验。“四处察看后我就发现，”他回忆说，“我打开很多门，进了很多地方，偶尔会看到一个家伙坐在那里，拿着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放大镜，研究某种极小的格式化的照片，试图看出什么名堂，但那只是设备齐全的、有组织的分析过程的一个迹象。”
一些中情局员工认为这个新部门完全是多余的。“我马上就感觉到了同事的某种不信任，尤其是地理部门的同事。”伦达尔说，“有些人说，‘哦，好，我们知道你可以通过空中摄像画出某种地图，但我们想也仅此而已。’”
伦达尔敦促上司增加投入。到1954年初， 工作组通过他们的分析工作，其中大多是对苏联军事工业设施的老照片的分析工作，开始改变人们的想法。他从未停止说服新同事们相信照相情报的优越性。“你不知道摄影能给你带来什么，”他这样告诉他们，“你所看到的这种摄影，这些二战遗迹和抓拍的苏联劳动节游行照片，根本没法与高分辨率、大规模的空中摄像相提并论。就我所知，目前这种摄像技术是能够投入使用的。”
第三部分第八章 初露锋芒（2）
伦达尔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他的观点的机会。1954年12月13日，凯利·约翰逊得到制造新飞机命令没几天，尚不知这个项目中的伦达尔被通知马上放下工作，到艾伦·杜勒斯办公室报到。伦达尔疑惑不解，忐忑不安地赶到局长办公室，发现杜勒斯和比塞尔都在。他们向他透露了洛克希德新型飞机计划，及其拍摄高质量的照片的目的。他们指示伦达尔立即参与这个项目，成立一个组织，以有效利用这些照片。他将直接向比塞尔汇报，成为比塞尔领导的管理侦察项目的一个独立分支项目。
在决定让中情局掌管照片分析工作时，杜勒斯否决了局主要行政官员劳伦斯·里德·怀特的建议，他认为五角大楼可能有更齐全的设备处理这些工作。杜勒斯根本不会让扩张其谍报帝国的大好时机轻易溜走。怀特回忆说，他提出这项建议的时候，杜勒斯将金属框眼镜抬至额头，回答道：“里德，你不会以为我拍了那些照片后，还要让别人告诉我这是些什么吧？”
伦达尔简陋的照片分析工作室显然应付不了预计在1956年中期将开始处理的大量照片。这样的条件也不符合白宫严格的保密要求。为保证这项侦察机计划尽可能秘密地进行，甚至对一些最高级司令官和情报官员都秘而不宣，因此照片处理及从中提取的信息的传播都必须受到严密控制。伦达尔必须独立进行更大规模的操作，而且不能泄露给他目前尚无权得知这个项目的上司。他们被告知，伦达尔被调去为局长的一项特别项目工作了。
伦达尔接到任务后的几周内，跑遍全国，会见了埃德温·兰德、凯利·约翰逊、吉姆·贝克和负责这个项目各个方面的其他人物，同他们商量他负责的照片分析员操作的拍摄标准。中情局在华盛顿找到一栋能容下审查照片所需的设备和大量工作人员的建筑。即使柯达将在另一处进行大部分的底片处理工作（它本身即意义重大），伦达尔仍需要工厂式的处所。但他们还必须毫不出众，以避免引起注意。
映象池附近的中情局楼群根本不适合。中情局又考察了各种可能的场所，包括废弃的采石场和洗衣店。伦达尔和中情局最终选定了斯图亚特大楼，是位于纽约的纽约大道和第五大道交叉处的一栋七层办公楼。福特代理商斯图亚特汽车公司占据下面三层，包括一层展厅。中情局租了上面四层，约有5万平方英尺工作空间。
这栋楼破烂失修，位置也颇不令人放心。油漆从天花板上片片脱落，水滴沿墙壁渗漏，没有空调，附近无像样的饭馆，四邻街道犯罪时有发生，尤其是在夜间。但伦达尔还必须设法对付狭小的办公室，很快，桌子、技术设备和不断扩大的工作组就把房子塞满了。因为计划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支持，伦达尔可以从其他机构，包括军队、国务院，甚至国会图书馆征募新成员。大部分工作人员不足30岁，还有很多是女性。战时军队就曾安排过许多女性做照片分析员。
中情局还需给伦达尔的机构一个代号。他建议叫“自助食堂”，取纽约“鸿&哈达”自助餐馆之名，这家餐馆每周7天24小时营业。“这将成为华盛顿的情报自助餐馆，”他向中情局提议说。因此，全国最新的情报组织被正式授予“托托马”的代号。“真是名副其实，”伦达尔退休后回忆说，“我们从未关过门、熄过灯。”
在伦达尔为第一批照片作好准备之前，比塞尔必须先找到一组愿意驾驶U…2侦察机飞进苏联的熟练飞行员。艾森豪威尔总统指示比塞尔选用外国飞行员，这丝毫未减少此项工作的难度。这也反映了艾森豪威尔将U…2行动与美国军队撇开的决心，若被莫斯科查明或拦截，亦可减少这些飞行的麻烦。
挑选一组合格的外国飞行员并非易事。1955年6月，U…2侦察机第一次试飞之前，已同意负责飞行员训练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找到了许多外国飞行员，包括好几个驾驶过P…51的希腊飞行员。他们曾在冷战早期几年间，驾驶这种二战时期的单螺旋桨飞机飞越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执行中情局任务。这些外国飞行员中有八名被选送去参加训练并被派到阿拉巴马的克雷格空军基地。1955年12月27日，给比塞尔的备忘录报告说，所有的飞行员都“显示出了合格或高于合格的飞行员素质”。但备忘录也指出这些人的英语都不太流利。
那八名飞行员被带到亚利桑那州参加喷气机培训。其中四名最终通过并被派到格卢姆湖基地，好几个都曾驾驶U…2侦察机试飞，但他们对驾驶这种极不稳定的飞机显现出缺乏经验时，很快就被迫退出此项目。“天哪，只能决定用美国飞行员了。”凯利·约翰逊在日志中写道。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愿望没有实现，但中情局仍必须遵循命令，不得选用空军飞行员执行U…2飞行任务，至少不能用现役的。最富创意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