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够建设两个发电厂，每个都能满足一个6万人的城镇用电量。”
“或两家设备精良的医院。”
“或约50英里长的混凝土高速公路。”
“一架轰炸机的造价是50蒲式耳小麦。”
“一艘带有新式舱的驱逐舰的花费足以为8 000多人提供住房。”
“我再说一遍，这是就目前世界发展趋势来看最好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生活方式，在战争威胁的阴云下，人类被吊在钢铁铸成的十字架上。”
想要消除这些压力，关键是获得更多情报。多产的发明家——快速成像照相术发明者埃德温·兰德在新侦察技术发展中起着中枢作用，他后来总结说：“想要防御所有可能的威胁，我们可真是承受不起。”兰德说：“我们必须精确地知道威胁来自何方，才能集中资源来对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扛得住冷战。”
或许我们得感谢特雷弗·加德纳，当哈尔·奥斯汀1954年5月8日死里逃生的消息传回华盛顿时，白宫终于开启了情报收集新时代的大门。听了加德纳措辞严厉的陈述后，李·杜布里奇邀请他在下次科学顾问委员会会议上讲演。加德纳给委员会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布里奇很快就和阿瑟·弗莱明商量——弗莱明是负责委员会工作的白宫机构国防动员署的领导。弗莱明则进一步建议顾问委员会觐见艾森豪威尔总统。
1954年3月27日，周六上午9点半，会议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举行。杜布里奇在其他13名委员会成员的陪同下参加会议，陪同人员有一些是国家的权威科学家和科研管理官员，他们是：美国科学院院长戴特莱夫·布朗克，贝尔实验室负责人奥列弗·E。巴克雷，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I。I。拉比等。除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一贯拥护并负责新军事技术研发的国防部助理部长唐纳德·A。夸雷斯也从机关赶来参加了会议。
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诉委员会去年发现了苏联远程喷气式轰炸机“野牛”。他警告说此新式飞机可能最终会用于对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同时也是科学委员会成员的詹姆斯·R。小基利安后来回忆那次谈话时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把讨论引到突袭美国的危险性上，强调他对降低军事突袭的可能性的极度忧虑。他警告说先进武器已使封闭的敌国更容易秘密策划攻击，并且由此抢占了开放社会尚未拥有的优势。”
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诉那组人：“任何对美国安全负责的人，对当前形势都会十分不满。”他需要委员会提供关于如何应对突袭威胁的建议。
看问题的新视角和改进方法似乎还颇有可取之处。杜布里奇要求基利安尽快到剑桥与住在东北的委员会成员会面。4月15日，周三，包括奥列弗·巴克雷和埃德温·兰德在内的一个工作小组聚集在位于剑桥的基利安的办公室里。他们同意组建一个特别工作组来检查美国的反突袭军备弱点，然后提出降低风险的措施。当哈尔·奥斯汀飞越摩尔曼斯克的时候，那些建议还正等着总统批示，然而不久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便同意了。
前一日，越南军队在围困奠边府55天之后，成功地突破了法军的防守，结束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能想像到，胡志明军队的这次胜利对后来美国在越南漫长而痛苦的战争的影响。但法国的失败确确实实增加了华盛顿对东南亚共产主义发展的恐惧。在去马里兰郊区的燃烧之树俱乐部打高尔夫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把他的最高国家安全助手召集到内阁办公室，让他们仔细审度越南的局势。
就国内而言，首都乃至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对美军将领之忠诚度的谩骂与攻击：美国军队和政府成了麦卡锡反肃共产主义的最新前沿阵地。艾森豪威尔总统虽然当时没作出反应，但很强烈地质疑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的做法，甚至连麦卡锡在国会的一些盟友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也对他的手段提出疑问。
直到1954年春，大多数美国人才刚刚开始意识到突袭的危险性。5月1日，星期六，奥斯汀飞行一周前，“野牛”轰炸机在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节游行中，在红场上空进行了首次公开飞行。虽然只有一架轰炸机参与了莫斯科上空的飞行表演，但因为它1953年首次露面的消息从未在政府外广泛传播，因此，它的出现尤其令人震惊。这架巨型轰炸机的露面成了翌日美国报纸的头条新闻。几天后，《纽约时报》第一次刊登了一张该机飞过红场的照片。周日，前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相关照片的新闻报道评论说：“该机被认为是与美国B…52相似的洲际轰炸机，能够运载核武器到达远距离目标。”
美国人将永难忘记冷战的危险性。核战争的威胁带来一种持续不断的忧虑，就像一场整个国家都没法摆脱的低烧。这反映在越来越多地建造放射性掩体和其他民用防御设施的努力上。1950年12月18日，《生活》杂志刊登了题为《美国城市如何准备应对核战》的长文。
尽管未来难以预料，1954年的美国生活仍然很好，并且正越来越好。到处都是一片歌舞升平，中产阶层正逐渐增加，城市正在向周围郊区蓬勃发展，二战时期的混乱和牺牲开始从记忆中淡忘。其时，全国人口是1。62亿，与1942年比，增加了近20％。失业率是5。5％。电视机的拥有量是1946年的3倍，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台， 2/3的美国家庭拥有一辆汽车，也比1948年增长了一半多。
就在奥斯汀侦察飞行的一个月前，《新闻周刊》封面上的一张照片记录了弥漫于全国的这种矛盾情绪：两个美人驾着一辆敞篷车前去度假，照片提醒读者注意这期的特别报道《春夏旅行》。但封面上方交叉印着的则是有关此期杂志的另一特别报道：《原子弹：幸存系数是多少？》。
特雷弗·加德纳和吉姆·基利安知道，如果美国掌握更多关于苏联的军事信息，并能相应地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的话，避免核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但是1954年春夏之际，当艾森豪威尔政府振奋精神准备应付突然袭击时，却发现要获得更多的信息将困难重重。
如何采取更有成效的手段来拍摄苏联军事设施，这个问题多年来却一直得不到华盛顿的重视。实际上，早在1946年，圣莫尼卡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工程处就为五角大楼第一次提出了在太空安置卫星的构想。这个后来从道格拉斯分离出来更名为兰德公司的研究机构变成了空军至关重要的智囊团。到奥斯汀死里逃生时，关于能在苏联拍摄并将图片电传回地球的宇宙飞船的复杂的设计工作正在进行之中。空军也正在设法制造飞行高度足以躲过苏军战机的拦截和超出其导弹射击范围的侦察机。但所有这些行动都没有得到白宫的支持，科学家和工程师也没有得到必要的资金支持以攻克技术上的障碍。
那些障碍看似无法超越。没有人能像火箭那样进入太空，更不用说精密复杂的监视系统。即使能制造出一枚强大的火箭，但照相机系统能否承受火箭升空时的剧烈震动，能否在恶劣条件（包括华氏零下455度的低温）下正常运作，这些都无从知晓。如果能从太空拍摄到有用的照片，把这些照片传送到地球，则要求有先进的传送技术，或是改进胶片舱，以避免重返大气层时剧烈磨擦产生的高温将图片烧掉。至于新式侦察机，大气层上空仍是充满潜在致命危险的未知区域。喷气发动机在7万英尺高空会因缺氧突然着起火，人的体液在此高度也会自然蒸发。
幸运的是，开发所需的革命性技术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洛克希德公司的高级设计师凯利·约翰逊已说服空军支持他的最新计划，制造能在7万英尺高度飞过苏联的新式侦察机。洛克希德公司也正与空军合作研制摄像侦察卫星。虽然很多空军高级司令官对这两个主意都不感兴趣，但一位年轻的将军伯纳德·施里弗却认识到了这两个想法的潜在重要性，并开始利用他的影响推动这两个项目的发展。
另外两个天才人物很快也被吸引过来，并成为推进美国情报行动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中一个便是埃德温·兰德。哈尔·奥斯汀驾机穿越苏联领空的那个周末，兰德正沉浸在他与传统商业与科学决裂的冲动之中。当时他正在好莱坞，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合作制作三维电影。另一个人是理查德·M。比塞尔，一位才华横溢、古怪固执的经济学家，最近才刚开始到中央情报局做局长艾伦·W。杜勒斯的特别助理。
第一部分第二章 战略情报的起源（2）
多亏了他们，及其他相信要保持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就必须更新情报搜集技术的人们，才有了这次新发展。年底之前，艾森豪威尔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秘密研究计划，在未来六年里彻底变革了情报工作，深刻改变了冷战的进程。
在这一创新时期，美国制造出能飞至75 000英尺高空的U…2侦察机，并开始研制它的下一代。U…2侦察机的工程学技艺非常先进，即使时至今日也依然令人惊奇不已。1960年夏末，美国将第一颗侦察卫星成功送入轨道。在此过程中，为这项高度保密项目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实业家、政府官员重写了飞机设计与性能的历史，并将他们的祖国送上了太空。他们的发明在一天之内收集到的信息，甚至比整个间谍大军在过去10年收集到的情报更多，它彻底改变了谍报世界，打开了通过太空侦察、绘图、传送及定位系统等可以广泛更新战争的通道。总之，这是冷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也是美国智慧与技术的一次胜利。
正如炸弹的发明那样，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和新侦察系统的发明，以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双重方式重塑了华盛顿政治、统治体系和经济预算的前景，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半个世纪以后。全新的用以管理、开发新技术的庞大政府机构成立了，并配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围绕如何管理这个机构及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它，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对这些机构的控制权的争夺则引发了中央情报局与五角大楼之间的剧烈冲突，至今仍未能解决。
它们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美国获得了一系列新的可靠的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情报。U…2侦察机和后来的第一颗卫星所提供的照片让华盛顿第一次看到了莫斯科的军事力量，包括海空军基地、轰炸机、导弹试验基地、核潜艇和雷达系统。正如新一代侦察系统的开发者之一艾伯特·D。维尔伦后来所言：“就像是在漆黑的仓库里亮起了巨大的照明灯。”
第二章战略情报的起源
无人堪当侦察革命鼻祖之称，但理查德·S。莱格霍恩比任何人都更加无愧于这个称号。他清楚地记得，1946年7月25日，那天他思索着战略侦察机的未来，并最终有了一个答案。
机敏的莱格霍恩是美国空军最好的侦察机飞行员之一，时年27岁。二战时，莱格霍恩曾在纳粹占领的欧洲执行任务，目睹了战争的灾难，那时他是照相侦察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