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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看到你与比奇携起手来，集中起来进行联合的时机来到了。“托利——自由主义”这一名称比“托利——民主主义”或“自由帝国主义”好得多，可以肯定，这既不会使人有自相矛盾之感，也不会使人感到没有先例。我不能不遇到的一个实际困难是，人们会怀疑我仅仅为冷酷的野心所驱使，如果某一特定的问题，例如关税问题被提出来，则这一困难就会消失。
第一部 雄心第4节 国会议员（3）
但是罗斯伯里并不赞成立即采取行动，故向他发出了警告，免得丘吉尔会过于性急地抬高这一标准：“你不要用不成熟的行动来损害你的事业。有那么一天，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推行新方针最为适当的时机可能就会到来，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对罗斯伯里说来，事实上这种时机永远也不会来到了，他对重登政治舞台，积极参加活动已不感多大兴趣。与丘吉尔不一样，即使他再登高位，也得不到多少好处。丘吉尔逐渐明白过来，这位他最钦佩的领袖，不可能成为他所寻求的那种领导人。
实际上，正是约瑟夫·张伯伦“在英国政治中开创了新篇章”。１９０３年５月，他提出了改革主张，认为对英国说来，根本问题是实行关税改革，建立关税特惠制度，扶植帝国所辖的各个国家。直到此时，关税改革还只不过是保守党人中极少数人的信念。张伯伦是王国政府的大臣，实际上他是继巴尔弗之后政府中最为杰出的人物。尽管那时他已六十七八岁，但仍像３０岁时那样，是英国政治生活的推动力。在提出对关税问题的意见时，他不是代表同僚讲话。事情很清楚，要么是他立即使他们转变观点，要么是他辞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职务。丘吉尔渴望出现的政治上的改组，或许还有政党改组的局面好像已经开始了。
丘吉尔参加关税改革者营垒的大门已经完全敞开。他可以引证这样的事实，即他的父亲在当财政大臣前，就对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所谓的“公平贸易者”抱有巨大的同情态度。这类“公平贸易者”希望恢复已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废除的贸易保护制度。事实上，从１９０２年４月以来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与“胡里干”小组的成员共同进餐时，张伯伦曾告诫他们，这一问题很可能会回到现实政治中来。丘吉尔同他父亲生前的财政顾问之一弗朗西斯·莫沃特爵士进行了磋商，他当时任财政部常务次官。莫沃特是一位自由贸易信奉者，他把自己的观点向丘吉尔作了解释，并且把他介绍给财政部的其他官员，以便使他取得有关这一问题各个方面的指导性意见。丘吉尔也不得不考虑他所在选区的利益，奥德姆依靠的是最大限度的自由贸易，也就是说，不仅要尽可能便宜地买到棉花，而且要使棉纺织品尽可能便宜地向其他国家倾销。不管关税改革对其他工业会产生什么后果，很明显，兰开夏的棉纺织工业不会从关税改革中得到任何益处，反而还要遭受重大损失。１９０２年１０月，就在张伯伦提出进行关税改革的前夕，丘吉尔告诉奥德姆的选民，他将坚定地维护自由贸易这一原则：
保护贸易的含意是，全国人民一致赞成，通过征税、支付一定的款项，使某种贸易活动得以进行……每一项贸易活动都将受到国家保护性援助的鼓励……下院的会客室里挤满了游说者，我已预感到周围充满了一种腐败的气氛……保护贸易原则从任何观点来看对棉纺织品贸易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我完全可以理解经营农业的人会赞成贸易保护制度，但是我不能理解兰开夏人会支持普遍的贸易保护制度。
７个月以后，当张伯伦宣布改革关税之时，丘吉尔就已经作好准备，扮演扼杀这一异端邪说的角色。１９０３年５月末前夕，他给巴尔弗写信，指出如果他这位首相不去谴责张伯伦的话，“我必须重新考虑我在政治上所持的立场。”巴尔弗不打算跟一个后座议员进行摊牌，因此作了典型的不着边际的答复。几天后，丘吉尔又给反对党领袖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写了一封信，建议自由党人与主张贸易自由的保守党人在议会内部保持策略上的协调一致。这些行动都是他自己主动采取的，休·塞西尔勋爵同样赞成自由贸易，但对丘吉尔写信时不跟他磋商的做法严加斥责。休·塞西尔勋爵急于要团结保守党内的“动摇分子”，并且认为，在此项活动奏效之前任何同自由党结盟的尝试，都只不过是把这些动摇分子推到张伯伦一边去。丘吉尔不得不承认休·塞西尔勋爵的策略是正确的，但他显然感到很难按捺自己不耐烦的情绪。
１９０３年夏天，内阁内部在财政政策上出现的尖锐分歧导致各个对立派别纷纷提出辞呈，这种局面后来又发展到使公众认为政府陷于垮台的境地。张伯伦第一个辞职，表示他将继续从事由后座议员入手使党有所变革的运动。但是，巴尔弗力图避免与主张关税改革者完全对立起来，承认有可能对现行财政政策的各个方面予以重新考虑。然而，这一态度使内阁中坚定的主张自由贸易者感到不安，如德文希尔公爵、ＣＴ里奇等人，他们也提出辞呈。丘吉尔及主张自由贸易的盟友当时在党内建立了一个组织，称之为保守党食品自由贸易同盟，德文希尔公爵任这一同盟的主席，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和里奇担任副主席，这两个人以前都担任过财政大臣。
然而，用支持张伯伦的提案而使党得到挽救的前景似乎是黯淡的。在保守党的各界人士中存在着浓厚的主张保护贸易的潜在意识，且不止在奥德姆是这种情况。这里早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党的积极分子中就十分流行“公平贸易”的观点。丘吉尔发现，如果他继续抨击关税改革者，他所在的地方党组织就不会继续支持他了。有一次，他来到这个选区的一个地方工会俱乐部，发现该工会委员会拒绝让他发表演说。在全国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伯明翰——张伯伦的家乡，保守党人与工联主义者在这一新的信条下团结起来。１９０３年１１月，丘吉尔和休·塞西尔勋爵在伯明翰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大胆发表演说。使他们颇为惊奇的是，他们并未受到伤害，但有一群怀有对立情绪的人包围了举行这次集会的大厅，而且很明显，听众并非持友好态度，其中大部分是自由党人。丘吉尔还未认真考虑下一次选举在伯明翰中心区进行竞选。他父亲在１８８５年曾在这里进行过竞选活动。看来，这里的前景并不很好，但比奥德姆要好一些，因为在奥德姆，他的党正在抛弃他，支持自由党的选民极有可能会选择一位工党候选人作为埃蒙特的伙伴进行竞选，而不会选择作为一位盟友或一位改变信仰者的丘吉尔。
如果保守党内主张自由贸易者能够形成一个稳固而相对统一的政治集团实际上有５０多名下院议员参加了食品自由贸易同盟，那就仍然存在着一种机会，使自由党有可能同他们达到某种选举协议。在１８８６年，保守党对那些自由党联合派采取了相类似的宽宏大量的态度。他们认为，从长远看，这一策略对他们是明智的。丘吉尔在给德文希尔公爵的信中提出，自由党联合派的组织可以使自由党复兴。他的意思是说，这会提供一条适当的途径，使自由党联合派和主张自由贸易的保守党人共同重建自由党。“自由党重新恢复它原有的力量和达到一致，”丘吉尔写道，“这是大有希望的，我恳请你不要离开而使这项工作中断下来，我怀着崇高的敬意为此竭尽绵薄。”然而，丘吉尔并未能在自由党联合派组织的内部斗争中给德文希尔公爵提供什么帮助。张伯伦迅速赢得了胜利，并迫使这位公爵离开了这一营垒。
丘吉尔至此得出了结论，他不能将个人的未来寄托于保守党。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他在《每月评论》上写了一篇文章，不仅对保守党而且对整个政党体制提出了全面的批评：
许多稳健的有识之士在选择自己的立场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他们介乎两党之间，他们对帝国的发展与巩固真诚地感到自豪与高兴。但是，他们并不准备看到把实行帝国主义的政策仅仅作为拉选票的诀窍。他们不愿支持任何一届政府准备用埃克塞特·霍尔提出的狭隘原则和种种偏见来处理殖民地和殖民地政府间出现的各种棘手而重大的问题。但他们又在把不列颠民族具有一切最崇高的感情转变为党的领袖讲台上的政策要点的说教面前畏缩不前。
丘吉尔对未来的看法是黯淡的。他看到新闻界已被主张关税改革的人牢牢控制，保守党也变成了“各种重大利益集团的奴隶”。他对由张伯伦领导的党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的说来，就像是把一件红袍子披在一个体格健壮的乞丐的双肩上，这个乞丐具有放肆和咄咄逼人的黩武精神，在其最高层，体面地设置了一位党的领袖，这位领导一半是德国的宰相，另一半则是美国的老板。”
丘吉尔认为“稳健的有识之士”在这个核心中没有前途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巴尔弗在一场大选迫在眉睫的危机中置身事外。他拒绝接受一项彻头彻尾的贸易保护政策，设法对许多人保持同情态度，否则这些人就有可能背叛。至于自由党领袖，除非主张自由贸易的保守党人在其他问题上也采纳自由党的政策，否则就不愿意同他们达成选举协议。自由党之所以持这种强硬态度，首先是因为他们确信，舆论正在坚定地倒向他们这一边；其次是由于他们已经同新成立的工党达成了在选举中结成同盟的协议。很显然，这就排除了同主张贸易的保守党人进一步结盟的可能性，从而使保守党食品自由贸易同盟逐渐陷于瓦解的境地。丘吉尔同自由党议会党团领袖赫伯特·格拉斯顿进行了一次会晤，探询他能否在奥德姆或伯明翰中心区或在别的地方不会遭到自由党反对一事达成谅解。与此同时，他决心最终切断他同保守党的联系。他告诉奥德姆的保守党人，他正在这样做，并要提出辞呈，然后作为一名主张自由贸易的候选人在这一选区为补缺选举而斗争。这项提议遭到奥德姆保守党人联合会负责人的拒绝，他们认为这一席位不能被主张关税改革的人赢得，因而作出许诺，只要议会存在，就让丘吉尔继续担任奥德姆的下院议员。
１９０３至１９０４年的冬天，丘吉尔在威斯敏斯特同保守党的联系最终切断了。１９０４年１２月，他写信支持在勒德洛进行补缺选举的自由党候选人。次年１月，他被保守党组织秘书取消了作为保守党人的资格。３月，当他就关税改革问题发表演说时，一大帮政府支持者在首相亲自带领下当即退出会议大厅。但是他得到自由党议员的拥护，尤其是戴维·劳合·乔治的鼓励。劳合·乔治是一位有名的激进分子，他虽比丘吉尔大１２岁，但比起大多数议员还是比较年轻的。５月末，丘吉尔坐到议会反对党的席位上，他再次选择了他父亲生前曾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