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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会在波特兰街圣赫利尔夫人的家里举行，结婚礼品都在这里展览，其中有一根马六甲手杖，顶部镶金，饰有马尔巴罗徽志，这是英王爱德华送给新郎的礼物。新婚夫妇乘火车到布伦海姆开始度过他们的蜜月。在伍德斯托克，他们受欢迎的规格比３４年前伦道夫勋爵与珍妮俩人低一些，但街道上响起了欢呼声，教堂敲响了快乐的钟声，这钟声曾迎来过丘吉尔的诞生。第二天傍晚，他们穿过公园来到布雷顿，拜谒伦道夫·丘吉尔的墓地，尔后，克莱门蒂娜又到村庄的教堂里进行祈祷。过了几天，他们动身到博文诺，这个地方位于斯特雷扎附近，是马里列湖畔的休养胜地，一年前温斯顿曾访问过这里，而且非常赞赏。此后，他们又去威尼斯住了几天，然后再返回伦敦。
人们都说，这是一个幸福的蜜月，但克里门蒂娜却使早已隐藏在她心中想法更加清晰了。毫无疑问，她发现丈夫甚至在教堂的祈祷室里还同劳合·乔治谈论政治问题；在布伦海姆期间，他天天坚持写作《我的非洲之行》一书的最后一部分文稿；他从博文诺给他的同事写了若干封长信，讨论当前需要处理的各种问题；在威尼斯，他甚至坚持要乘摩托艇而不乘平底船，理由是摩托艇不仅更快，而且干净得多。
在本世纪初的年代里，对于一位有兴趣于社会改革的大臣来说，商务部是极其适合于他采取行动的舞台。当时，劳工部还未从商务部中分出来，后来由劳工部现在叫就业与生产部所担负的各项职能，就其所承担的全部职责而言，绝大部分均归商务部所行使。内政部主管各项工厂法的执行，而地方政府事务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则主管济贫法的实施。但是就业与失业、罢工与关厂等各种问题，却属于商务部大臣的管辖范围之内。那时丘吉尔在这些方面的权力还是极其有限的，但他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却很快增强了，这可能会构成使他的权力得以扩大的立法基础。１８８６年就开始设立的商务部劳工统计，在一名文职人员领导下稳步发展，这个人也是一名热诚的社会改革者，叫休伯特·卢埃林·史密斯。他所提供的有关劳工生活与劳动状况的报告，比直接从内政部或地方政府事务部得到的要好得多。因此，丘吉尔发现自己在实施某些曾经向阿斯奎斯提出过的改革方面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这当然要比通过地方政府事务部提出好得多。几乎可以说，他上任后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劳工局指令，索取有关劳工职业介绍的资料。贝弗里奇那天碰巧也去该局办事，帮助工作人员为这位大臣准备了一大批“文章、小册子和济贫法委员会的备忘录”，这些材料都是他本人撰写的。大约过了１０个星期，丘吉尔安排贝弗里奇进入商务部工作，协助他就此项议题进行立法准备。
当然，在此期间还有大量其他的事情需要丘吉尔处理。他不赞成其前任的工作方式，从前，劳合·乔治把大部分工作都委托给负责议会事务的次官赫德森·基尔利去做。基尔利是一个能干的官员，比丘吉尔大１８岁，自然他不愿意被迫向正如他后来所说“一位年龄比自己小得多的年轻人”交出手中的职权，特别是他如果想继续当商务部负责议会事务的次官的话。在丘吉尔为他的两次补缺选举进行斗争之时，这实际上为基尔利提供了一个从感情上略微减轻一些痛苦的过渡阶段，他有几星期的时间可以用来清理自己这一摊工作。在此期间，他参与了伦敦码头国有化议案的二审通过，根据这一法令成立了伦敦新港管理局。１９０９年初，他被任命为该局局长，从而使他与丘吉尔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在这一岗位上，他取得了德文波特勋爵的称号，这表明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丘吉尔到商务部上任的最初几个月，已经出现了周期性萧条的明显征兆：失业人数显著增加，在许多行业，雇主都图谋削减工资。丘吉尔发现，自己的时间都花费在力图平息罢工或怠工的事件上，每当工人拒绝接受减低工资的做法，就会爆发此类事件。政府未能应付这种局面提出切实有效的办法：１８９６年颁布的调解法令授权商务部以调停者的身份出面干预，但不能作为持有决断权的官方代表行事。正如一位高级官员所指出，商务部这位新任大臣，就其个人而言，并不合适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他的话说得太多。１９０８年９月，他成立公认调停人小组，由三方人士——雇主、工会领导人和中间人士组成。这个由３名或５名调停人构成的小型混合委员会负责处理特定的争端。乔治·阿斯奎斯先是在１９０９年同意丘吉尔的指派，继威尔逊·福克斯出任商务部劳工与统计部门的总审计长，后来都争辩说，调停小组制度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因为小组成员都是些忙人，他们不可能在接到通知的后短时间内赶来参加调停工作。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了常设性的劳资法庭这样一个机构，其成员能够召之即来，事实证明这个机构比较有效。
丘吉尔在新的岗位上负责制订的第一项重要立法，不是有关劳工职业介绍而是有关“血汗劳动”的法案，这项立法与工厂法极其相似。那时，这样的事情被认为是属于内政大臣管辖的范围。“血汗劳动”是指下面所说的这部分劳工，即在某些处于特殊情况下工业或商业部门中的劳工，在极其不利的条件和低微工资下接受雇佣。“血汗”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因而社会上广泛认为，国家应该插手来确保他们具有较为合理的生活条件。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颁布立法，规定某些工业的最低工资限额；在英国，经过老牌激进议员查尔斯·迪尔克爵士领导的强大宣传运动，１９０７年下院成立了一个小型特别委员会。１９０８年，该委员会提出报告，同意进行“尝试性”试验立法，在几个适当的行业建立工资协商组织，如果获得成功，这一机构再行扩大。内阁决定，既然商务部掌握了各个行业自行制订的有关工资与工作时间的大量而详尽的统计数字，则该部应该从内政部接管此项立法权力。１９０９年３月，丘吉尔就此项议题向下院提出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实际上未遭任何反对就行通过，并很快就收入法令全书之中。该法案称为《商务部法令》，其适用范围最初仅限于四个行业——缝纫业、链条制造业、纸箱制造业以及机织饰带和织网业。然而为了进一步扩大该法令所限定的行业范围，商务部又被授权再制订若干法令，此项工作在以后几年间都陆续完成。劳资协商会，或我们这里称的工资协商会，已成为处理英国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机构。
与此同时，丘吉尔及其属僚，其中包括贝弗里奇，亦正着手处理劳工职业介绍所的问题。１９０８年秋天，他力图打消许多工会领导人对实行职业介绍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的疑虑，为此，他邀请其中某些人在商务部进早餐，以便与本部官员会见。他还邀请了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里丝·韦伯，丘吉尔知道，这对夫妇会帮助他使非皈依者改变念头。丘吉尔接受了贝弗里奇的看法，认为劳工职业介绍所是为处理失业问题所能采取的任何进一步行动而作出的根本性准备。正如丘吉尔在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内阁会议上所说，他们将发挥“劳工情报部门”的作用，他们会提供有关失业问题的特点及其涉及范围方面的详细情报，这就能使他建立并实施一套强制性失业保险体制。
强制性保险，其中包括失业和残疾两个方面，这是由劳合·乔治提出的思想。他步贝弗里奇的后尘，１９０８年８月亲自前往德国访问，考察这一制度在该国的实行情况。回国后，如丘吉尔后来所说，他花了“令我印象极深的二天时间”，向丘吉尔这位年轻的同僚说明１９０９年预算的概要和强制性保险的各项原则，那时丘吉尔正好在北威尔士拜访他。这些思想同韦伯夫妇的主张相抵触，韦伯夫妇主张，通过工会实行志愿性保险，而对那些尚未得到保险的人，则辅以实施一项接受国家抚恤和强制性训练的新制度。韦伯夫妇的这些主张，在济贫法委员会中持不同意见的少数委员单独提出的报告得到详尽的阐述，该项报告于１９０９年初公布。但是，丘吉尔及其手下有关官员，都拒绝从他们提出的这项强制方案上移动半步，其中卢埃林·史密斯是最重要的一个。丘吉尔和卢埃林·史密斯两人之间，主要在对因本身染有如懒惰或酗酒等恶习而失业者给予救济的问题上发生分歧。丘吉尔的观点较为宽宏大量，他认为，国家不能拒绝向那些作出过一份贡献的人提供救济：“我不喜欢将道德问题与数学问题混同起来……我们关心的是苦难，而不是它的起因，是失业这样的事实，而不是失业者的品格。”丘吉尔这种看法并不占优势，因此这一方案尽管仍有强制性，但要对救济对象进行适当的审查。
但是，失业保险法还不能列入１９０８年法令汇编，因为失业与健康保险必须一起实行，正如丘吉尔写给阿斯奎斯的信中所说，“不应该逐个向主人索要贡品”。劳合·乔治当时正从事１９０９年预算编制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因而他负责搞的健康保险计划不可能取得很大进展。经研究决定，丘吉尔将在１９０９年下院开会期间提出劳工职业介绍的议案，并附带透露政府的意图，下次开会将要提出若干项失业保险提案。这些提案还不是包括各个行业的全面计划，最初只包括下列行业的工人，亦即在这些行业中，平均工资虽较高一些，但极易受到严重的周期性失业的威胁的行业：建筑、机车制造、造船、机械工程、铸铁和锯床、磨床等。由于实施劳工职业介绍是济贫法委员会一致推荐的，因此丘吉尔的议案只遭到极少数人的反对，１９０９年９月正式成为法律。贝弗里奇被任命为劳工职业介绍局局长。１９１０年２月，第一个劳工介绍所开张了。
第一部 雄心第6节 商务大臣（3）
除这项重要立法之外，１９０９年后，丘吉尔还提出了船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