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统一指挥下这样做的。丘吉尔作出决定，能采取的最好政策是把这些部队留作后备队，以支持得到首都警察增援的格拉摩根警察局局长。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尽管发生了骚乱，托尼潘迪镇的许多商店被捣毁，但穿着防水胶布服装的警察使秩序得到了恢复，没有出人命。根据负责指挥军队的麦克里迪将军的说法，“这完全是丘吉尔先生深谋远虑的结果，他直接派遣首都十分强大的警察力量，再加上对这一山谷地区的事态了如指掌，因而避免了流血。”
然而在以后的年月里，有人常以“托尼潘迪镇事件”反对丘吉尔。这显然是因为在解决这一事件过程中，很早就动用了军队，同时，丘吉尔也曾坚定地告诉矿工联合会，如果他们坚持那样做，“一旦发生什么事，他就会毫无犹豫地授权动用军队”。
人们责难丘吉尔喜欢在这个国家使用军队，丘吉尔想要回避是很难的。他自己不平凡的军事生涯使他背上了这种黑锅；新的事件不断发生，使人们加深了对他这种性格的印象。１９１１年１月初，即“托尼潘迪事件”发生后才过了几个星期，由于他参与了“西德尼街的杀戮”，使得人们对他广为宣扬，而且带有很大的敌视性。一伙东欧革命党人的残余分子，带着火力很强的自动手枪，抢劫豪恩兹迪奇的一家珠宝店时，因受到阻拦而开枪打死了３名警察，然后逃走。后来在伦敦东区离迈尔·恩德路不远的西德尼街的一所房子里发现了他们。他们又向包围这所房子的警察开火，警方请求派装备有步枪的军队支援，丘吉尔当即同意了这一请求，然后又亲临现场。当他正从附近一个有利地形上观察这所已被包围的房子时，有人给他拍摄了照片。使他感到吃惊的是，大炮也拖到了现场，而事实上，这种增援并不是他所要求的。丘吉尔很明智，对在现场负责指挥的高级警官所作出的部署，他并不指手划脚地加以干预，相反，他支持这位警官对这幢房子所作的决定。此时房子已经着火，持枪歹徒还在里面，所以房子即使烧坍，也不准消防队员干预。这项决定可能挽救了某些急于冲入火海的消防队员的生命。在房子化为灰烬之后，从中找到了两具尸体。
不用说新闻界对整个事件大肆渲染，内政大臣亲临战斗的照片也被广泛刊载。反对党领袖阿瑟·巴尔弗抓住这一时机批评丘吉尔的这一行动：“我知道这位摄影师正在干什么，但这位可尊敬的绅士又正在干什么呢？”因为尽管他到现场可能会给警方带来道义上的鼓舞力量，但如果作出这种不成熟的决定已成为白厅内政部的必需之举，那就令人遗憾了。丘吉尔的主管议会事务的次官查尔斯·马斯特曼那时正在休假，据他的遗孀后来说，丘吉尔回来后，查尔斯问道：“温斯顿，你当时究竟在搞什么名堂﹖”温斯顿以他那特有的咬舌音作了无可辩驳的回答，“查理，不要想叉了，这是一种消遣。”
对内政大臣来说，作为法律和秩序的监护人，要想避开劳工领袖们的不欢迎，那必定是件很困难的事，而在西德尼街事件发生后，丘吉尔的处境就更困难了。过了７个月，即在１９１１年８月，一场严重的危机发生了。那时爆发了一系列运输行业的罢工事件，从码头工人罢工开始，至全国铁路员工大罢工而达到高潮。第一个到了不可收拾地步的，是默西塞德爆发的运输工人总罢工。在利物浦，尤其是在爱尔兰人居住区发生了暴乱，警察也控制不住局势。根据该市警察局长和市长的请求，派来了军队。在暴乱者袭击前往沃尔顿监狱押送犯人的警车时，有两个人被击毙。利物浦市长认为，一场革命正在兴起，英王也持同样的看法，要丘吉尔采取更强有力措施，甚至不惜动用军队；这位内政大臣令人放心地回答，“政府部署的兵力足以保障法律的支配地位。困难不在于维持秩序，而在于维护秩序的同时，又不使生命受到损失。”
但在这时，由于铁路工会决定开始全国性罢工，局势变得更为严重。在此之前从未爆发过这样大规模的罢工。它使部队不能调动，又断绝了食品与其他必需品的供应。与此同时，政府又恰巧遇到一场尖锐的国际危机，德国派军舰抵达阿加迪尔，企图以此确保它在摩洛哥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丘吉尔大力鼓动地方当局借助于特别警察，“首先……是招募那些具有公益精神的市民，他们的地位会使他们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也能恪尽职守。”这一措施必然会使铁路工人看到，当局企图建立一支对他们的事业持敌视态度的中产阶级民兵队伍。两天后，这次罢工导致英格兰北部大多数火车停开。丘吉尔通知各地方当局，现在军队有权自行作出有关运送部队的决定，“原定的部队征用车辆需向民政当局申请的规定暂停执行。”他还发表一项极为乐观的声明，大意是说，“……为数在三分之二以上的铁路员工们仍在他们的岗位上，各铁路公司仍不断收到大量请求雇工的申请。”而在同一天，在他给英王呈交的一份报告中，对局势作了与此完全不同的描述。
丘吉尔在８月１９日这个至关重要的日子发表的声明，招致工党领袖们的激烈谴责。工党议会党团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几天后在下院的演说中，把这一声明说成是“持有偏见、孤陋寡闻和错误百出”。马斯特曼私下也持有这种看法，他告诉妻子，他认为丘吉尔的行动路线“基本”正确时，“他却以令人吃惊的错误方式，发表鲁莽古怪的公报，和热衷于‘流血’”。应该指出，马斯特曼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的根本不是真正内政部的一个角色，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他所关心的主要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而是帮助另外两名内阁成员，首先是约翰·伯恩斯，其次是劳合·乔治，为使连续爆发的运输业罢工得到解决而寻找条件。
所幸这些调解的努力很快证明是成功的。就铁路业罢工而言，斗争的主要焦点是雇工们拒绝承认工会相似的纪律，劳合·乔治能够说服雇主们在这一点上作出让步。毫无疑问，能达到这一步，部分是由于他作为调解者所具有的非凡才能，部分则是因为罢工者的团结一致精神必定给雇主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少在北部地区是如此。再者，也是由于劳合·乔治突然向他们发出呼吁说，在同德国可能爆发不宣而战的时刻，决不允许铁路系统仍然处于瘫痪状态。
在罢工的人们都返回工作岗位前，拉内利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一列火车由于罢工者的行动而停止运行。在列车停运期间，有一大批人开始投掷石块，赶到现场的士兵开了枪，打死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纯系围观者，显然是在他家的后院观看这一事件时偶然被打死的。对爆发的一连串罢工运动来说，这次事件的结局是不幸的，但丘吉尔有理由认为，他个人对此不负任何责任。他收到英王拍来的电报，这使他十分高兴，电文说“令人信服的是，你所采取的果敢行动使国家不同地区避免了生命财产的损失”。
虽不能肯定，这种褒奖对他未来的政治生涯会有很大好处，但或许更重要的是，尽管他得到首相和内阁的支持，但在议会外，他的所作所为还远没有为自由党所充分接受。许多年来，在新闻界一直是他最好朋友的《曼彻斯特卫报》，也指责他授权派遣军队到那些市长没有要求增援的城市的做法。特别使这家卫报感到蒙受侮辱的是，军队驻扎在曼彻斯特中心区，而且在市长没有专门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还进一步占领了火车站。
在此期间，丘吉尔继续在内阁讨论一般性政策时发挥着作用。就国内事务而言，他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为打破同上院在宪法问题上出现的僵局而寻求解决办法。１９１０年大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自由党的战斗口号主要是“贵族对付平民”，然而，使自由党成员大感失望的是，他们发现大选结束后，内阁在处理与上院对峙问题上仍无任何明确的计划，英王也未提任何保证来增封足以能压倒保守党多数的新贵族。而且那时政府所依靠的恰恰不仅仅是本党的后座议员，而且也有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工党议员；对１９０９年预算中提出的威士忌酒税持反对态度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威胁说，若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就投票反对这一预算；还威胁说，不管怎样，如果政府对取消上院否决权不能作出有约束力的承诺——当时他们仍把这看作是阻止爱尔兰实施地方自治的一个障碍——那他们就要打倒这届政府。
这时，犹疑不决的阿斯奎斯为来自内阁成员互相矛盾的忠告而大伤脑筋。格雷和丘吉尔两人都赞成对上院实行改革，而不仅仅是废除它的否决权就算了事。２月中旬，丘吉尔提出一项提案，建议在特别大型的选区中，经过民主选举而推选出一个小型的第二议院。他提出，符合被推选条件的贵族也可以在下院就座，内阁大臣不论在哪一个议院都有发表演说之权。但丘吉尔这个关于第二议院的新提案，遭到搁置性否决，要拖到两年以后，才由两院联席会议对这项引起争议的提案的前途作出裁决。所有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不利的是，它不是大选中所要讨论的主题。
最后，经过激烈的辩论，内阁决定，惟有限制上院否决权较为妥当，而至少不应该在最近的将来试图对上院实行改革。这就是说，应请求英王作出保证，在必要时他将增封足够数量的新贵族，以使上院现行的否决权无效。这项决定作出后，首相似乎获得了新的希望。他向下院宣布这一政策就是国会一个重大的转机。自由党的广大党员给予热情的支持。爱尔兰人也接受这项政策，而且还置威士忌酒税条例于不顾，对预算表示支持。当预算从下院第二天转到上时，上院也不得不予以接受。
第一部 雄心第7节 内政大臣（3）
１９１０年暮春时节是一个政治上平静的时期。英王爱德华七世突然在５月死去，他的儿子乔治五世作为新的君主，在政治上尚无经验。因此，两大主要政党都同意，举行一次宪政会议，探询能否在不涉及王权的情况下，就两党之间存在的难题达成一项妥协性的解决办法。讨论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却让新国王有时间去适应自己的各项新职责。然而，在宪政会议期间，由于劳合·乔治的倡导，举行了某些令人注目的秘密协商，其目的在于为实行全面改革而进行联合，而两党之间的僵持局面曾阻碍了这种改革的实行。在这个僵局中，劳合·乔治提出了国民保险问题；用联邦制的地方自治来解决爱尔兰问题；采取某种国民服兵役的形式使军队得到加强；以及无偏见地进一步探索合乎需要的财政改革。
丘吉尔很快就看出，这类提案具有种种优点，因为他仍然更像是一名辉格党人，而不是自由党人。大概还是他代表劳合·乔治同保守党领袖首先进行了接触，因为杰出的保守党年轻律师ＦＥ史密斯是他亲密的朋友。史密斯和奥斯汀·张伯伦成为这些提议的支持者。巴尔弗本人也可能接受这些建议，如果他已取得了前任保守党议会党团领袖奇尔斯顿勋爵同意的话；但奇尔斯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