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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琼斯报道说，丘吉尔在圣诞节那一天“焦躁不安，宁愿同劳合·乔治作伴在一起”。１９３０年１月，当比弗布鲁克试图争取丘吉尔到帝国改革运动这一边来，但丘吉尔仍无动于衷。像以往一样，每当他丢掉官职下野时，他就郁郁寡欢。根据哈罗德·尼科尔森的说法，丘吉尔在两位老朋友会面时，神色阴郁，使人看来显得“惊人的衰老”。他极不赞同比弗布鲁克的财政计划，而且说他感到“老迈年高，不能为之尽力”，他断然拒绝征收食品税的主张，令人怜悯地抱怨比弗布鲁克说：“马克斯呀，马克斯，你正在破坏我的党。”他们未能获得一致意见就分手了。２月，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宣布成立“大英帝国党”，开始吸收成员。在赢得公众方面的好感后，他们决定选派５０名候选人在英国南部各个选区同保守党进行竞争，其中也包括丘吉尔所在的选区埃平。在此期间，失业人数有所增加，工党政府显然没有制订出什么政策来对付这一局面。奥斯瓦德·莫斯莱爵士提出了某些建设性的建议，但由于遭到拒绝而深感失望，提出了辞呈。
这一结果迫使鲍德温进一步屈从于主张关税改革派的意愿。３月，他走得更远了，表示只要取得各自治领同意，就愿意接受帝国内部各项财政安排的任何建议，甚至可以包括征收食品税，虽然他对此作了限定税，此类建议必须经过公民投票方能予以接受。这项声明得到比弗布鲁克的赞同，但罗瑟米尔没有同意，并独自接管了大英帝国党的指导工作。但两个月后，比弗布鲁克和鲍德温又再次闹翻，鲍德温明确表示，他不打算在下一次大选中提出征收食品税问题。
９月，布朗利举行的补缺选举表明，保守党选民中有很大部分人表示大英帝国党的候选人，反对在职的保守党人。１０月，帝国会议在伦敦举行，各自治领总理们宣布他们赞成实行帝国优惠政策，这项政策并没有立即为工党政府所接受，但却很自然地增强了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手中牌的份量。鲍德温不得不迁就这些新的情况。１０月，他发表声明，表示接受实行帝国特惠制政策，主张对全部进口工业品征收关税。他认为，在农业方面也可以辅以实行“定额分配制”，因为这项制度会消除任何增加食品费用的必要性。这一主张现在还不能使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满意，反而还引起来自丘吉尔方面的告诫：“我不能同意对主要食品实行保护性征税措施……请允许我补充说明我的意见，如果你今年还未陷入如此错误的处理和阴谋诡计之中，那末你还能在１９３１年领导我们的党取得像在１９２４年所取得的那样巨大的胜利。”
鲍德温与关税改革者之间碰到这样的困难，使他不得不把丘吉尔有可能采取的变节行为，看成是相对说来较小的不幸事件。因此，他冷冰冰地作了答复，告诉丘吉尔说，他是在沉重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而进一步倾向于关税改革的，如果丘吉尔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同他决裂，那末“我希望并且相信再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会破坏我所十分珍视的友谊了”。事实上，他接受了保守党的主要代言人罗伯特·托平的劝告，“宁愿冒失去温斯顿的风险，因为这样做可以换取许多人的支持。”
这时，鲍德温的眼睛盯在南帕丁顿进行的补缺选举上。在这里，保守党的正式候选人遭到了比弗布鲁克的帝国改革运动支持者的反对，实际上，后者最终赢得了这场竞争。丘吉尔想知道，就像他对堂兄弟弗雷迪·格斯特所说，他究竟要不要介入进来，发表一个声明阐明自己的立场“放一炮”。格斯特回答说，“既然拿不定主意，那就不要放吧”这是一个明智的忠告，因为无论如何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们看到失业人数又进—步增加，关税改革的主张甚至为自由党大部分人所接受，这种情况使丘吉尔想抑制保守党全盘支持的论点有了很大改变。仅仅过了几个月，丘吉尔本人就接受了整个关税改革计划，其中包括各项食品征税计划。
但在另外一个问题上，鲍德温与丘吉尔之间也发生了分歧。这就是印度的宪政改革问题，工党政府成立后不久，由印度总督欧文勋爵首先提出的。欧文就是著名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不过这一头衔是他在几年后才继任的。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２年间，他以爱德华·伍德的名字在殖民地事务部充任丘吉尔的次官。他是鲍德温的一位密友，并且像他一样坚信，帝国的各种问题应尽可能地在保守党和工党之间以两党均能行得通的方式加以处理。早在１９１７年，劳合·乔治政府就作出许诺，英国在印度奉行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取得自治领地位；但１９２８年由鲍德温派出的、以约翰·西蒙为首的英国议会立法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宪政实施计划，该计划并不打算在准备成立地方自治政府方面做更多的事情。它遭到印度国大党的抵制，该党是以印度民族主义者为主的组织，当时由甘地和尼赫鲁父子所领导。
在１９２９年，欧文认为有必要改善一下印度的政治气氛，应重申取得自治领地位这个目标，并应在伦敦安排一次会议，听取印度人对西蒙委员会所提计划的意见。这一意见得到拉姆齐·麦克唐纳及其内阁的赞同。鲍德温也表示赞成，但与鲍德温商量时，他正好在度假，因而未及与他的同僚们提及此事。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同时宣布了印度总督关于自治领地位的声明和即将召开所谓“圆桌会议”的消息。然而，英国政界其他领导人对此事的反应极其混乱。在西蒙委员会成立时曾任印度事务大臣的伯肯赫德，强烈谴责总督的声明；在下院，劳合·乔治也对此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认为这不过是一项新的承诺，而不是重申早先提出的主张，并认为在西蒙委员会的报告尚待讨论通过前，不应该这样做。丘吉尔因刚从美国回来，故未发表意见，但他在劳合·乔治发表演说的过程中大声喝彩，使那些对鲍德温更忠诚的追随者张皇失措。他还在《每日邮报》上发表文章，对印度在可能预见的将来取得自治领地位的看法提出批评：
在印度陷于异常严重的种族和宗救纠纷折磨的时候，无疑是不能给予自治领地位的……我们对印度３５０００万人的幸福负有责任，而印度的政界人士仅代表了其中微不足道的少部分人，因而不可能赋予这种地位。
丘吉尔反对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的行为引起了某些非议，因为他放弃了自己原先有关帝国发展更为自由主义的观点，而找到了一条攻击鲍德温的方便途径，这样他赢得了保守党后座议员的支持，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他对帝国范围内民族主义运动所持的这种态度，明显可以追溯到一次大战后的初期。尽管那时他曾支持过爱尔兰的协定，但他却认为英国已经走到了它所需要的安全防卫的极限，他因此非常敌视任何有关爱尔兰协定条款有侵蚀作用的谈话。在联合政府期间，他强烈反对任何关于英国承认埃及独立的主张，认为尽管可以朝着“完全自治这一广阔的理想”前进，但是绝对不能削弱“英王的统治，不管是在埃及、爱尔兰，还是在印度。”在埃德温·蒙塔古任印度事务大臣时，有关阿姆利则事件的辩论中，丘吉尔尽最大努力为蒙塔古进行辩解，但在私下里却对印度舆论的影射恼怒——诸如，“她”感到“心烦意乱”等等说法——对此，蒙塔古在内阁同僚面前强调印度的利益冲击着英国。当伯肯赫德任印度事务大臣时，这两位好友发现他们自己既基本上赞同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不鼓励任何迅速实现宪政改革的愿望。在少数党工党政府执政期间，丘吉尔一点也看不到保守党会赞成政策变化的任何迹象，特别是在自由党人表示对此予以关注和反对时尤其如此。
制订对印度的政策并不是丘吉尔个人的职责。他在保守党“事务委员会”中所负的责任是处理财政问题和“监督”已取代他成为财政大臣的斯诺登，我们现在称这个委员会叫“影子内阁”。欧文由于印度的事务受到如此的干扰而心烦意乱，对此丘吉尔已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提及，欧文在给保守党上院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信中，请求尽其所能“约束住温斯顿”，他认为，温斯顿的行为“带来不小的危害”。这并不是说，他同丘吉尔在关于尽早促进自治领地位的困难上有什么分歧，而是认为他这种说法是不明智的，恐怕会激起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愤怒。他在直接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请不要以为我似乎忘记了你和其他一些人提出的观点，或者认为我实际上与这些意见大相径庭，这里的问题一半是属于心理上的，同时也是一个伤害感情的问题。”丘吉尔在答复中提出警告说，在他看来，英国的政治形势并不证明欧文的态度是正确的：“不管事情如何解决，保守党的责任是对社会主义政党既要起到制动闸的作用，又要发挥平衡器的作用。在这方面，无疑我们将和自由党联合行动，虽然角度稍有不同、程度上也有差异。”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1节 在野：卷进印度事务（2）
但是，欧文并未放弃他试图安抚印度民族主义者情绪的政策。开始时没有取得多少效果，因为印度国大党拒绝参加圆桌会议，并发起了一场非暴力抵抗运动，从而导致甘地和尼赫鲁父子遭到监禁。但圆桌会议的各项计划还是取得了进展，丘吉尔对这一前景越来越感到沮丧。他的老朋友伯肯赫德患了重病，不能在对印度政策的批评中再起什么作用，事实上，使丘吉尔深感悲伤的是，伯肯赫德由于酒精中毒而患肝硬化，于９月底去世。就在这个月初，丘吉尔作出决定，他有责任领导起这场抵制麦克唐纳——鲍德温——欧文政策的斗争，他开始纠集自己的力量。他向比弗布鲁克试探，看看他是否会参加一场维护帝国“光荣与统一”的运动，但他实际上将关税问题排除在外，还补充说，“当然我们必须将自由党人聚集到我们一边。”这对比弗布鲁克毫无用处，他直率地回答说，“我只对一个问题感兴趣。”
丘吉尔下决心就印度问题斗争下去，但并不依靠政治联盟的形成。他坚决相信，他所采取的行动符合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几乎与此同时，他给鲍德温写信，告诉他“在公共生活中，他越来越关心这件事，要远胜于其他任何事情”。７月和８月，由于他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多次演讲，结果收到了“来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