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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内部仍在进行最后的较量。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下院对联合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辩论，结果以４１０票对１２７票加以采纳。少数派，其中包括工党和保守党内的反对派，总人数约７５名。尽管反对派的人数比起以前有较多增加，但是很明显，政府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２月，在二读辩论期间，丘吉尔说，如果有什么东西能使政府平息反对派“长期怀有的怨恨情绪”的话，最好的机会就是在议会讨论解决。这听起来好像是承认失败已经不可避免；在这个问题上两派的人数与１２月份大致相同。在联合选举委员会中，还继续有长期的斗争；在进行三读辩论时，令人注目的是丘吉尔发表了沮丧的告别演说，他承认“在号召兰开夏人”方面失败了。艾默里在答复丘吉尔演说时，帮了政府很大的忙，在丘吉尔演说一结束坐下后，他立即站起来说，“现在，《圣经·旧约》中的《预言家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结束了。”
当政府在下院所遇到的反对派力量还相当微弱的时期，丘吉尔所发动的有关印度问题的运动，对鲍德温的领导地位和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联盟所赖以存在的整个基础，构成了令人生畏的挑战。保守党议会党团并不喜欢政府的对印政策，１９３４年春天，霍尔对印度总督承认说，“真正热衷于把议案讨论下去的人”，还不足３０个。而且他们其中有许多人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占有自己的一席，还要归功于非保守党的选民，这种情况表明，他们比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期间的保守党下议员就要更温和一些。鲍德温在这场斗争中据有另外一些较大有利条件，他拥有在杰弗里·道森主持下的《泰晤士报》所给予的竭诚支持，道森在欧文任印度总督期间曾去印度访问，并完全赞同他的政策。鲍德温还控制了保守党的中央机构，取得了本党首席组织秘书大卫·马杰森上校的全力支持，对这种支持的作用，丘吉尔在三读辩论演说时曾表示了无可奈何的赞许，他不大准确地引用托马斯·格雷的话说：“我不知道你是否会说，这位首席组织秘书是一朵开得不大鲜艳的花，但毫无疑问，他在旷野并没有白白浪费自己所散发出的芬芳。”
丘吉尔是很愿意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选民进行呼吁，但他只有一次被允许这样做，那是在这场斗争很晚的时候，即１９３５年１月。英国广播公司同意，在党的领导人认可的情况下可以安排政治性广播，这就意味着，在很长时期内，只有丘吉尔承诺把他的演讲限制在非争议性问题时才能被允准。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1节 在野：卷进印度事务（4）
印度保卫同盟在争取众多成员方面遭到的失败，表明下院议员在支持丘吉尔反对政府这个问题上并未受到强大压力。尽管该同盟宣称它拥有几千名成员，但却未能以确切的数字来公开显示它的力量，如果它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无疑是会这样做的。假如丘吉尔能对１９３１年第一次当选的许多保守党新议员进行刻苦的培养，也许他就会干得更出色一些。实际上，他似乎未对这些人的情绪进行仔细的研究。有一个新议员叫罗伯特·伯奈斯，认为在他发表处女演讲时，丘吉尔就表现得很坏：“丘吉尔先生漫不经心地蹓蹓达达进入下院，在前面坐下来，嘴里咕哝着，显得很不耐烦，他不知道这是一次处女性演讲……５分钟后，他再也耐不住性子，起身扬长而去。”还有一次，他因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打断了他的演说而指责他“行为霸道”，伯奈斯报道当时的情况说，议院里吵吵嚷嚷，“如果说在下院中有一位行为霸道者，那就是丘吉尔先生。”
诚然，伯奈斯是一位对政府的印度政策的忠实支持者，但另一位对丘吉尔更多持有同情态度的保守党下院议员维维安·亚当斯，对丘吉尔的作为也给我们留下了相类似的印象，“倘若丘吉尔认为有必要留下来听听政府要人所发表的重要演说，他总是坐在自己居于中间的席位上，表现得烦躁不安。他不时地闲聊着，发出只能听懂一半内容的嘟哝声”。亚当斯认为，丘吉尔在印度议案问题上的行为是“带有爱争吵的味道”，他似乎“对使鲍德温及其同伙陷于困境更有兴趣，相比之下，对英国国民的最高利益兴趣甚少”。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样一种印象是不够公正的，长期以来，丘吉尔在印度问题的这场争论中，其名声所受的损害远较鲍德温为大。他在抵制这个议案时所取得的成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他已有３０多年没有去印度、而对印度情况缺乏亲身经历的情况下，这种成功就更加显而易见。在他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向联合选举委员会提出证据时，就显示出他缺乏对情况的详细了解。他发表的声明是一篇有力的自辩书，阐明了他反对印度民族主义的总看法，声明一开始就指出：
印度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聚居着许多民族的大陆。能与印度相提并论的是欧洲。但欧洲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印度是一个地理上的抽象概念……这种维系印度存在的观念上的统一，完全是通过英国在印度的中央集权政府才体现出来，其表观形式是印度的惟一通用语言——英语。
丘吉尔并不认为有必要实行较高程度的地方自治，他建议设立一个中央巡视机构，监督被授权的各省是否滥用权力，但经过反复质询，他无法让联合选举委员会感到满意，从而肯定这是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另外，人们对他在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２年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时有关印度自治领地位的言论提出了质问，他很难解释清楚他并未真正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当时他把“自治领地位”解释为并不意味着朝着宪政改革方向前进，而是要在帝国范围内加强控制。《泰晤士报》对有关他的证词的评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听起来使人感到滑稽、有趣，用各种熟悉和丰富多采的漂亮形容词加以修饰，但这有点儿太不负责任了……它并未提供建设性讨论的基础。”
当然，丘吉尔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发展前景的看法虽有偏见，但也有正确的一面。他极其清醒地预见到，一旦英国政府撤走后，次大陆的各个教派之间将有发生冲突的危险，这种危险在１９４７年发生对立数源的大屠杀后达到了高峰，从而导致两国之间的战争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孟加拉国所处的可怕国境。但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面对着代表着政治上活跃的中产阶级绝大多数的国大党的日益壮大，英国政府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实行镇压；要么进行妥协。人们很难相信，实行镇压能成为一项令人满意的长远政策，它只能在几个月或几年内获得成功。
要对丘吉尔关于印度宪政改革进行的长期抵制的效果作出估价是困难的。无疑，这使新宪法的颁布推迟了几个月的时间，强化了反对多数人统治的保护措施，结果增加了国大党的敌对情绪，同时也促进了各地王公对到联邦政府任职是否明智产生疑虑。这一切都使１９３９年战争爆发前成立一个经选举产生的中央政府变得愈加困难。然而，我们可以公开提出这样的问题，即霍尔和欧文设想的这种立宪制度到底是否行得通。在他们两人的回忆录中都说到，他们认为这种制度能够维护一个统一的印度，他们责怪丘吉尔使这一机会白白失去。后来，巴特勒勋爵对这一制度是否会使穆斯林感到满意这一点抱怀疑态度，这些怀疑，大体上为近来的学术研究所确认。
对丘吉尔本人及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而言，这些后果或许是可以觉察得出的。毫无疑问，这些后果也是至关重要的。他对欧文的“绥靖”使用这个词的是伯肯赫德，不是丘吉尔本人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作出的悲观预言，从长远看是正确的，但在短期内又似乎是过分夸张了，结果使他提出的与此相类似的悲观警告大大降低了份量，这一警告表明，姑息希特勒日益增长的力量是危险的，就好像一个人经常大喊大叫“狼来了！”结果使别人不再相信他这种叫喊了。就鲍德温来说，自１９３５年５月拉姆齐·麦克唐纳退职后，他接替了麦克唐纳任首相，鲍德温下决心不再冒风险使这样一个难于对付的人成为自己的同僚。此时丘吉尔已经６０岁，看来，他的官场生涯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2节 通向战争之路（1）
尽管对印政策是丘吉尔在１９３１年这一届议会任期中政治活动的主要议题，但随着希特勒的崛起而使欧洲形势发生了变化，对外事务和重整军备问题亦成为他日益关注的事情。１９３０年，他表示支持“欧洲国家联盟”的主张，这一主张是一位匈牙利贵族库特胡夫·卡勒吉伯爵提出的，但他认为，英国应从外部世界考虑支持这一主张，因为它自己的命运与大英帝国和英语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１９３１年末，丘吉尔对至少“在若干年内”欧洲不会爆发战争的前景仍然深信不疑。但到了１９３２年，德国“战争意识”的重新抬头使他感到惴惴不安。这年夏天，在他凭吊马尔巴罗早年打过仗的古战场时，访问了巴伐利亚，留下了令人不愉快的印象，一群群情绪高昂的条顿青年，在德国街道上列队游行示威，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渴望着为自己祖国牺牲的光芒。
鉴于这种危险，他认为拉姆齐·麦克唐纳把追求达成一项新的裁军协定作为政策上的一项主要目标，是一件迷惑人心的伎俩。他认为，消除那些真正的领土纠纷，例如德国对于波兰走廊，或匈牙利对于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争端，要比出于私利而鼓吹裁军好得多，他说：“这就是我总的原则，消除战败国所怀有的那些合理的不满因素，应该比战胜国实行裁军要优先。”
１９３３年１月底，当希特勒上台后，如同对共产主义的敌视一样，丘吉尔是首先声讨这个新政权的罪恶性质的人之一：
我们以吃惊和忧伤的心情看到：残忍的暴力和好战的狂热甚嚣尘上，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无情的虐待，仅以种族为借口而拒绝对文明社会为数众多的个人提供正常的保护。
在这种形势下，丘吉尔认为，欧洲其他各国人民可能对此会感到惊慌，但更加令人宽慰的是，至少在当时，德国在军事上与其它邻国相比要弱，特别是法国：“有许多人对他们自己说，正如我几年前说过的一样：‘感谢上帝，为我们准备了一支法国军队’。”
丘吉尔后来回忆说，在他作出这一评论时，他的下院同僚们在脸上露出了“痛苦和反感”的表情。关于可能会与德国发生一场新战争的危险，这一还相当模糊的事实，这时还未在英国得到公认。１９３３年，通过全面裁军而带来和平的希望还非常强烈，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的人数还明显有所增加。连丘吉尔也可能错误地认为，这一信条会激励牛津大学的大部分学生，而这些学生支持学生俱乐部的一项著名决议，该决议声称“该团体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他的儿子小伦道夫回到牛津大学后把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