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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没有理由认为为什么两种任务不能同时实现。１９４５年后期，丘吉尔任命战争年代原教育大臣Ｒ．Ａ．巴特勒为党的研究部主任，负责拟定党的政策新路线。巴特勒很欣赏这一任务，并在１９４７年制定了一个“工业宪章”，这是一个典型的含糊不清的文件，得到丘吉尔的赞同。１９４６年夏天，丘吉尔说服最近转党的伍尔顿勋爵——战时曾任粮食大臣，工作很有成绩——任党的主席，负责党的组织。可是伍尔顿上任伊始，１９４６至１９４７年第一次征求新党员运动只是取得一般性的成功，发展了２２６０００名新党员，和工党的庞大队伍相比，数字不算很大，工党党员数是在劳资纠纷法案废除的影响下扩大的。
此外，保守党在补缺选举中没有任何收获，国内向左的倾向在整个１９４６年继续存在。１９４７年初，议会党团对丘吉尔缺席下院会议，专心撰写回忆录一事，在议会窃窃私议。当时任议会党团领袖的詹姆斯·斯图尔特曾讲起他怎样在贝尔格拉维亚的庞特街哈利·克鲁克香克家中遇到７个其他的人，这些人都同意丘吉尔该辞职了，并让斯图尔特将这消息转告领袖。当斯图尔特照办时，他发现丘吉尔已从别的方面的暗示获得了同样的信息，他听说后“反应粗暴，用手杖敲打地板，认为我也参加了阴谋，要撤换他们一伙”。
但是，从此之后保守党的前景稍有改善，工党政府本身陷进了麻烦之中，１９４７年严重的燃料缺乏和同年夏天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保守党超过了工党。一般说来，中产阶级对配给和控制感到厌烦。当伍尔顿发起新的发展党员运动，征集成百万保守党新成员时，他在一年间完成了他的目标。此外，工人阶级选民对工党的忠诚仍异常坚定，还在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之前，在埃德蒙顿补缺选举中，虽然又有一位工党候选人当选，但表明已有可观的选民转向保守党，以致丘吉尔感到能够欢呼这一结果是“另一次阿拉曼战役”。
然而，尽管丘吉尔本人准备写信给每一位保守党补缺选举的候选人，但工党政府继续保持它占有的所有席位。１９４９年２月，在丘吉尔对埃德蒙顿选举感到欣慰之后，保守党对没有在哈默史密斯南部选区取得胜利感到失望，原以为这个选区肯定也会发生可经与埃德蒙顿相类比的转变。随着这一结果而来的是报刊对保守党领导层大量的批评。自１９２２年以来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委员会要求丘吉尔作出新的政策声明。议会支持者的这种行为不是丘吉尔所能接受的。３月３日丘吉尔同他们开会时，据说他曾肯定地告诉他们，他“不想用更广泛的改革计划和工党抢先争胜”。
丘吉尔的这种态度，毫不新鲜。在整个战争年代，他反对让自己在详细的改革问题上表态，特别是像比弗布鲁克报告中那些花费较多的改革。从那以后，他曾对巴特勒讲过同一个问题：……“当反对党琢磨出它的政策细节时……它已失去赢得上台的乐趣的机会，同样也失去下台后得到好处的机会。”结果巴特勒研究部所草拟的“工业宪章”在性质上颇为模糊。然而，“工业宪章”接受了英格兰银行和煤炭工业的国有化，但要求铁路运费和没有重新开放的利物浦棉花交易所的自由，宪章也对工党政府未来立法计划中的钢铁工业国有化表示反对。“工业宪章”的建议温和而模糊，激起比弗布鲁克报系和保守党右翼议员如沃尔德伦·史密瑟斯爵士的愤怒。
但是１９４９年春天，准备新大选的时间已经来到，巴特勒起草了一个名为“英国的正确道路”的更详细的政策声明，丘吉尔对这一声明感到真正的兴趣，因为据巴特勒说，这一声明“是丘吉尔亲笔校改的，由于丘吉尔撰写前言而增添了光彩”。丘吉尔自己在７月里在沃尔弗汉普顿的讲话中将这一声明公诸于众。与此同时，工党内阁正在讨论，什么时候选举最合适，但艾德礼在初秋时宣布，在那个日历年中不举行大选。
丘吉尔在１９４５年的被击败，是否如克莱门蒂娜所认为的，是一件“焉知祸福”的事呢？它确实给它一个恢复健康和精力的机会。战争快要结束了，他从常举行内阁会议的安内克塞出来，不得不要由海军陆战队用椅子抬着。但到１９４６年６月，他对莫兰勋爵自夸他的精力，说到“他怎样外出吃饭，谈到夜里两点”，然后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下议院的灯光通明，说明会议还在进行，他就进去“听上半小时，接着作一次精力充沛的讲话”。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想对工党政府报复。他告诉莫兰：“不久以前，我想退休，并且体面地死去，但现在我想留下来，把他们赶出去。”
第三部 余生第1节 反对党领袖（3）
他虽然年逾７０，但与莫兰在他的回忆录——未经确定的标题《为活下去而斗争》中的印象相反，他与他的年龄是十分相称的。１９４７年６月他必须动疝症手术，带着两卷麦考莱的论文集到私人医院。５周后又重新在下院露面，据《泰晤士报》报道，他看起来气色“非常好”。接着圣诞节在马拉喀什度假时，又患了重感冒，他担心是并发症，请莫兰医生飞来见他，莫兰向他保证不是并发症，他很快就康复了。
从此以后，他的身体很健康，努力撰写他的回忆录，直到１９４９年８月，那时候他搬到法国里维埃拉的比弗布鲁克的别墅去住。当他正在同比弗布鲁克的一个客人、加拿大报业老板米切尔·沃德尔准将玩“陷阱”牌戏时，他感到右腿和右臂失去了知觉，但一天以后，在莫兰爵士再次匆忙来就诊之后，他又感到好一些，并议论说：“短剑的刺伤，但这时剑还没有完全地刺进去。”不管怎样，他现在能继续到斯特拉斯堡去，在那里，显然精力并未减退。
１９４９年末，丘吉尔似乎完全康复，他的老朋友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现在是瑟索子爵，圣诞节前不久访问了恰特韦尔，发现他已从极重的感冒中恢复，而且气度不凡，“就如早年在内阁时一样，谈话生动活泼、滔滔不绝，吃饭、喝酒、吸烟和从前一样贪婪”。
在此期间，他已着手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各卷，他从美国霍顿·米夫林公司和英国卡塞尔公司预支稿酬，以为儿子和孙子们支付信托基金。为了马上得到若干现款，他和《生活》杂志商定，复制了他的多幅绘画，得到２５０００美元的酬金。他听从别人劝告，按常规办法写文章，很不值得，因为这些收入要付很多所得税。这一年底，他同意提出由《生活》杂志出版他的《秘密会议讲话》，在成书之前登出。这种做法，引起英国报界一些批评，《生活》杂志也有报道。还有，由于他认为出于政治上的重要性，１９４７年４月，在《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他在希腊和土耳其问题上，赞同杜鲁门的行动。
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第一卷，是追述战争的根源。叙述他自己敦促英国重整军备，也说到他在海军部的那几个月。结尾部分记述了１９４０年５月政治危机。这一卷的主题是“英语民族如何由于他们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而听任恶人重新武装”。最后的校样在１９４８年２月空运到美国，这一卷先前在《纽约时报》和伦敦《每日电讯报》连载，６月正式出版，由波士顿的霍顿·米夫林公司发行了７５０００册。英国版本发行更多。但是，因纸张短缺和作者经常修改，暂停了一段时期，在同年１０月发行达２１万册。
多次修改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丘吉尔的记忆有时与他相悖，因他没有保留日记，时间和事件常容易混淆。虽然他一再得到战时有杰贡献、战后又回到牛津的Ｆ．Ｗ．迪金的帮助，还有两位高级专职军官——亨利·波纳尔中将和海军准将Ｇ．Ｒ．Ｇ．艾伦作顾问，由埃迪·马什帮助校对，但是错误仍然难免。再者，有关战前的全部事务，仅仅解释为由于张伯伦和他的同事面对希特勒的邪恶所产生的错误突然促成的，并冠以“非必然的战争”的名词，因此而受到批评并引起相当的震动。
以后各卷大体上按年出版，第二卷的英国第一版——《最光辉的时刻》，包括１９４０年夏秋两季的事件，发行约２７６０００册。三、四、五各卷发行数大略相同或更多一点。但第六卷的第一次发行数在丘吉尔重新掌权时，一度上不去，直到１９５４年才发行２０万册。即使这样，总数也算得上是很惊人的。
除美国第一版的第一卷外，每卷都有折叠的地图和图表作详细说明。回忆录很重视陆上海上的军事行动，附录和正文中包括丘吉尔大量的个人指示，但叙述并不全面，因为对指示的答复——关于这些，丘吉尔无论如何是不掌握版权的——没有包括在内。１９４９年，伊斯梅也参予了这项工作，他对哈罗德·尼科尔森说：“看来温斯顿急于想写完他的书。”他认为丘吉尔的愿望是，在大选前完成这部作品，结果将会使他重返首相职位。
只是在这些年里，丘吉尔最后才放弃他的自幼享受惯的健身消遣。１９４８年底，他和老萨里以及伯斯塔夫·亨特一起骑马出游，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作这样的冒险。在他７５岁左右，他逐渐放弃了游泳活动，一部分原因是１９４７年末在马拉喀什感冒，另一部分原因是１９４９年夏中风。但是，他还继续作画，使他高兴的是，其中有两幅画匿名送出，１９４７年被皇家美术学院接受，另外还有３幅画是在１９４８年签了自己名后被接受的。于是他被选为特别荣誉院士。据他说他曾给院长阿尔弗雷德·芒宁斯“几次尖锐的催促”，说服他恢复皇家学院一年一度的聚餐。１９４９年４月搞了第一次聚餐。芒宁斯是“奥瑟俱乐部”成员，这给丘吉尔一个机会，拉他担当此项任务。
丘吉尔现在所进行的第一项娱乐活动是参加赛马。他的女婿克里斯托夫·索姆斯在恰特韦尔庄园养了一匹牝马，唤起了丘吉尔的兴趣。１９４９年７月，他正值７５岁，登记注册了他赛马时所穿服饰的颜色，这个颜色很接近他父亲用的颜色，即粉红色，巧克力色的边饰和帽子。他雇了一个驯马师，名叫沃尔特·奈廷格尔，出生于一个有名的叫埃普索姆的赛马之家，还有一匹法国的灰马驹，叫“柯罗尼斯特第二”，在送到纽马克特配种站之前，已在赛马中获得１３次胜利，赢了１１９３８英镑。丘吉尔常去观看有“柯罗尼斯特第二”参加的赛马，当这匹马获胜时，因有大量观众，他高兴异常。
家庭生活仍分两处，恰特韦尔和海德公园门的新居——这所房子旁边的２７号是为秘书人员购置的。孩子们当然大多数已离开家庭，莎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