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了我，打动了我。那位匈奴先祖——冒顿单于的起家史便是一例。他那出奇的智慧出奇的凶狠出奇的成功令我震颤，叫我感喟，这也与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有某种暗合有关。例如当时的副统帅林彪讲过一句有名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后来又补充了一句“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说实话，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迂腐与强调的思维的独立性，起先对于这句话我是不理解的，并有反感。读到冒顿单于“飞鸣镝”的故事，我似乎一下子悟到了它的“真谛”。原来这句话不是林彪的发明，史籍上早有“先知先觉”。在当时的那股政治热中，这个故事对我也有许多别的启示。同时，也当即觉得，这个故事倒是一个有为的创作题材。
以后，我离开了干校，但那个故事却在脑海中生了根，还不时闪现，也仿佛欠下了一笔文债，似乎只有还了这笔债，那位匈奴先祖的幽灵才会回到故纸堆中去。
1988年的夏天，在好友过秉忠、应蒑芳夫妇家聊天，偶然讲起了冒顿单于的故事，他俩听了很有兴趣，一定让我写出来，也使我感到对那段史实有兴趣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正有一段闲散时光，便跑图书馆、博物馆，翻阅各种史籍与有关书刊，调动我曾在西北地区采访过、工作过的记忆，开始了关于这位冒顿单于故事的写作。后来还去山西大同寻访了白登山古战场遗迹。
因为故事发生的年代久远，史料少，加上又无长篇小说创作经验，最初搞成的东西自己很不满意。好在并无急切的功利，便放放停停、想想写写，东添一笔、西加一段，有暇时一稿稿写、一稿稿改，也觉得有一种休闲的乐趣。
1993年冬，我将书稿的第一部请老领导江晓天同志看看，请他把握一下，像不像个东西。他读后给予了肯定，觉得基础很好，有特色，并在结构安排上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晓天同志是当年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责任编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时推出过《红岩》、《创业史》、《红日》等一系列文学名作，有丰富的审稿经验。他的意见给了我很大鼓励，使我有勇气把这部作品一卷卷地写了下来。
十多年过去了，这部三部曲终于完成出版了。这里我要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领导与同志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在出书难的今天，感谢出版社接纳了这部稚拙的作品。特别要谢谢责任编辑侯健飞同志，他年轻有热情，一次次催促我去完成这部三部曲，为这部书花了不少精力。我是一个很懒散的人，爱读书不爱动笔，正是在不少朋友的关心督促下才下决心完成这部三部曲。
创作是艰苦的，也是愉快的，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不只是去讲述一个故事，也是在诉说自己浅显的人生经验与感受，这是我主要的创作体会，也是这些年的收获。
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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