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就有了地下党组织，李大钊就是冀东乐亭县人，唐山正是我党活跃的地区；抗日战争中，冀东是我抗日根据地，当地党组织领导人民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斗争，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气壮山河的抗敌场景。这一地区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骨干。陈伯达的这一番讲话，把几十年间冀东的党组织、冀东的党员全部抹黑。这就是陈伯达制造的“冀东惨案”。在陈伯达１９６７年那次讲话后，包括唐山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的新老党员，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村中的普通党员，许多人被戴上了叛徒、特务、内奸、假党员的帽子，使８．４万余人惨遭批斗，２９５５人被迫害致死，株连到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一时冀东大地一片黑暗。
陈伯达造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伙同林彪、江青向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栽赃，向革命人民头上泼污水，以遂他们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
陈伯达在特别法庭受审时，审判员就这两件事提出质问，要他回答。
审判员问：你根据什么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是国民党、叛徒在起作用？
陈伯达回答：那天……我是凭空想的，不完全是事实，好像是根据某个人说的，我都不记得了。
凭空想，就把几万党员打成叛徒、特务、假党员，有的他还指名道姓，说唐山市委书记是叛徒，唐山市长是大庄园主。造成那么大冤案、惨案，他竟然不记得！法庭出示他在唐山的讲话录音、讲话原始记录。
问：听清楚了吗，是你讲的吗？
第二篇 短兵相接大奸似忠的陈伯达（3）
答：我听到了，是我的声音……我自己不能理解自己的声音，像个外国人讲的话。这是事实，这说明我是个糊涂蛋！到了那个大地方，考虑这个案子，不经调查，即席乱说一通。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完全是混蛋。——看起来，我是准备过的，东听一点，西听一点，信口胡说，加油添醋，发生了这么大的案件，造成两万人冤案，两千多人死亡。我当时那个名义（指他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说话是惊天动地。我现在听了也惊天动地。可我说错话，出这大事，我不知道，我记不得。当然罪过很大，我不是减轻罪责。
问：你只是说错话，后果不知道，就没责任？
答：我，我没推卸责任。
法庭出示证词，宣读了对市委书记、市长的复查结论。他们都是好同志，已平反昭雪。有两位受害人当庭控诉，震动全场。
问：陈伯达，你听清楚没有？
答：这，这控告对。我一到唐山就点名，就这样讲，是可笑的……没有调查就说那么多荒唐话……
问：只是可笑、荒唐？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答：是、是反革命、是犯罪。……
陈伯达忽然又起来为他自己的罪行辩护了，且听他说的是什么吧——
陈：但——但在“文革”中，群众起来了，有各式各样的群众，他们利用我的话做坏事。当然，我不说这些话，干不出这些坏事；我说了，他们就能利用。……只有一点遗憾，我（后来）记不得（这件事）。
这个林彪集团的高级谋士，不承认“冀东惨案”是他一手造成的，反咬一口，说是他被“群众利用”了，可谓狡猾之至。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法庭就起诉书指控对陈伯达犯罪事实的调查完毕。因为陈伯达早在１９７０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就被揭露，并于当年１０月１８日被软禁，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来的反革命活动，他无从参加，所以，在十名被告中，他是接受法庭审问最少的一个，只有两次，对他的犯罪事实已经调查清楚。
四、陈伯达表示认罪，请求宽大处理
1980年12月１８日上午９时，第一审判庭对陈伯达所犯罪行进行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开始，检察员曲文达首先发言，他说，被告陈伯达在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０年期间，积极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篡国的罪恶活动。他的犯罪活动，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犯罪行的一个组成部分，陈伯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同样是严重的。
他指出，陈伯达亲自授意、修改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污蔑建国以来在我国思想战线上存在着“大量牛鬼蛇神”，污蔑他们的工作，是“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煽动要在全国“横扫一切”，提出要把大批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专家、学者、权威打个落花流水”。在他的煽动下，全国批斗成风，到处出现“打砸抢抄抓”的浪潮，致使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大批领导干部和教育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的大批专家、学者，教育、文艺、科技人员有的被抄家批斗，有的被送进“牛棚”，遭到残酷的迫害和镇压。
被告人陈伯达还直接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公诉人指出他伙同江青、康生决定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对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并抄了刘少奇的家，为打倒刘少奇搜集所谓罪证。他伙同谢富治、吴法宪，在追“非常委员会”传单案的所谓后台时，提出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并指名道姓地诬陷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这个传单案的后台，并说要“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阴谋把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为现行反革命。陈伯达还利用他主管“陆定一专案”之机，对陆定一横加了“叛徒、内奸”等莫须有的罪名，并从生活上、精神上、肉体上对陆定一进行残酷迫害。
公诉人还指出陈伯达无中生有制造“冀东惨案”所犯的罪行，充分说明，被告陈伯达积极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篡国、祸国殃民，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犯罪活动，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其罪行是严重的。建议特别法庭对被告陈伯达根据其罪行及认罪态度，依法予以应得的惩处。
陈伯达用他那令人很难听得懂的福建话，为自己做了一个小时的辩护。
在陈伯达辩护之后，他的辩护律师甘雨沛为他做了三点辩护。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接受委托，作为被告陈伯达的辩护人（另一位辩护律师为傅志仁）。我们接受委托之后，认真查阅和研究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多次会见了陈伯达……
第二篇 短兵相接大奸似忠的陈伯达（4）
我们对本案已经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特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一）被告陈伯达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被告陈伯达在诬陷、迫害刘少奇这一共同犯罪活动中，他负一定罪责，但他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被告陈伯达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就已被揭露，同年10月即被隔离审查……而事实上，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被揭露后，还继续进行犯罪活动长达6年之久……他不能对这些罪行负责。
（二）关于被告陈伯达在“冀东事件”中应负的罪责问题……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成千上万人被诬陷、迫害，数千人死伤的后果，也并非仅仅由于被告陈伯达的话所能造成的，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其他因素……因此，陈伯达对此严重后果，应负一定罪责，而不能负全部责任。
（三）关于被告陈伯达的态度问题。被告陈伯达在庭审过程中，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和所造成的后果，承认他的“罪恶是重大的”，并一再向法庭表示他承担罪责，接受应得的惩罚，态度是比较好的。
以上三点辩护意见，请法庭在评议本案，确定被告陈伯达的刑罚时，作为从轻的理由予以考虑。
在辩护律师结束发言后，陈伯达再度要求陈述，说了三点意见：
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我只说一句。
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
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至此，主持法庭辩论的审判长曾汉周宣告：“现在宣布辩论终结。陈伯达，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陈伯达第三次在法庭上发言。他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陈伯达陈述完毕，审判长对他说道：“被告人陈伯达，法庭要进行评议，你等候宣判。听懂了吗？”
陈伯达答道：“听懂了。”
法庭辩论至此结束。
第三篇 唇枪舌剑叛徒江青其人（1）（图）
赖着不肯离开法庭的江青被强制拖出去。
江青，女，又名李云鹤、李鹤、李云古、蓝苹等。江青对李云鹤这个名字很欣赏，她曾说：“蓝色的云彩，鹤是轻盈的鸟，飞在天空是很美的，鹤立鸡群吗！”据知她在演《娜拉》时改名蓝苹，寓意“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江青１９１４年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一个地主家庭。江青出生时，其父李德文６０岁，是他的小老婆所生。１９２６年江青到天津，在他姐夫、奉系军阀部队军官王克铭家中，仍过着剥削阶级生活。１９２９年春，在济南加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深得该院院长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赵太侔的赏识。１９３１年春，江青由赵太侔资助进青岛大学当旁听生，后来与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赵太侔的内侄俞启威（黄敬）结识并同居，１９３３年２月由俞启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７月，因叛徒出卖，俞启威被秘密逮捕，江青出逃上海，失掉了组织关系。１９３３年秋，江青由上海左翼“剧联”介绍进入“晨更工学团”，分配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晨更工学团”原是１９３１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上海后组织的各种工学团之一。“工学团”，“工就是做工，工以养学；学就是学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保生”。当时即１９３２年，工学团在上海西郊北新泾镇陈更村成立，故名“晨更”。“晨更工学团”负责人为徐明清，当时为左翼教联常委，她把晨更工学团的教员２０多人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不久吸收江青加入共青团。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下旬，共青团中央交通员、青岛地下党员乐若在上海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与江青见面时，发现有人跟踪，乐若因熟悉地理环境，及时逃出，江青被捕。敌人原来是抓乐若的，是碰上了江青。 江青被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训练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