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康生，在他临死的时候，特意向王海容、唐闻生告知“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希望你们俩把我的话，原原本本转达上去”。康生就这样最后出卖了江青。
就是这个康生，他并没有看得起江青。在当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要他老婆曹轶欧当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时，曾对他老婆说：“那个女人有什么本事？整天穷咋呼！不要多理她！”曾几何时，康生看到江青得势，立即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变。人们发现每当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康生都要看江青的眼色行事：凡是江青点头的，他都坚决支持；凡是江青反对的，他连夜就查档案，第二天就证明这个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要不就有什么重大问题。
这就是康生其人。
第三篇 唇枪舌剑江青、康生勾结，作恶多端（2）
二、江青、康生是诬陷、迫害刘少奇的罪魁祸首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刘少奇在家中突然接到从首都医院打来的电话，自称是医院大夫的人告诉刘少奇，说他的小女儿苹苹放学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脚部粉碎性骨折，需要手术，要家长签字。刘少奇和王光美心急如焚，原来周总理是有话的，不准他们离开中南海半步，可是，这时他们却顾不得了，驱车赶到医院，刚下车就被事先等在那里的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派”劫持了。在周总理派人极力干预下，王光美挺身而出，这才放回了刘少奇。这是康生和江青暗示蒯大富安排的诡计。
１９６７年７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对他进行人身迫害并抄家。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擅自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由江青亲自领导，她说：“康生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组我要直接抓。”
江青要康生向毛主席建议请示建立刘少奇专案、邓小平专案、陶铸专案。毛主席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康生告诉江青，江青不顾毛主席反对，在专案组中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放在彭真案里头一起整”。“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就这样擅自成立了。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盖天下的事，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江青、康生他们正是这么干的。他们一定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逼供、作伪证造假案。他们先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本来此案与刘少奇无关，可是江青、康生多次找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逼供，要他出伪证，多次均被安子文拒绝。他们为了逼供取伪证，于１９６７年５月至１０月间，逮捕关押了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以及丁觉群、孟用潜、王世英等１１人。
康生制造了一个绝顶荒谬的逻辑，“妻子是特务，丈夫一定也是特务。”于是，江青、康生一定要把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他们先是折磨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因为１９４６年国共谈判期间，崔在北京市做地下党的工作，介绍王光美到军调处当我方的翻译，江青一伙威胁崔出假证，证明王光美是特务；他们还向与王光美在军调处有工作关系的刘仁、武光、任彬等人逼供。任彬被活活整死，北京市副市长刘仁被扣上“特务”的罪名，被视为王光美特务案的“证人”，在监狱里戴了五年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都不能穿，只能披在身上，最后被折磨惨死在狱中。
江青一伙用刑讯逼供编造出来的“口供”，将王光美罗织成“特务”的罪名，由康生亲自修改《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将“基本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按照康生的荒谬逻辑，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而且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又一说是特派员）”。
康生惯于信口雌黄，是制造冤假案的刽子手：在延安时期，他把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托派思想”、“托洛茨基分子”，说“托派和日特、国特是三位一体的奸细”。１９４３年４月，康下令将王实味逮捕。１９４７年３月在行军途中王实味被杀害。今天，康生又用同样手法来迫害刘少奇。
在江青、康生指挥下，因“刘少奇、王光美专案”在全国被捕受审的有６７人，受牵连的不计其数。
就是在这种凭空捏造假证的基础上，江青、康生指挥“刘、王专案组”炮制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当时的江青可是得意忘形，欣喜若狂了，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６日，江青在诬陷刘少奇的一大本“罪证”上批字：“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第二天，康生写信给江青，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我觉得他这样干，这样久的做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
江青、康生等人必欲将刘少奇置于死地而后快。江青与谢富治的下列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江青在制造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冤案时说：“现在弄不好也是要杀头的。一旦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这些家伙上了台，不割我们的脑袋才有鬼呢。你们想过没有？这些家伙心甘情愿被我们打倒吗？不，他们做梦都想着复辟！”谢富治恶狠狠地回答说，“是啊，这很危险。自古道，杀人杀死，救人救活，刘邓陶这些人既然打倒了，就不能再让他们爬起来，一定要把他们的专案搞成。”
康生、江青为了给刘少奇罗织罪名，１９６７年，他们故意颠倒是非，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大冤案。
那是１９３６年，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关在狱中。考虑当时的抗日斗争形势，迫切需要干部，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并报告中共中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同意，决定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６１人，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投入新的工作。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在被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时，都作过审查。此事康生完全清楚，他却借诬陷刘少奇之机，把历史已有结论的旧案翻了个个，给他们戴上“叛变自首”的帽子，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诬陷刘少奇和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康生就伙同江青、林彪等人阴谋篡夺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康生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声称：“一个党校、一个组织部，一个联络部，基本上原来的领导人都是坏家伙，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我们历史上，监察委员会没有起什么好作用”等等。康生提出“党校不能要”，“总的方针，斗批走、斗批散也好”，“撤销中监委、中组部，只留少数人，其余下放”。就这样，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大换班，大批干部“下放劳改”，许多干部被打成“反革命”，遭受残酷迫害。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三名副总理和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四位元帅，在怀仁堂的会议上当面对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他们煽动造反派打倒老干部、全面夺权、冲击部队的违法活动进行了批评、怒斥。恶人先告状，他们向毛主席诬告“三老”、“四帅”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文化大革命”。并诬蔑“三老”、“四帅”的正义行动是“二月逆流”。一时间在北京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阴谋打倒“三老”、“四帅”。后来毛主席得知真相，为“三老”、“四帅”平反。康生又生一计，以战备疏散为名，将徐向前、陈毅、聂荣臻等同志遣送外地，为林彪改组军委创造了条件。
江青指挥康生、谢富治两个打手制造了多少冤案、假案，１９６６年７月前后，捏造了“二月兵变”事件，陷害彭真、贺龙。他们由此及彼地联想，把贺龙打成“国民党”、“军阀”、“土匪”；把陆定一打成“叛徒”、“内奸”、“军统特务”；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案”；制造了内蒙古“内人党”冤案、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冤案。
第三篇 唇枪舌剑江青、康生勾结，作恶多端（3）
三、江青、康生勾结迫害八届中共中央委员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江青、康生等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从组织入手，对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的名单逐一进行了审查，把其中许多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１日，康生亲笔写给江青亲启的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名单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８８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七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要考查的”２９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诬陷、迫害，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１９３名中的７０％左右。他们是：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宋任穷、王稼祥、罗瑞卿、刘宁一、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王任重、萧劲光、粟裕、萧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王恩茂、邓华、邓子恢、谭政、刘晓、李维汉、杨秀峰、张际春、程子华、伍修权、钱瑛、王从吾、马明芳、李葆华、许光达、林铁、郑位三、徐海东、萧华、胡耀邦、习仲勋、安子文、吕正操、张经武、廖承志、叶飞、杨献珍、张鼎丞、舒同、潘自立、杨勇、黄火青、陈漫远、苏振华、冯白驹、范文澜、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江华、李志民、杨成武、章汉夫、帅孟奇、刘仁、万毅、周扬、徐子荣、刘澜波、奎璧、区梦觉、朱德海、张启龙、马文瑞、王世泰、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廖鲁言、宋时轮、周桓、陈丕显、赵健民、钱俊瑞、蒋南翔、韩光、李昌、王鹤寿、陈正人、赵毅敏、孔原、张苏、杨一辰、赵伯平、张爱萍、姚依林、汪锋、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劲夫、李颉伯、廖志高、江渭清、谭启龙、张仲良、张平化。
康生在林彪粉身碎骨后，感到政治气候对他不利，便以养病为由，在家闭门不出，窥伺风云，等待时机。１９７４年江青篡改“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一大批重新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日、２５日，江青一伙擅自召开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表煽动性演说，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发动突然袭击。康生立即起来配合，２７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