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做游戏；生活腐化糜烂，是个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在北京和上海有九辆汽车，打猎时有专用吉普车，有特制的聚光灯，猎枪就有九支；他钓鱼时，有几个女护士相陪，还不时地往他嘴里喂橘子……他把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办公室专门保存下来展览，向“小兄弟们”进行“传统教育”，自己策划炮制所谓《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捏造事实，歪曲历史，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领袖”为自己树碑立传；他每年都向上海索要财物，无偿地从上海窃取特制的手表、电视机、电影放映机、照相机、录音机、收音机等新产品以及大量的名烟名酒和高级食品、海鲜等物品供其挥霍和送礼，进行政治交易；他的“小兄弟们”每次来京，定要大吃大喝，大摆阔气，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他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打牌、下棋、看电影，时而通宵达旦，是个地道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正像有的人说的那样，王洪文才是真正的正在走的走资派！
第二篇 短兵相接王洪文在庭审中供认不讳（2）（图）
王洪文被押上法庭
二、王洪文长沙告状，“四人帮”阴谋夺权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４日下午３时，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第一审判庭开庭。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主持法庭调查。今天第一个被法警押到法庭的还是王洪文，他今天到庭，仍然像１１月２０日下午开庭时被押到法庭时一样，神情紧张，内心恐惧，不停地眨动着眼睛。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审判长曾汉周审问王洪文，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８日去长沙向毛泽东主席告状，阴谋篡权的罪行。 １９７２年５月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但在大量需要他去处理的内政外交事务面前，周恩来不得不带病坚持超负荷的工作，直到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邓小平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后从美国归来，他才住进医院。他在医院里边接受治疗，边继续接见外宾，听取汇报，有时还从医院里出来参加会议。“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同志从１９７３年春天复出后，经毛泽东提议，又参与党、政、军的领导工作。此时正值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积极筹备工作期间，毛泽东主席于１０月４日提名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非常清楚邓小平和周恩来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为了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江青先在１０月１７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制造事端，借口“风庆轮”问题，大肆攻击邓小平。“风庆轮”是上海造船厂制造的一艘万吨轮船，在远洋航行途中，轮船机件曾发生过故障，由交通部派到船上的一位副政委对此有过议论。有人写了篇《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的文章，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１０月１１日，姚文元批给新华社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刊出，江青１４日看到后，就抓住这篇报道大做文章，大肆批判所谓“洋奴思想”、“爬行哲学”，竭力攻击交通部和国务院，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 １０月１７日，江青又在政治例会上突然提出“风庆轮”问题，强迫邓小平表态，邓小平驳斥了她的指责，江青理屈词穷竟肆意谩骂起来，邓小平愤然退场。于是在当天夜里江青在北京钓鱼台１７号楼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密谋，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 法庭上，审判长曾汉周宣读了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的证词。证词说：“王洪文把周总理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洪文别有用心地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做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谈谈。” 审判长问王洪文：“你说过这样的话没有？” 王洪文承认他谈过这样的意思，他说：“这是江青的话，由我去说的。” 审判长问王洪文：“你去长沙为什么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 王洪文回答说：“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所以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是偷偷来的。” 审判长曾汉周问王洪文：“你去长沙告邓小平的目的是什么？” 王洪文回答：“要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王洪文承认他向毛泽东主席说过，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他说：“这话原是姚文元讲的。”意思是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像林彪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一样搞篡权活动。 王洪文还承认，毛主席在听完他的汇报后，指示他回京后，要多找周总理和叶剑英，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可是事实证明，王洪文不但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还仍然和江青搞在一起结成“四人帮”，继续进行阴谋活动。 审判庭对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主席告状的事实，已向王洪文调查清楚，王洪文供认不讳，王洪文被带下法庭。
第二篇 短兵相接王洪文在庭审中供认不讳（3）
三、王洪文供认他诬陷陈毅
12月6日上午9时，第一审判庭提审王洪文，对他进行第二次调查。起诉书指控王洪文于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在张春桥的指使下，借为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准备材料之名，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在上海的“九大”代表学习班中散发，对陈毅进行诬陷、迫害。同时，搜集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人的材料共７６份，１１６３页。
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内容是从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６６年期间，陈毅在上海和北京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以及和外宾谈话的记录中，摘抄拼凑的，共分为九个部分。诬陷陈毅“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等等。
审判长问王洪文：“你编印《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是不是事实，是谁指使你编的？”
王洪文回答：“是事实，是张春桥指使编的。”
王洪文供认，他把这本小册子散发给“九大”代表，目的是为了“整”陈毅。在“九大”期间，曾用这本小册子上的材料批斗过陈毅，然后由他把小册子强送给陈毅。
法庭投影出示了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宣读了在押犯徐景贤的供词，“九大”代表刘万顺的证词。对于这些证据，王洪文都承认是事实。
为了陷害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在“九大”之前，张春桥还指使王洪文、徐景贤等专门成立了一个“九大材料小组”，搜集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等人的材料。
法庭投影出示了“九大材料小组”搜集整理的叶剑英等人的材料目录。审判员问王洪文是不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之一，王洪文承认是小组负责人之一，并供认说原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少庸也是负责人之一。
在今天的法庭调查中，还对起诉书指控王洪文和姚文元于１９７６年１月至９月，指使《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鲁瑛派人到中央一些部门和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四川、云南、黑龙江等省，搜集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诬陷他们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组织还乡团”、“翻案复辟”等，进行法庭调查。
法庭宣读了鲁瑛的证词和有关的出证材料。审判员问王洪文这是不是事实，王洪文回答是事实。
四、王洪文承认他策划并指挥上海两次武斗事件的犯罪事实
第一审判庭于12月6日还对上海两起武斗事件进行调查。王洪文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底，在张春桥的指使下，伙同耿金章，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攻打上海“工人赤卫队”，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据徐景贤等人起草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的记载，“工人赤卫队”共有９１人受伤，到医院治疗。事后，王洪文还发了特急命令，把“工人赤卫队”的主要负责人“统统抓起来，押送公安局”。
法庭调查中，出示和宣读了证据。王洪文承认这些都是事实。
起诉书还指控王洪文于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策划指挥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
王洪文供认说：“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虽然人数不多，但对我们威胁很大，所以我们研究决定把这个组织搞掉。”
法庭宣读了张宝林和王承龙的证词：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王洪文指挥陈阿大、黄金海、耿金章等人调集了十万生产工人和上千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路攻打，把上海柴油机厂团团围住。王洪文还调动了公安局的几部消防车，用高压水龙头掩护，用卡车、起重吊车，把厂门口的路障吊走，把围墙撞倒，冲进厂里边。“联司”许多人被打伤，好端端的厂房车间被砸烂。
现任上海柴油机厂党委副书记的徐潘清出庭作证。他说，当时王洪文一伙把“联司”的人抓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都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记号。被打伤６５０余人。有的肋骨被打断、眼球被打出、牙齿被打掉、内脏被打伤，有的被打得精神失常，怀孕的妇女被打流产。１００多人至今还有严重的后遗症。私人财物如手表、钞票、自行车被抢劫一空。国家财产损失３５０万元，修理厂房就花了１４万元。
法庭还投影这次武斗时拍摄的记录片中的五个镜头。
在人证和书证面前，王洪文认罪说：“这件事是我策划的，我是有罪的，我要向全国人民认罪。”
公诉人指出，攻打“工人赤卫队”和砸上海“联司”，都是张春桥、王洪文为了夺权、保权，以武力镇压群众的犯罪事实。
第二篇 短兵相接王洪文在庭审中供认不讳（4）
五、王洪文供认他和张春桥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2月13日，审判庭对王洪文进行第三次调查。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以上海为基地，抓武装力量，在他们面临覆灭之际，策动武装叛乱。
１９６７年７月，张春桥指使王洪文等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１９７３年９月，王洪文对王秀珍说：“要建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由我亲自来抓。”１９７４年３月，王洪文再次对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１９７５年１月和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