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信中，周作人经常向俞平伯等吐露心曲。这里摘出一二片断，以见他们此时关系之一斑——长雨殊闷人，院子里造了一个积水潭，不愁平地水高一尺了，但毕竟还是苦雨，不过是非物质的罢了，想兄亦有同感……（1928年8月12日致俞平伯书）
近来苦于无闲思索，而且下笔板滞，甚不自满意，见人家挥洒自如，十分NFEB8羡，有如武童生才举得起石墩，看在马上挥舞百六十斤大刀的壮士，能不汗颜耶。故所以同志还须努力也夫。（1928年10月20日致俞平伯书）
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心灵的默契，早已越过师生的界限，而成为真正的老友了。
据周作人回忆：
民国十六年张大元帅入京，改办京师大学校，废名失学一年馀，及北大恢复乃复入学。废名当初不知是住公寓还是寄宿舍，总之在那失学的时代也就失所寄托，有一天写信来说，近日几乎没得吃了。恰好章矛尘夫妇已经避难南下，两间小屋正空着，便招废名来住，后来在西门外一个私立中学走教国文，大约有半年之久，移住西山正黄旗村里，至北大开学再回城内。……从西山下来的时候，也还寄住在我们家里，以后不知是那一年，他从故乡把妻女接了出来，在地安门里租屋居住……［26］这样，周作人与废名之间又有了朝夕共处的机会，正如周作人所说，“常往来如亲属”［27］，关系确实不同一般［28］。
这样，三十年代周作人周围，除了《新青年》、《语丝》时代的老友钱玄同、刘半农，骆驼社同人徐祖正、张凤举等之外，还有一个以周作人个人为中心的“小圈子”，俞平伯、废名（以及沈启无）等即为其中主要成员。
1930年5月，周作人主持的散文周刊《骆驼草》创刊，废名是该刊的实际编辑者，并与俞平伯同为主要撰搞人。《发刊词》宣称：“我们开张这个刊物，倒也没有什么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来，反正一向都是于有闲之暇，多少做点事儿。”又宣言“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这里打出的旗帜是“自我性灵的自由表现”，确是能够代表这一时期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共同的思想与文艺倾向的，但与时代距离之远也是可以想见的。因此，出刊不久，就受到了普罗作家中某些人的批评。先是1930年6月3日《新晨报副刊》发表了“千因”（即谭丕谟）的《读〈骆驼草〉上几篇东西》，讥讽《骆驼草》撰稿人都是“落到资本主义泥坑里的大学教授，领到了几百块闲暇安然地坐上骆驼，谈起了‘草’，如斯而已”。接着1930年6月11、12日《新晨报副刊》又发表了“非白”（傅非白）的《鲁迅与周作人》，宣告周作人是“似不幸又命定地趋于死亡的没落了”。这自然引起了“骆驼”们的反感。俞平伯写了《又是没落》一文（载1930年6月23日《骆驼草》第7期）予以反击，文章重申了“创作欲是自足的，无求于外”的主张，并且严正声明：
“我之与《骆驼草》只是被废名兄拉作文章而已，好比拉散车”，并非系某“党”某“派”。俞平伯在《骆驼草》上共发表了9篇文章，创刊号与终刊号上都有，因此有人说“俞平伯是看着《骆驼草》诞生，而又护送着它寿终正寝的人”［29］。废名在《骆驼草》创刊号上以丁武的笔名发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一文，对列名其上的鲁迅、胡适等似乎都有所不满；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作了这样的反应：“丁武当系丙文无疑，但那一篇短评，实在晦涩不过。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30］虽对《骆驼草》有所批评，但语气是温和的。在鲁迅看来，《骆驼草》虽就其组成或宣言都给人以《语丝》继承者的印象，但实际上已无当年的思想锋芒，因而也就失去了（至少是减弱了）刊物“活泼”的生命力。但无论如何，《骆驼草》在1930年出版仍是引人注目的，周作人和他的弟子毕竟打出了自己的旗帜。
对于周作人们来说，创作实绩是比旗帜更为重要的。俞平伯在前述《又是没落》里，在回答攻击者时就说：“理论固然要讲，也请拿点作品出来看看。”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俞平伯的《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等先后出版，废名也有《桃园》、《枣》、《桥》、《莫须有先生传》等不断问世，周作人为他们每一本书都写有序或跋，颇为文坛瞩目。废名也写有《〈周作人散文钞〉序》、《〈春在堂所藏苦雨斋尺牍〉跋》，以及《知堂先生》、《关于派别》等有关评论周作人其人其文的文章，另有为俞平伯所写《〈古槐梦遇〉小引》。在周作人的鼓励下，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明〕张岱著）
，周作人也写了序。周作人自己还写有沈启无编选《〈近代散文抄〉序》、《〈近代散文抄〉新序》及刘大杰《重刊〈袁中郎集〉序》、孙席珍编《〈现代散文选〉序》，以及轰动一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上序跋文既是周作人师生之间创作上的互相切磋，又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学创作潮流的自觉提倡。这是明末散文小品的“复兴”［31］，“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智理，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32］，同时追求“文词气味的雅致”［33］，“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34］或“渐近自然”［35］。正是在这样的自觉的理论倡导与艺术实践中，周作人和他的弟子在三十年代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文学创作流派，并且立刻为批评家们所注目。1933年阿英在他所写的《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里，即指出：“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派别。这派别的形成，不是由于作品形式上的冲淡平和的一致性，而是思想上的一个倾向……在新旧势力对立到尖锐的时候，就是正式冲突的时候，有一些人，不得不退而追寻另一条安全的路……（这）是周作人一派的小品文获得存在的基本的道理。”［36］阿英这里只强调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共同思想倾向，而有意忽略了文体自身的“一致性”，这自然也是反映了三十年代时代思潮的。
阿英的评价中更值得重视的，也许是他所发现的周作人与俞平伯之间的差异：“周作人与俞平伯的小品，虽是对黑暗之力的逃避，但（对周作人）这逃避是不得已的，不是他所甘心的，所以在他的文字中，无论怎样，还处处可以找到他对黑暗现实的各种各样的抗议的心情”；“周作人的倾向，更是说明奋斗的无力，俞平伯的倾向，则是根本不要奋斗”。阿英的这一论断可谓知人知文之论。周作人与俞平伯自己在私下议论中，也曾谈到“对于中国有些事情”，周作人似乎比俞平伯“还要热心，虽然年纪比他大”；他们都一致归之于周作人亲身参加了本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有过期待”［37］。
第六部分第二十一讲 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3）
这种学生比先生“消极”得更彻底的现象，在废名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周作人自己就这样说过：“从意见的异同上说，废名君似很赞同我所引的说蔼理斯是叛徒与隐逸合一的话。他现在隐居于西郊农家，但谈到有些问题他的思想似乎比我更为激烈。”［38］也就是说，无论先前参与政治之“积极”，与现在逃避现实之“消极”，废名都比周作人“激烈”［39］。周作人说“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做着小说；我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40］，这是能够说明他们气质上的差别的。
因此，周作人虽然喜谈“隐逸”，却一天也没有“隐”过，真正实行“隐居”的，正是废名。在周作人所提到的“隐居西郊农家”期间，废名读李义山诗，读老子庄子，渐及佛经，终于“悟道”，与周作人的差异由此而产生。周作人1937年在写给正独居在雍和宫的废名信中说：“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也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41］这大概就是周作人所说“余未能如废名之悟道”［42］。以后，周作人在《怀废名》中还有更真切的回忆：
废名自云喜静坐深思，不知何时乃忽得特殊的经验，趺坐少顷，便两手自动，作种种姿态，有如体操，不能自已，仿佛自成一套，演毕乃复能活动。鄙人少信，颇疑是一种自己催眠，而废名则不以为然。其中学同窗有为僧者，甚加赞叹，以为道行之果，自己坐禅修道若干年，尚未能至，而废名偶尔得之，可为幸矣。废名虽不深信，然似亦不尽以为妄。假如是这样，那么这道便是于佛教之上又加了老庄以外的道教分子，于不佞更是不可解，照我个人的意见说来，废名谈中国文章与思想确有其好处，若舍而谈道，殊为可惜。［43］其实，废名不过是将周作人思想中的“隐逸”坚持到底而已，但周作人这一代人毕竟是接受了西方影响，有过反叛传统的历史的，因此，他的思想总有一些界限是不可越过的，例如他可以赞同复归传统，但要发展推崇“老庄以外的道教分子”（在周作人眼中，这是中国传统中最恶劣的部分），就是周作人所不能接受的了。
但无论如何，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毕竟是最为相知的，周作人就说过废名“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44］。这样，在1936年间，他们又有了一次共同主持《明珠》副刊的愉快合作。直到1943年，周作人还对之怀念不已：
那时是民国二十五年冬天，大家深感到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想再来办一个小刊物，恰巧《世界日报》的副刊《明珠》要改编，便接受了来，由林庚编辑，平伯废名和我帮助写稿，虽然不知道读者觉得何如，在写的人则以为是颇有意义的事。但是报馆感觉得不大经济，于二十六年元旦又断行改组，所以林庚主编的《明珠》只办了三个月，共出了九十二号。［45］周作人对“明珠”时期废名的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特意提出废名在《明珠》上发表的19篇论文中，《三竿两竿》、《陶渊明种树》、《中国文章》、《孔门之文》这几篇都“是经过好多经验思索而得的，里边有其颠扑不破的地方”，“在这一时期我觉得他的思想最是圆满”［46］。俞平伯也在《明珠》上连续发表《秋荔亭随笔》及《我也谈谈韩愈》等文章，约有13篇。周作人本人的文章也多达17篇，其中《宋人议论》、《〈水浒〉里的杀人》、《谈韩文》、《谈儒家》等文，都是剖析传统文化的力作，其中不乏启发人思考的真知灼见。《明珠》上的文章集中表现了周作人与他的弟子在三十年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思考”，在学术论述中仍可见启蒙主义的批判锋芒，在学术研究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这是周作人及其弟子的最后一次有意义的合作。以后他们回顾这段历史，“深有今昔之感”，难以排除心中“怅惘”［47］，自然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