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清楚。她可能知道。
“她刚知道，”约翰出乎意外地说，“就在昨天，我们议论到结婚后遗嘱就作废的事。”
“啊！还有一个问题，韦尔斯先生，你说‘她的最后的遗嘱’。这么说来，英格里桑太太在这之前写过好几份遗嘱吗？”
“她平均一年至少写一份新遗嘱，”韦尔斯先生沉着地说。“有关遗嘱中的财产分配，她老是喜欢改变主意，一会儿要赈济一个人，一会儿又要给另一个家里人一些好处。”
“假如，”波洛提示说，“没让你知道，她已写了一份对某个人有利的新遗嘱，而这个人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例如，我们说霍华德小姐吧，你会感到吃惊吗？”
“一点也不会。”
“啊！”波洛似乎已经提完了自己的问题。
当约翰和律师正在讨论如何查看英格里桑太太的文件问题时，我挨近波洛身边。
“你认为英格里桑太太写了一份遗嘱，把她的全部财产都给了霍华德小姐了吗？”我有点好奇地低声问道。
波洛笑了起来。
“不。”
“那你为什么要问呢？”
“嘘！”
约翰·卡文迪什已转身朝向波洛。
“你和我们一起去吗，波洛先生？我们打算去查着一下我母亲的文件。英格里桑先生非常乐意把它全部交给韦斯先生和我本人。”
“那样就使事情单纯得多。”律师咕哝着说。“当然，从法律上来说，他是有——”他没有把这句句子讲完。”
“我们得先查看一下闺房里的写字台，”约翰解释说，“然后再上楼去她卧室。她把大部份重要文件都保存在一只紫红色的公文箱里，我们得仔细查一查。”
“好的，”律师说，“很可能还有一份比在我这儿的这份更新的遗嘱。”
“有一份更新的遗嘱。”说话的是波洛。
“什么？”约翰和律师吃惊地盯着他。
“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朋友沉着地继续说，“有过一份。”
“有过一份，你这是什么意思？它现在在哪儿？”
“烧了！”
“烧了？”
“是的。瞧！”他取出我们在英格里桑太太房里的壁炉里找到的烧焦的纸片，把它递给律师，并且简要地解释了是在何时、何地找到它的。
“可是也许这是份老的遗嘱呢？”
“我不这样认为。事实上，我几乎已经确定，这份遗嘱写的时间不会早于昨天下午。”
“什么？”“不可能！”两人一起冲口而出。
波洛转向约翰。
“要是你允许我把你的花匠叫来，我可以向你证实这一点。”
“哦，当然——可是我不明白——”
波洛举起了一只手。
“先照我要求你的办吧。以后你可以爱问多少问题就问多少。”
“好吧。”约翰按了按铃。
多卡斯及时地应声而到。
“多卡斯，你去告诉曼宁，叫他来一趟，到我这儿来谈一谈。”
“是，先生。”
多卡斯退了出去。
我们在一种紧张的沉默中等待着。只有波洛一个人显得十分悠闲自在，他掸掉了书橱上一只忘了擦的角落上的灰尘。
钉有平头钉的靴子踏在外面沙砾上的沉重脚步声。表明曼宁的到来。约翰询问似地看了看波洛，后者点了点头。
“进来，曼宁，”约翰说，“我要和你谈谈。”
曼宁慢慢地走了过来，犹豫地跨进落地长窗，尽可能近地贴窗站着。他两手捏着自己的帽子。小心翼翼地把它来回转着。他的背弯得厉害，虽然他的年岁也许不如看上去那么老。可是他的两眼炯炯有神，敏锐机灵，和他那张说话讷讷、相当谨慎的钝嘴极不相称。
“曼宁，”约翰说，“这位先生有些事要问问你，我要求你好好回答。”
“是，先生，”曼宁咕哝了一声。
波洛轻快地走向前去。曼宁的目光带着几分轻蔑朝他扫视了一下。
“昨天下午，你们在这屋子的南面栽种一畦秋海棠，是吗，曼宁？”
“是的，先生，我和威廉两个人。”
“英格里桑太太走到窗口，叫你们了，是吗？”
“是的，先生，她叫了。”
“用你自己的话确切地告诉我，在这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好的，先生，没多大事。她只是要威廉骑车到村子里去了一趟，买回一份遗嘱的格式纸，或者是象这样一类的——我不知道确切是什么——她给他写了个条子。”
“是么？”
“是的，他去了，先生。”
“后来怎么样？”
“我们就继续种秋海棠了，先生。”
“英格里桑太太没有再叫你们吗？”
“叫了，先生，她又叫了我和威廉两个人。”
“后来呢？”
“她要我们俩直接进来，在一张长长的纸的底下签了名，——在她的签名后面。”
“你们有没有看到在她的签名前面写的是什么？”
“没有，先生，那部分上面放着一小张吸墨水纸。”
“你们的名字是签在她告诉你们的地方的？”
“是的，先生，我先签，然后是威廉。”
“后来她拿这张东西怎么样了？”
“啊，这个，先生，她先把它装进一只长信封，后来把它放进摆在这张写字台上的一只紫红色箱子里了。”
“她第一次叫你们时是什么时候？”
“我想是四点来钟，先生。”
“不会更早？会不会在三点半左右？”
“不会的，我可不敢这样说，先生。更有可能是四点过一点——不会在四点之前。”
“谢谢你，曼宁，那就行了，”波洛愉快地说。
花匠朝自己的主人看了一眼，约翰点了点头，于是曼宁举起一个手指到前额，咕哝了一声，小心翼翼地转身走出落地长窗。
我们个个面面相觑。
“我的天哪！”约翰喃喃地说。“多离奇的巧合！”
“怎么——巧合？”
“我母亲刚好在她去世这一天立了一份遗嘱！”
韦尔斯先生清清自己的嗓子，冷冷地说：
“你就这么确信这是巧合，卡文迪什？”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告诉我，你母亲昨天下午和一个人争吵得很厉害——”
“你这是什么意思？”约翰又大声问道，他的声音有些颤抖，脸色发白。
“由于那场争吵，你母亲非常突然地匆匆另立了一份新遗嘱。它的内容我们再也没法知道了。有关的条文她没有告诉任何人。毫无疑问，今天早上她本来要和我商谈这个问题的——可是她没有机会了。这份遗嘱现在已经失踪，她把这一秘密带进了坟墓。卡文迪什，我怕的是这可能不是巧合啊。波洛先生，我确信你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吧，这些事实是很富有暗示的。”
“有暗示也罢，没有暗示也罢，”约翰打断了他的话，“我们都得大大感谢波洛先生阐明了这件事。要是没有他说，我们本来都是一直不知道这份遗嘱的。我想，我是不是可以问问你，波洛先生，是什么最初使得你怀疑这一事实的？”
波洛笑着回答说：
“一只上面涂着几个字的旧信封，还有一畦新栽的秋海棠。”
我想，约翰本来还要进一步问下去的：可是就在这时候，传来了汽车引擎的响亮震颤声。当它一掠而过时，我们都朝向窗口。
“伊维！”约翰叫了起来。“请原谅，韦尔斯。”他急急忙忙走出去了。
波洛询问似地朝我看了看。
“霍华德小姐，”我解释说。
“嗨，她来了我真高兴。这是个有头脑，也是好心肠的女人，哈斯丁。虽然仁慈的上帝没有赐给她一副漂亮的容貌。”
我也学约翰的样，走出房间，来到门厅里。霍华德小姐正在那儿竭力使自己从裹在头上的盘绕着的面纱中解脱出来。她的目光一落到我身上，一股内疚的悲痛突然朝我射了过来。就是这个女人她曾如此诚挚地告诫过我，可是对她的告诫，唉，我竟掉以轻心！我把它忘得多快，对它多不重视。而现在，她的话居然以如此悲惨的方式得以证实，我感到羞愧。她对阿弗雷德·英格里桑的为人了解得一清二楚。我怀疑，假如她一直留在斯泰尔斯的话，这一悲剧是不是一定会发生呢？此人会不会害怕她那警惕的目光呢？
当她用那使我记忆犹新的令人发痛的一握和我握了手后，我才宽下心来。她那和我相遇的目光非常悲哀，但并无责备之意。她一定一直在伤心地痛哭，凭着她那通红的眼圈，我可以看出，不过她原来那种粗鲁态度并未改变。
“电报一接到，我马上动身。刚下夜班。租了部汽车，拼命赶来了。”
“早上你还没吃过什么吧，伊维？”约翰问道。
“没有。”
“我知道你没吃。快去吧，早饭还没收掉，他们会给你新沏壶茶的。”他转身向我。“你照顾她一下，哈斯丁，好吗？韦尔斯在等着我呢。哦，这位是波洛先生。他正在帮我们的忙，你知道，伊维。”
霍华德小组和波洛握了握手，可是她扭头朝约翰疑惑地扫了一眼。
“你这是什么意思——帮我们的忙？”
“帮我们调查。”
“没什么好调查的。他们不是已经把他关进监牢了吗？”
“把谁关进监牢？”
“谁？当然是阿弗雷德·英格里桑呀！”
“我亲爱的伊维，你说话得当心点，劳伦斯认为母亲是由于心脏病发作去世的。”
“劳伦斯是个大傻瓜！”霍华德小姐反驳说。”当然是阿弗雷德·英格里桑害死可怜的埃米莉的——我一直就告诉过你他会这么干的。”
“我亲爱的伊维，别这么大声嚷嚷的。不管我们可能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怀疑，目前还是尽量少说为好。星期五要审讯的。”
“哼，别胡说了！”霍华德小姐的嗤鼻声真是顶刮刮。“你们全都神志不清了。到那时这家伙会逃到外国去的。如果他有一点头脑，他决不会乖乖地待在这儿等着去上绞刑架。”
约翰·卡文迪什无可奈何地朝她打量着。
“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她指责他说，“你听了那些医生的话了。别去听那一套。他们懂得什么？根本不要去相信——要不正好上了他们的当。这我应该知道——我自己的父亲就是个医生。那个小个子威尔金斯差不多就是个我从未见到过的最大的大傻瓜。心脏病发作，他们就只会这么叨咕。任何一个有点头脑的人都能马上看出，是她的丈夫毒死了她。我一直说，他会把她杀死在床上的，那可怜的人。现在他果然这么干了。可你们能够做的只是轻声细气地嘟囔些无聊的事，什么‘心脏病发作’啦，什么‘星期五审讯’啦，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害臊，约翰·卡文迪什。”
“你要我做什么呢？”约翰忍不住微笑着，问道。
“这毫无办法，伊维，我不能抓住他的颈背把他拖到当地警察局去呀！”
“得了，你有事情可以做的。搞清楚他是怎么干的。
他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我敢说他一定浸泡过毒蝇纸。你去问问厨娘，她丢了毒蝇纸没有。”
这时候，我强烈地想到，要让霍华德小姐和阿弗雷德·英格里桑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使他们之间保持和平共处，很可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而我没有羡慕约翰。从他那脸上的表情可以着出，他完全意识到处境的困难，只好暂时设法退避一下，于是他突然匆匆地离开了房间。
多卡斯送来了新沏的茶。待她一离开房间，波洛就从自己原来站着的窗边走了过来，在霍华德小姐的对面坐了下来。
“小姐，”他认真地说，“我想问你一点事情。”
“问吧，”女士回答说，眼睛注视着他，显得有些不快。
“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我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