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身成仁的话出自《论语》，意思是说，有志向和有仁德的人，没有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而损害仁义道德的，但有为了成就仁义道德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的；舍生取义的原话出自《孟子》，意思是说，生命，是我想保存的；正义，也是我想保存的。在二者不可同时保全的情况下，那么，我就舍弃生命保全正义。因为生命虽然宝贵，是我所愿意保存的东西，但是我不能不顾及原则，仅仅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死亡，是我所讨厌的，但是还有比死亡更让我讨厌的东西，这时候，我就不逃避危险，而宁可选择死亡。
比如说，对于一个饿得快死的人，得到一点食物就可以活命，得不到就可能死亡。假如这个时候有人像对待牲畜一样地对他说：“喂！过来，我给你吃的。”那么，他宁可饿死，也不要施舍的食物。
孔子和孟子所提倡的这样的道德原则，曾经鼓励了许许多多有志向的人们，为了自己的事业、民族和国家，保持自己的人格，不向恶势力低头。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精神。
但是，要成仁，要取义，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仁义。所以宋代儒者就特别强调，在一切行动之前，要先认识仁，先认识义。不然，自己就可能为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牺牲自己的生命，成为后人的笑料。儒学在仁义礼原则之后，要加上智，就是要求人们，要具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才能很好地遵守儒学的道德原则。
第二部分关关雎鸠
关关睢鸠，这是孔子对《诗经》第一篇《关雎》一诗创作风格的评价。意思是说，快乐而不过分，忧愁而不悲伤。
孔子对待诗歌的态度，是他一贯的处世原则在情感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孔子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掌握一个适当的度，不要过分，也不要不足。孔子的态度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思想。音乐、诗歌都把中正平和作为抒发感情的标准，激烈的态度往往受到指责和抨击。从诗歌和音乐创作还影响到人的整个处世态度，都把中正平和的态度作为最正确的、合乎礼仪标准的态度。
《关雎》一诗中讲的是一个男子，思念一位美貌而贤惠的女子，他白天黑夜地想念她，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他想，假如能够得到她，将用美妙的音乐让她快乐，将像音乐的和谐那样和她相亲相爱。孔子认为，青年男子思念美貌而贤惠的女子，是正当的追求；担心得不到她而忧愁，也是很正常的感情。但是如果因此而茶饭不进，损害健康，那就是错误的了。假如得到了她，想方设法使她快乐，让她欣赏美妙的音乐，和她相亲相爱，也是男子对待心爱女子的正当态度。假如放纵自己，或者为了使她快乐，而不惜破坏国家制度，不顾国家安危，就是过分的行为了。比如周朝有位君主，娶了一个美貌女子，十分满意，然而这位女子整天愁眉苦脸，没有笑容。为了使她露出笑容，这位君主下令点燃了报警用的烽火。诸侯们以为有敌兵入侵，急忙带兵前来救援。这位女子看到诸侯受骗，十分开心，露出了笑容。像这样的事情，在孔子看来就太过分了。
第二部分不要跟鬼神太亲近
不要跟鬼神太亲近，这是孔子主张的对待鬼神的态度，即对待鬼神一定要虔敬，但是又不可太过亲近，而要有一定的距离，即要能够稍微疏远。
孔子主张，对待鬼神的基本态度应该是虔敬。从这个态度出发，孔子赞扬大禹。他认为大禹自己吃的是粗茶淡饭，但献给鬼神的祭品却非常丰盛；自己穿的是破旧的衣服，但是祭祀的服装却制作得非常华贵。另一方面，孔子主张对鬼神不应该过分亲近，而要适当地疏远。什么才算是疏远呢？至于疏远的标准，孔子认为就是礼仪。依照儒学的原则，祭祀鬼神，应该按照礼仪进行。礼仪规定着该祭祀哪位神灵，也规定着祭祀的规格，比如祭器的大小、多少、华美程度、祭品的多少等等；还规定了祭祀的次数，每隔多长时间祭祀一次等等。祭祀的次数少了，祭品不够，或者祭祀不干净，就是对鬼神的不敬；祭祀次数太多，或者祭祀不该自己祭祀的鬼神，或者祭品的数量超越了规定，则认为是对鬼神的谄媚，也是对鬼神的烦扰。
儒学一般认为，人与神是一个道理。对待鬼神的态度，就是人间下级侍奉上级的态度。尊敬是必要的，但是过分的亲近就不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正常的关系应该按照礼仪的规定去做。而当时不按照规定去祭祀鬼神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鲁国的大夫季孙氏，要去祭祀只有鲁国国君才能祭祀的泰山神，遭到孔子的抨击。季氏的行为，就是对鬼神过分亲近，就像是人越级讨好上级一样。
至于孔子是否认为有鬼神的存在，现在研究者有很多争议。但孔子对待鬼神的基本态度是明确的，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体现在礼仪制度上，就是要求祭祀的次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为了找到这样一个适当的程度，历代的儒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第二部分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这是孔子思想也是儒家学说的最高道德概念，是儒学所主张的爱的方式。这种爱的基本原则，就是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决定爱的程度。
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义是事之“宜”，也就是“应该”。孔子认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情，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在道德上来讲是对的事情。如果做这些事情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而是出于其他原因，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学者蔑视的词来说，就是为了“利”。在儒家思想中，义和利是直接对立的。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里已经有了后来儒家所说的“义利之辩”，他们认为义利之辩在道德学说中是极其重要的。
义是形式上的观念，具体指人在社会中应该做的事情。“仁”就是义的具体化，仁的本质就是爱人。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爱其父。有个学生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又问什么是“智”，孔子回答说是“知人”。樊迟不懂，孔子又补充说：提拔正直的人居于上位，能把邪恶的人变得正直。樊迟还是不懂，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夏解释说：舜把皋陶提拔起来了，不仁的人就躲开了；商汤把伊尹提拔起来，不仁的人就躲开了。提拔正直的人，按照礼仪制度行事，这才是儒学要求的爱。根据这个意思，孟子说：为天下提拔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叫做仁。
后来，朱熹说，仁是“爱之理”。就是说，仁是儒学具有自己特殊内涵的爱，是爱的法则。所以不能把仁仅仅归结于爱，仁只是儒学的爱，是和其他思想家主张的爱，和世界上其他文化体系所主张的爱，和今天社会所主张的爱不同的特殊的爱。
第二部分忠孝可以两全吗？
汉朝初年，朝廷上曾经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即商汤和周武王推翻他们君主的军事行动是否是正确的。有的学者否定这样的行为，他们说：帽子即使破了，也应该戴在头上；鞋子即使新的，也只能穿在脚下。也就是说，君主是帽子，臣子是鞋子，再坏的君主也不能推翻。这个争论就是对君主的忠诚问题，孔子把忠诚和孝道联系在一起，表明了自己鲜明的观点。
孔子曾经说过，臣子侍奉君主要忠诚，君主要按照礼制对待臣子，不可对臣子随意侮辱和杀戮。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思想说：君主把臣子当做手足，臣子就把君主当做心脏；君主把臣子当做狗马，臣子就把君主当做不相干的路人；君主把臣子像尘土一样践踏，臣子就把君主当做强盗和仇敌。孟子甚至认为，如果君主作恶，臣子就可以把他推翻。所以，孟子赞扬商朝第一个君主商汤，赞扬亲自推翻了商朝的周武王，说，他们推翻了作恶的君主，是顺从天意，合乎民心。孔子和孟子的主张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对于诸侯国君主相对独立的现实状况。
忠诚的品质，依儒学理论来说，是人天生就具备的、天赋的本性；但是实际上，儒者们非常清楚，这样的品质需要培养。而培养这样品质的最好途径就是从孝顺父母开始。
依照孔子的主张，孝道不是说要好好照顾自己父母的生活。孔子说，养个狗，喂个马，也都要好好照顾它们的生活，所以只是好好照顾父母的生活不能算是孝顺。孔子认为，孝顺最难得的是和颜悦色，让父母愉快。父母在世时，要按照礼制的规定侍奉父母；父母去世时，要按照礼制埋葬父母；父母去世以后，要按照礼制祭祀父母。但是，父母在世时，一家一户过日子，如何按照礼制侍奉父母，别人也不知道。死后祭祀，也难以充分表现出孝的程度。只有在父母去世时，才是充分表达孝心的机会。孝心的表达，又主要借助于哭泣的程度，用为父母守丧期限的长短表现出来。
为了保护孝道，儒家学者还大力抨击佛教。认为佛教僧侣不生产，不纳税，又不服劳役，是不忠；不娶妻，不生子，是不孝。因为从孟子开始就指出，不孝的罪名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儿子。因为没有儿子，就不能按照礼制祭祀父母，从而使父母的灵魂挨饿。
因此，在孔子这里，忠和孝在理论上是可以统一的。
第二部分拈花微笑
《庄子·田子方》中讲了一个孔子与温伯雪子相见的故事：温伯雪子是当时有名的得道之士，很多人都慕名前来，想从他那里得到关于道的解说，但温伯雪子对于求见的人非常冷淡。当孔子与温伯雪子见面时，俩人只是互相打量了几眼，谁都没有说话就告别了。这令当时在场的人们非常失望，在他们看来，孔子与温伯雪子都是有道之士，他们俩人相见，一定会谈论关于道的高深见解。孔子的弟子子路忍不住向孔子询问：“先生早就想见温伯雪子了，可是，您和他相见的时候，为什么一言不发呢？”孔子回答说：“像温伯雪子这样的人，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他是有道之士，哪里还用得着说话呢！”
禅宗在自述其传道渊源时，则编造出了一个拈花微笑、教外别传的故事：在一次灵山大会上，大梵天王向佛祖释迦牟尼敬献一枝金色的波罗花，请佛祖说法，开导众生。佛祖登上讲坛，却一言不发，只是拈起花来给大家看。满座弟子都不能领会佛祖的意思，大家面面相觑，只有大弟子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了一下。佛祖看到了迦叶的微笑，知道他已经体悟到了自己的心意，就向大家宣布说：“我有关于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等的最微妙的法门、最深刻的道理，不能靠语言文字来表达，是和其他教派所传的不一样的特别的法门，现在我把它传给了摩诃迦叶。”（《五灯会元》卷第一）
第二部分身体并非私有
人总是要死的，生离死别是人生最为悲伤之事。当孔子最中意的学生颜渊去世时，孔子哭得非常悲痛，以为这简直是老天爷要自己的命啊！所以，珍视生命而善待死亡就成为哲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死者留给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