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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对这种“守信经文”的教学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指出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一些“所当知，然而不知”的庸碌无能之辈。甚至有的人连儒家经典中的起码常识也不知晓，但却自恃才高，装腔作势。王充把那些儒生喻为“腹为饭坑，肠为酒囊”的“死人之徒”。
只有改变上述教育状况，调整课程内容体系，才能培养出才高智大的“文人”、“鸿儒”。为此，王充提出教学内容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而应包括道、法、墨等百家之言。也不应仅仅局限在治术之学，而应包括天文、历算、医学等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不应仅仅局限在“先王之教”，即对古代知识的传授上，而应包括对当代知识的探究和掌握上。
总之，王充提倡扩充教育内容，力主学者治学应该“博览古今，众流百家”之言，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培养出“德优”、“才大”，能够“治百族之乱”的人才。
第三部分：知识就是力量
王充对学习问题的论述，有许多卓越的见解。
首先，王充提出“知物由学，学之乃知”。王充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在中国教育史上，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即“知识就是力量”的光辉命题。
由于王充已经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学问渊博者其力无穷，因此，他非常重视为学求知，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意义的学习方法论。
其次，王充主张“考之以心，效之以事”。也就是在上述前提下，进一步阐述了人们获取知识的过程。他指出知识来源于见闻，来源于经验。但是，感性的经验只是学习的基础，只是进一步学习的起点，而不是学习的终结，因此，他在重视从见闻中获得知识的同时，更重视思考加工，更重视理性思维，主张通过比较、判断和推理，去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另外，王充提倡治学过程中要进行独立思考，要存疑，要经过比较、分析、综合达到去伪存真。关于检验知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王充提出了“效之以事”的主张，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第三，王充主张奋发进取，勤学不舍。知识的获得靠学习，学习必须有奋发进取、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能获得成功。王充曾以河水结冰，积土成山为例，说明学习必须勤奋，必须靠日积月累之功。在学习过程中，王充强调意志努力，反对一暴十寒。为了进一步强调意志努力对学习的重要意义，王充又以树木为例来阐发道理。他说，枫树、桐树生长快，但木质不坚固；檀树生长虽慢，但其“材强劲”。学习也是一样，“其进锐者退速”。要想有所造就，必须长期下踏实的、艰苦的功夫。
第四，王充主张立异创新，不因旧说。这是王充针对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提出的见解。他反对固守先圣先贤学说，反对把它们奉为金科玉律，提倡创新精神和勇敢无畏的批判态度，求真求实，立异创新。例如，针对抱残守缺，是古非今的不良学风，王充指出，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无论是圣人、贤人还是普通人，就其品德才学而言，只不过是“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因此，不应该“好褒古而毁今”，更不能说“古人贤于今人”。王充还以大量历史事实为例，把汉王朝与西周王朝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汉朝优于西周，今胜昔，今人贤于古人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
第五，王充提出要博达疏通，学为世用。他曾经以大海为例说明人的学习要像大海汇合百川一样，兼收并蓄。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才高、智大，博达疏通，才能担负起治国治学所重任的有用人才。王充在强调“博达疏通”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学为世用”的治学目的论。他指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济世利民，著书立说是为了服务社会。如果著书立说，兴学设教不能惩恶劝善，有益于国家、社会，即使“文如锦绣，深如河汉”也毫无价值。
第三部分：道教是如何产生的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来源于古代的民间巫术和神仙方术，又将《老子》、《庄子》加以附会引申，形成以长生成仙为根本宗旨的道教教义，随着相应的宗教组织和活动的出现，道教便正式诞生了。
道教的产生大体上与佛教的传入同时，它一开始就吸收儒、阴阳、谶讳和佛教各家的成分，具有庞杂性。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约成书于安、顺之际，它把汉代道家关于气的学说神秘化，将养生论引申为长生说，主张通过养性积德的方法，包括行孝、守一、含气、服药等，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它崇拜的至上神是“委气神人”，其下有神人、真人、仙人、道人，组成神仙世界。它受儒家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启发，提出“承负”说，谓先人之功过，积之既久，则延及子孙，而有福祸之异。它主张阴阳调和，五行当位，向往君臣民同心协力的封建太平理想。东汉有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综合以往炼丹方术，并与《周易》、黄老思想互相掺合，形成内外丹结合的学说，以人身为炉体，按照阴阳的变化，六十四卦的运行，修养精气，结而成丹，是谓内丹。以药石炼制成丹，是谓外丹。丹成可以养性延命，乃至不死成仙。该书被称为丹经王，对道教教义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灵帝之世，政治腐败，危机四起，出现了民间道教的三股有组织的势力，与朝廷对抗。三辅有骆曜，教民缅匿法。东方有张角，为太平道，道师持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以符水治病。汉中有张脩，其道略与张角同，又设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为病人作三官手书，使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号为五斗米师。后来太平道发展到数十万人，连结八州，以三十六方为组织系统，声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后虽遭镇压，但汉王朝的统治根基已被动摇。张脩为五斗米道首领时也举行过起义。后来张鲁袭杀张脩，夺其众，据汉中，自号师君，成为后期五斗米道的首领，此后五斗米道变成张鲁割据巴汉的工具。张鲁降曹操后，被拜为镇南将军，五斗米道得到宽容被保存下来。张鲁的五斗米道实行政教合一，以祭酒为官，有严密的组织，并重视教义的建设。据考证，《老子想尔注》当系五斗米道的《老子》讲疏，宣扬长生成仙说和忠孝仁义等封建道德，首次提出“太上老君”的神名和“道教”的教名。它在《太平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道戒具体化，但反对内胎练形术与胎息之法。五斗米道由于教义与地主阶级利益相一致而被允许继续合法流传，至南北朝时以天师道的名义发展起来，成为全国性的宗教。
第三部分：道教的“造神”历史
造构神仙与编制谱系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和由纷杂无序到较有系统的演变过程：
汉魏两晋是道教神仙谱系的初创时期。其早期经典《太平经》既确定神仙、真人为崇拜对象，将它们分为六等：“一为神人，二为真人，三为仙人，四为道人，五为圣人，六为贤人。”此时的神仙谱系比较粗疏。这时期活动的主要道派五斗米道，除称老子为太上老君，又造构了天、地、水三官，此外，则不见造构他神。
南北朝是道教大量造构神仙和进行初步整理的时期。寇谦之在改造北天师道时，一方面借太上老君之名，自立“天师之位”，表示仍尊太上老君为该教教主，另一方面，又另造新神，为其神权张目。
造神最多者，是东晋中后期新出现的上清派和灵宝派，它们在南北朝时所撰著的经书中，另辟蹊径，造构新的至上神，主要有元始天王、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上灵宝天尊等。次于尊神的新神，更是不胜枚举。据记载，南北朝时所创神仙中；列鬼官七十八，地仙一百三十九，地真二十二，九宫真仙四十一，太清自然神九十九，太清真仙八十五，太极真仙九十三，共五百五十七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样样俱全。
以上表明，南北朝所造神仙既多且杂，又漫无统序，使信众无所适从，于道教传播不利。南朝梁道士陶弘景有鉴于此，遂作《真灵位业图》。他根据世俗“朝班之品序”和“高卑”原则，将五百多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用七个阶次组织排列起来。第一中位（即第一神阶，下同）以玉清元始天尊为主神，第二中位以玉晨玄皇大道君为主神，第三中位以太极金阙帝君为主神，第四中位以太清太上老君为主神……最后第七中位以酆都北阴大帝为主神。每一中位之下，分列左位、右位、女真位、散位、地仙散位，分别容纳若干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编制出道教史上第一个神谱。此神谱并未完全系统化，但它将十分庞杂的神仙群纳入七个系列，比原来的漫无统序前进了一大步。
南北朝神谱整理中还有一个各派所奉最高神不一致，需要加以协调的问题。五斗米道（天师道）、楼观道一直奉太上老君为最高神，而上清派、灵宝派则奉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或称灵宝天尊）为最高神。这种情况也是不利于道教传播的。一些道士乃仿照佛教的“三身”说，将各派所奉的最高神糅合在一起，组成能共同接受的最高神，此即后来的三位一体的最高神“三清”。
两宋是道教神仙谱系最后编定时期。北宋真宗、徽宗是著名的崇道皇帝，他们搞了很多降神和天赐的事。南宋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编制了黄箓大斋醮神名单，列出了三百六十分位神仙名单，按其性质、品第，可分为以下十一个等次：（1）三清、四御；（2）南极长生大帝、东极救苦天尊、木公道君、金母元君及三十二天帝；（3）十太一、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星君；（4）五帝、三官、四圣；（5）历代传经著名法师；（6）魔王、神王、仙官；（7）五岳及酆都地府诸神；（8）扶桑大帝及水府诸神；（9）天枢院、驱邪院雷府等部主宰及诸神；（10）各种功曹、使者、金童、玉女、香官、吏役等；（11）城隍、土地及所属神众。经过如此整理后，十分庞杂的神仙“队伍”算是较有系统了。
第三部分：三清、四御、五老君
“三清”既指天神所居之三处圣境，即玉清圣境（在清微天）、上清真境（在禹余天）、太清仙境（在大赤天），合称三清境；又指分别居住在上述三清境的三位至高神，即元始天尊（也称玉清大帝）、灵宝天尊（也称太上大道君、上清大帝等）、道德天尊（也称太上老君、混元老君、降生大帝、太清大帝等）。
“三清”之称始于六朝，开始仅指“三清境”。“三清”之作为道教尊神，是伴随着道教三洞经书说逐步形成的。
四御是仅次于三清尊神的主宰天地万物的四位天帝。即玉皇大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