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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来说，他们关注的中心，是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他们强调理就是一个理，也是要强调所有的人应该遵守同一的行为规范。并且由此上溯，企图从事物构成的质料上寻找社会规范的根据。这样的寻找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再用这样寻找的结果去解释事物存在和运动法则的多样性，自然也无法成功。
第四部分我的“道”足够了
张载年轻时很喜欢兵法，有经略四方之志，曾想结客取洮西之地。他21岁那年，眼看西北边陲遭受西夏侵扰，便上书谒见范仲淹，讨论边防问题，并要求投笔从戎。范仲淹当时是陕西招讨副使，见张载才志高远，便告诫他说：“读书人自然有诗书之乐，为什么要学兵法呢？”接着又勉励他好好学习《中庸》，以便日后经世致用。
他参加抗战的愿望虽然未能实现，但是仍然壮志不已，还撰写了一篇《边议》，表达自己的心志。他根据范仲淹的指点，刻苦地攻读《中庸》这本书，从中得益匪浅。可是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足，又进一步去探索佛学和老子的哲学。经过多年的研究，他觉得佛、老学说不能有助于世，因而又一反虚妄空谈之风，努力钻研《六经》，务求实实。他对《周易》研究得特别精深，在京师时，曾坐在铺设虎皮的椅子上讲解《周易》。前来听他讲学的人很多，围得水泄不通。后来，他的表侄程颢和程颐同他一同探究《周易》，砥砺学问，使他颇受启迪。第二天，张载的弟子像往常一样很早就来听课。他对弟子们说：“比见二程，方知他们深明《周易》的道理，我不如他们，你们可以拜他们为师。”于是，他撤了讲坛，停止讲授，专门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旨。从此，他涣然自信地说：“我的‘道’足够了，何须从别处寻求？”他摒弃了其他学说，专心致志地研究起道学来，写下了《正蒙》这部代表作。
他曾把《正蒙·乾称》的首末两段抽出来，抄贴在东西学窗上，首段题为《订顽》，末段题为《砭愚》。《订顽》得到二程的赏识，改名为《西铭》，《砭愚》改名为《东铭》。这“两铭”是张载哲学观点的扼要概括。《西铭》一开头就说，天地是人的父母。天地之体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天地之性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这包含着地主阶级人性论和封建道德观念的糟粕，得到历代唯心主义正统派的赞许。程颢曾评价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认为《西铭》的理论价值和孟子的著作同样重要。
第四部分哥哥“英雄”弟“好汉”
关于二程，我们先讲一个故事。
二程的母亲侯氏，身染重病，急需求医治疗。程颢因忙于给学生讲书，照顾不周。侯氏心中有气，她把心中的话告诉程颐。程颐体谅哥哥，劝告母亲说：“哥哥忙于备课讲书，不能常来侍奉母亲，我背你到岭南求医治病不是一样吗？”侯氏知道程颢专心给学生讲课，心中之气顿消。程颐背上母亲往岭南求医。因侯氏连日发烧，干渴难忍，她对程颐说：“孩子！我口里像出火，心中似油煎，给我找口凉水喝吧！”程颐让母亲坐在树下休息，他在岭坡上到处找水。这时雨后方晴，草叶上还有露珠，但无法收集起来。程颐找遍岭坡，不见山泉水井，他心急如焚，正要回走，忽然发现草丛中一堆白骨，其中有一个小孩天门盖骨，内积存有半杯雨水，倒也清澈。程颐小心翼翼地端回小孩天门盖骨中的积水，请母亲饮下。片刻间，侯氏心情清爽，病轻九分。她笑嘻嘻地对程颐说：“孩子！我喝了这点水，身上轻快多了，口不干了心也不烦燥了。”程颐的母亲决定不再求医，不让背扶，自己从原路行走回家。程颐自以为侍侯母亲有功，向哥哥程颢诉说了背母亲求医喝水的经过之后，程颢说：“你知道母亲的病怎么好了？”程颐说：“不知道。”程颢说：“小孩的天门盖骨就是中药里的‘天灵盖’，治疗劳瘵、温虐、投之立瘥，这是妙药偶得。”程颐忙问：“哥哥！你怎么知道小孩的天门盖骨能治病呢？”程颢说：“药书中讲的清清楚楚嘛！”程颐把此事告诉了母亲，侯氏说：“以后要向你哥学习啊！”
二程指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北宋理学家。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世称“二程”。洛阳（今河南洛阳）人。著作有《二程集》。
他们从“理”作为宇宙本体而气化万物出发，在心物观方面，提出“心是理，理是心”，客观事物是“心”毕照的结果。在形神观方面，同样也是“有是心”，而后才“具是形”。提出只要认识天地间充满了“仁”，即可消除人物界限，达到天人合一，在人性论上，认为人性是理气结合而成的。从理方面来的“天命之性”，凡圣一样都具有善质；从气方面来的“气质之性”因气有清浊厚薄，故有贤愚、善与不善之分，但只要“肯学”，“不自暴自弃”，下愚也是可移的。
在认识心理思想方面，承袭张载的“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划分，认为“闻见之知”是物交物而知，其中又有亲身经历的“真知”和间接获得的“常知”的差异。而“德性之知，不假闻见”，只要“知性便知天”。考察了“得意可以忘言，然无言又不见其意”的言语同思维的关系。主张知先行后；在情欲心理思想方面，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之所以为不善。提出要通过主一于“敬”和“唯思”等方式来“窒欲”。认为情是形体感外物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波动状态，能自觉地按伦常的约束使它合符中正，便是“性其情”；如“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邪僻”，则是“情其性”。在学习心理思想方面，提出幼学、深思、积习、自得等。
第四部分存天理，灭人欲
这个是宋代著名儒者程颢、程颐提出的道德修养目标。
保存心中的天理，消灭人的欲望。天理和人欲的对立，首先见于儒经《礼记》，但是把天理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并且把这样的对立作为道德修养中的基本对立，则是由宋代二程，即程颢、程颐首先提出来的。
二程认为，气聚合为人，天理就形成了人的本性。由于气质之性阻碍了天理的正常发挥，以致出现了恶，这就是人欲。与人欲相对，天理是纯粹的善。他们认为，人的行为，不是遵照天理，就是随顺了人欲，没有第三种情况。天理与人欲是绝对对立的，放纵人欲，就必然掩盖天理；要保存天理，就必须去掉人欲。他们要求，一个儒者，应该彻底地去掉人欲，使心中全是天理，达到圣人的水平。这就是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从道德修养上说，天理即是至善，是人必须努力追求并用以自律的普遍道德原则，人欲则是个体为保持生命存在和延续而产生的物质生活欲求。二者之间关系，自先秦《乐记》以来，往往处于矛盾的状态。二程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标志，就在于人保有天理。这种作为人的根本标志的天理，也就是纲常人伦，人的先天善性，人的本然之心，就是天理的表现。本性、本心为善的人之所以会走向恶，就在于其先天之善被后天的物欲所污染，人的本心错聩不明，天理也就被蒙蔽而不得彰显，只有通过去除物欲，泯灭己私的工夫，才能复明人的先天善性。
但是，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应该有个界限和标准。南宋朱熹继承了二程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同时对天理人欲的内涵作出了规定。朱熹认为，天理和人欲是相互伴随但性质不同的存在。人们喜欢游玩，喜欢音乐，喜欢财富，喜欢美女等等，虽然也是欲望，但那是天理固有的内容，也是人情所无法避免的。遵循规则，使天下人都能享有这些，那就是天理；把这些据为己有，以满足一己之私欲。吃饭的目的是保持生命和健康，为了这个目的，也可以是人欲。如果要求美味、佳肴，超出了保持生命和健康的目的，那就是人欲。而天理、人欲的界限，归根到底，乃是当时的制度是否允许。比如说，皇帝可以有许多个妻子，一般宫吏和富人也可以有数个妻子，这都不算是人欲。如果女子不安守本分，企图嫁给心爱者，这就是人欲。臣子娶数个妻子，享受锦衣美食，也不算人欲；但是如果想做皇帝，这就是人欲。朱熹说，这中间的区别是非常微妙而难以掌握的，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他要求学者应该认真体会。
存天理、灭人欲首先是统治阶层的道德原则。统治阶层之中，又首先是要求皇帝能够存天理而灭人欲。这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制定的道德规范，以便约束自己的内部的个别成员，使他们把行为限制在当时的道德规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第四部分做人要自觉
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保持自己的道德操守，叫慎独。
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是上天赋予的，上天赋予人本性，就像给人下了命令；根据本性的要求去做，就是道，即正确的处事方式。约束自己，按照正确的方式行事，就是对天下人的教导。道，是时刻都不能脱离的，假如能够脱离，那就不是道。所以君子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谨慎地约束自己，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惟恐出现错误。假如在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放纵自己，一旦被人发现，将更加难堪；所以君子在一人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谨慎小心。也有解释说，上帝是无处不在的，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的所作所为，反而比有人监督的情况下更加显著，所以君子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应该更加检点自己的行为，按照仁义礼智的原则约束自己。
二程和朱熹多次强调，自己头顶之上的就是天，上帝时刻就在自己身旁。而自己也应该时时处处约束自己的行为，因为自己时时刻刻都面对着上帝。
慎独的要求经过历代儒者的阐发，成为中国古代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优良传统。人们也未必是因为面对着上帝，害怕自己的行为被人发觉，而是化为一种自觉的道德品质，认为这样做才是真正的高尚。
第四部分心中无歌妓
二程同时求学于一个老师，但他们两个的性格却很不相同。程颢随和，程颐执拗。有一次，两兄弟到一个庙宇，程颢见到佛像，便揖了揖手才进去；程颐却视而不见，夺路而入。门人见此有点奇怪，便问他们这是什么缘故。程颢说：“论年龄，这佛也比我多几岁，作一揖，又何妨呢？”
另一日，他们应邀到一个朋友家参加宴会。酒席上，有几个歌妓忙着给客人劝酒。程颐看不惯，立即拂袖而去，程颢却若无其事，大享酒肉，尽欢而散。第二天，程颐经过程颢的书房，还余怒未息，大有责备老兄之意。程颢看到弟弟这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呵呵笑着说：“你还牵挂着那件事么？昨天酒宴上有歌妓，而我心中却没有歌妓；今天我书房里没有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