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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庄子看来，爵位俸禄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应该刻意去追求，也不应该刻意去回避；因为这种事情既不是人能够求得的，也不是能够回避的。人应该做的，也是最多能够做到的，就是顺应大道，顺应自然。因此，来去都是一样的，都没有什么可以动心和烦心的。来之也不表明尊贵，去之也不表明卑贱；来之不必推却，去之也不必忧伤。如果每个人都能具有这样的心态，这个世界就会太平很多。
第一部分杞人应该忧天吗？
《庄子·天下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天地为什么会不坠不陷。书中没有具体的回答。但在《列子·天瑞篇》中记载的一则故事，正好涉及到这个问题。这个故事就是有名的“杞人忧天”。故事说：
在古代中原地区有一个小国，名为“杞”。杞国有一个人生活很富裕，不愁吃，不愁穿，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天塌下来地陷下去之后失去了居住的地方。为此他大伤脑筋，整天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又有一个人，为他的忧愁而忧愁，所以前去劝慰他。
劝慰者说：“你不要再发愁了，天是不会塌下来的。你不想想，天是一团气，怎么会塌下来呢？我们生活在气中，吸进去的是气，呼出来的也是气，到处都是气，没有没气的地方，这就是天。我们每日都生活在天中，天怎么会塌下来呢？”
忧天者说：“纵使天是气，不会塌下来，那日月不是也会掉下来吗？”
劝慰者说：“日月也是气，所不同的是它们是发光的气。即使掉下来，对人也是无伤害的。”
忧天者说：“地陷下去怎么办呢？”
劝慰者说：“地怎么会陷下去呢？地是用土块积累起来的，把地下的空虚塞得满满的，没有没有土块的地方了。既然地下已经没有虚空之处了，地会往何处塌陷呢？自古以来人们每天在这些土块上行走，都没有陷下去，你为什么要为此担心呢？”
忧天者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高兴了起来。劝慰者看到解除了忧天者的忧虑，也高兴了起来。
对待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见解。楚国哲人长庐子对此事发表过议论。
长庐子听到杞人忧天之事后觉得很可笑，说：“天是由大气聚集而成的，这没有错。彩虹呀，云雾呀，风雨呀，行星呀，这些都属天，都是由气聚集成的。地是由土块累积而成的，这也没有错。山岳呀，河海呀，金石呀，水火呀，这些都属地，都是由土累积而成的。不过，凡是形成的东西都是会毁坏的，既然知道天是由气集成的，知道地是由土块累积成的，怎么又说它们不会塌陷呢？天地是太空中很小很小的两样东西，不过在有形的东西之中它们算是最巨大的了。因为它们巨大，所以存在长久，不会在短时期内就毁坏；要探测它们何时毁坏也不容易。有鉴于此，杞人现在就担心天地崩坏，不免太早了些。然而由此就说天地不会崩坏，这种见解可就荒谬了。天地虽然长久，但总有崩坏的那一天。对于可能遭遇的天地崩坏的人们来说，怎么能不为此而忧愁呢？”
杞人忧天，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贬义的成语。但杞人的忧虑、劝慰者的解说、长庐子的见解无疑都是在思考天的构成。
第一部分井底之蛙与东海之鳌
庄子特别重视个人心灵的修炼，他主张人们在认识宇宙、人生时，要保持一种虚旷、开放的心灵，千万不要使自己陷在固有的思维模式、心理结构里，不要固步自封。庄子曾经借用孔子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从小好学，到现在已经69岁了，但感觉还没有认识到最高的真理，我敢不虚心吗！”
《庄子·秋水》中讲了一个河伯见北海若的故事来阐明虚心的道理：秋天来临时候，水流汇集到一处，河流变得更加宽阔，河中的神灵河伯开始自大起来，觉得自己非常伟大，天下无人能比。可是，当他顺流而下到达北海的时候，面对无边无际、烟波浩淼的大海，河伯惘然若失。在这个时候，北海中的神灵北海若教导河伯说：“我和你比较起来，的确是大得无可比拟，但如果和无限的宇宙比较起来，我就像大山中的一块小石子、一棵小树苗。”庄子借这个典故告诫人们：我们的心灵往往受到自己的生活环境、已有见识和固有成见等的限定，局限性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具有一定的理性，我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有限，需要在无限的宇宙面前保持虚心，不要骄傲自大。
《庄子·秋水》中又讲了一个井底之蛙见东海之鳖的故事来阐明不虚心的弊病：井底之蛙对远道而来的东海之鳖说：“我非常快乐！我出来时在井栏杆上跳跃，回去的时候就在破砖块旁边休息。在水里面，游动的水托着我的两腋和两腮，跳到泥里，泥巴就盖住我的脚背。你可以看看井里的虫子、螃蟹和蝌蚪啊，他们都没有我快乐。我独占一坑水，盘踞着一口井，这是最大的快乐啊。”东海之鳖听了以后，就对井底之蛙描述了大海的情形：“一千里不足以形容海的辽阔，八千尺不足以形容海的深远。大禹在世的年代，十年有九年水灾，但海水并不因此增加；商汤在世的时候，八年有七年旱灾，但海水并不因此减少。海水不会因为时间的长短而改变，也不会因为雨水的多少而有所增加和减少，这就是无限广阔的大海的快乐。”井底之蛙听了东海之鳖对大海的描述，感到非常茫然。庄子这个时候就评价说：“心胸狭小、琐碎的人去看事物，就像是从竹管子里面看天，天只有巴掌那么大，又像是用锥子去量地，地只有鞋底那么大。这样的人实在太渺小了！”
因此，在庄子看来，虚心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是人立身处事的基本规范。任何时候都不能骄傲自大，偏执一方。我们要努力开阔自己的眼界，放眼无穷的宇宙和无尽的大道，真正使自己达到自由的境界。
第一部分鱼是否快乐？
庄子记叙了一个濠梁观鱼的故事，认为人即使有一定的理性，但仍不能判定游动的鱼是否快乐，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不是鱼。
庄子和惠施在河堰上游玩，看到水中的游鱼上上下下，自由自在。庄子指着水中的游鱼对惠施说：“水里的鱼优哉游哉地游着，这些鱼一定很快乐呀！”
惠施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
庄子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就不知道鱼是快乐的呢？”
惠施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的快乐；但你不是鱼，也不会知道鱼的快乐。怎么样？你无话可说了吧！”
庄子说：“让我们从头说起吧！当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时，你已经默认了我是知道鱼的快乐的。（只是想要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就是在这濠梁之上感悟到的。”
在庄子和惠施的这段对话中，从对话的逻辑上来看，惠施否认庄子能够观察到鱼的快乐；庄子也否认了惠施的观点，原因是庄子认为惠施不是自己，所以也不能体验到自己的情感。而惠施又认为，庄子不是鱼，因而也认为庄子不能够观鱼之乐。表面上看起来，惠施是逻辑推理的胜利者，但他并没有涉及庄子对我们人类为什么能够认识事物的情感、意志这个问题的回答。当庄子用“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就不知道鱼是快乐的呢？”来回答惠施“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这就掉进惠施预设的人与鱼、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认识的圈子里了。其实庄子的真实观点是人与鱼、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认识彼此的情感、意志的。所以，庄子最后总结性地指出：“我怎么会知道鱼是快乐的呢？我是在濠梁之上感悟到的。”
其实这是哲学上一个很大的认识论问题，即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人类作为认识主体是否能够认识外在事物的情感、意志，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到人的认识极限的问题。庄子在这里无疑是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者。他从最高本体“道”出发，一定程度上否认了人类的认识能力。
第一部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与一个老木匠有一个故事，谈的是言和意的关系。这个故事记载在《庄子·天道》中。具体内容是：
有一次，齐桓公在堂上看古代经典，一个名叫轮扁的老木匠在公堂下做活，他看见齐桓公专心致志地读书，就放下手中的木匠工具，好奇地走上前来问齐桓公说：“请问，大王您读的是什么书啊？”
齐桓公回答说：“我读的是圣人写的书。”
轮扁问：“写这些书的圣人现在还活在世上吗？”
齐桓公回答说：“他们早就死了。”
轮扁笑道：“既然写这些书的圣人早就死了，那么您现在所读的只是些古人的糟粕罢了，哪里值得这样专心致志地下功夫呢？”
齐桓公生气地说：“我在这里读古代圣人所写的书，哪里有你这样一个做车轮子的木匠说话的份？今天你要是能够说出些道理来，那还罢了，要是你说不出道理来，我就要治你的死罪。”
轮遍赶忙解释说：“大王请息怒，我并没有不尊重您的意思，也不是故意要诋毁古代的圣人。我之所以这样讲，是用我自己做车轮子的经验来类比的。做车轮子是一件细致、微妙的活计，砍木头的时候慢了，做出来的车轮就会松软而不坚固，快了，又会滞涩而难以嵌入。要做到恰到好处，即不慢不快，得心应手，这其中自有奥妙。但这种奥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没办法把这样的绝技传授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没有办法从我这里学到这样的绝技，所以，我现在都70岁了，由于找不到接班人，只好还在这里为大王做车轮子。由此类推，古代的圣人死了，他们高妙的思想因为不可言传而随圣人一道消失了，因此，您现在所读的经书，只不过是圣人的糟粕罢了！”
这个故事体现了庄子主张的言和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僵死的，人类的思想意识却是极为丰富、微妙的，因而，语言和思想是两码事，很多事情只可意会不可以言传。从现在观点来看，应该说，庄子的言意关系论局限性很大，他把语言与思想意识加以分割，完全忽视了语言作为达意工具的价值；但从另一方面看，庄子发现了语言作为中介工具的有限性，揭示了人类意识极其丰富、微妙的特征，这又是其高明之处。
第一部分人生本来就这样迷茫吗？
有一天，庄子靠椅而坐，仰天而叹，沮丧得如失魂落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