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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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2-批评的操练-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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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这是为《当代作家评论》之《文学口述史》专栏所写的“主持人的话”。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一)

    1。1980年《文艺报》座谈会:“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问题”    
    口述者:李陀,作家、学者,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口述时间:2003年9月。    
    由于想拍电影,我研究电影技巧,进而研究电影语言,从而提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①。我写小说受《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这批书的影响,所以我那个第一个得奖的小说②是和别人很不一样的,小说写得不好,但叙述语言和别人不一样。我是试图学《在路上》,很口语的语言。所以小说写作时,我对小说形式并没有很自觉的要求,但在研究电影的过程中,自觉就产生了。1980年《文艺报》的座谈会,我就放了一炮。我当时是一个小伙子,那会我没有资格参加,王蒙参加了,张洁也在,是《文艺报》的一个何什么的,他让我去的,他好像说是冯牧让我去的,我就去了。但我不是第一次参加会,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参加《文艺报》的会,我就放了一炮,就是创新的焦点是形式③。会场上没有什么,出了文章了,我也没看过,他们就整理了发了,发了以后就出事了。1981年在北京政协礼堂,开新春晚会,我到那去玩,当时作协有这个活动,贺敬之就把我叫过去了,说你过来,我说什么事,他说你那个文章,什么文艺创新的焦点是形式,你这是小众化。他批评我是“小众化”,说得很严重,我就不服,你说我这人能服吗?后来就在会上不断听到“小众化”,我一听到“小众化”就笑。所以我对形式的关注是直接的。    
    2。北戴河“现代派”讲座    
    口述者: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由对形式的注意,开始注意现代派。我在《1985》的那篇文章里,谈到1982年④在北戴河,作协组织休养的时候,我、苏叔阳、刘心武、叶文福、白桦、高行健,我记得的这些作家,还有另外一批的,在北戴河住了一星期。天天晚上有一个节目,就是高行健在那讲现代派,天天讲,大伙儿缠着他讲。特别好玩的事是,叶文福他写了一首现代派的诗,模仿现代派的诗,大伙儿当时都背这首诗。从高行健那儿,印象最深刻的是,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马雅可夫斯基是现代派,第一次听说,原来不知道,未来主义。而且听说阿拉贡是现代派,革命的。高行健写作也很怪,那时他正在人艺当编剧,他写作就是对着录音机说。我当时是看不上高写作,到现在也一样。他写作特点很有意思,他无论写戏剧写小说,先对着录音机说,说了以后,对着录音机整理。这给我很深印象,而且好玩。他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与北戴河讲现代派有关。    
    3。关于“现代派”通信    
    口述者: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我记得好像是最早是我和刘心武商量,说这个咱们得支持一下高行健,找冯骥才,我们仨是不是搞一个通信,支持一下。冯骥才先写的,然后好像是我写,最后是刘心武写的,就是这个顺序。我写这封信,思想上有一个小变化,到现在我坚持的是,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中国要创作一种现代小说,但是不能搞西方现代派,这么做的一个主要想法不是一个理论上的认识,而是不能模仿,不能跟着别人走。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冯骥才是全面肯定,更出乎意料的是,刘心武出来说一些反面的话⑤。我心想,平常不是这么说的啊,底下聊天都不是这样,后来想也许是这样留点差别,三个人的信发了不久,就听到很多批评。我们就不服。刘心武和胡乔木的儿子比较熟,我就跟刘说肯定咱们没错,说跟胡乔木说说去啊。有一天晚上,我和刘把我们的观点一说,高行健的书怎么重要,我还是那个观点,焦点是形式啊,因此我们可以从现代派的很多技巧里吸取东西,但我们不是搞现代派小说。心武做了些批评,但还是说现代派是可以借鉴的。胡乔木就是静静地听,不太插话,几句话印象比较深:“现代派的东西并不是新东西,我们年轻的时候也都迷过,也都读过。我读过《尤利西斯》。”从他嘴里说《尤利西斯》,有意思。我当时只知道尤利西斯这个名字,并没看到过小说。胡并没有直接批评我们俩,所以我们俩回来还特别兴奋,说胡乔木有点支持我们。过了几天,越来越不对,说我们的“现代派”是个大错误,说要开会,传出来说我们必须做检讨。高行健顿时就没影了,说是有肺病就跑了,到南方转了一年才回来。他的《灵山》啊,就是在外面转了一年,采集的素材。我和刘开完这个会。我是不记得这个会是怎么开的了,反正我是没检讨,还坚持了几句,那时也容不得你多说了。    
    4。关于阿城《棋王》    
    口述者一:蔡翔,批评家、学者,曾任《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口述时间:2003年8月。    
    “寻根文学”是这样,先有了阿城的《棋王》,编辑肖元敏现在是《收获》的副主编。好像是在1984年上半年到北京组稿,李陀推荐的,李陀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说北京有个阿城最近在写,非常好,是很难归类的小说。80年代对作品的评价最高的就是“很难归类”,不管作品,评论,发出来,大家说不好归类,可能就会是影响最大的。强调文章的独特性,个人化。当时好多小说都是很难归类,后来才发展成理论上创作上一个潮流。然后到阿城那里拿稿子,印象很深的是,李子云老师很兴奋,说非常好。我们看了都觉得非常好。发表在1984年第8期上。编辑部也讨论过,当时知青小说也很多了,可你说它是伤痕,它也是,新的创作特征出现了,对文化的问题的关注。    
    口述者二: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当时汪曾祺和何立伟的小说使我进一步考虑我们的本土资源,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到底有什么资源可以用到我们小说里头。这时,发生一件事。1983年冬天⑥,几个朋友在我们家吃涮羊肉,那时和阿城已经很熟了,我是电影美学小组的,我和他爸爸特别熟。他爸爸、妈妈特别关照说,我们这儿子特别喜欢写东西,后来就和他熟了。开头他给了我几篇他写的东西看,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不是《遍地风流》,但已经是《遍地风流》那种写法了。当时我还犯了一个错误,事后想起来的。当时说:“阿城,你这东西写得挺好的,可这句子老别扭,你看你好多句子没主语。”这是他的特点。他最早给我看东西的时候,大概是1982年,我说你句子怎么都没主语,老别扭。偶尔的没有主语,来调节句子结构变化是可以的,连着的没有主语,这句子就别扭。事后想起来,是我错了。我习惯了主谓宾,后来他发了《遍地风流》的时候,我才明白他是有意识这么做的。当时给我看的时候,我是有点不同意他的,还和他商榷。谁都不知道他写小说,只知道他画画,只有我看过他几篇东西,知道他想写小说。1983年冬天在我们家吃羊肉,是暖忻张罗的,有陈建功、郑万隆、何志云,当时阿城讲故事已经很有名了。大家说,给讲故事吧。我在《1985》里写得挺生动的,阿城不理我们,闷头吃涮羊肉,他的吃相特别狼狈,说吃完再说。吃完了,他把烟斗点燃了,讲《棋王》的故事。刚讲完,我就说这是很好的小说,而且是个中篇小说。建功和万隆也说这肯定是个好小说,你写吧。他戴眼镜,当时灯也没那么亮,眼镜闪着光,用特别怀疑的眼睛看着我说,这能弄成一篇小说吗?我们说保证成,都鼓励他写。然后我就到西安给滕文骥写剧本,我走之前就和他们说,阿城你小说写完一定要让我看。那时候我就像大哥似的,我比他们大几岁。后来我给他们打电话,具体记不清了。问建功和万隆,说已经给《上海文学》了,我说你急什么呢?我和肖元敏说有这么个小说,但不是说马上给,我说经过我看了再给,我是告诉肖了,当时大伙儿来往特别多。等我回来了,我说既然给了,这个小说给我看一看,这时小说的清样已经出来了,一看结尾和阿城讲的不一样。我说你太可惜了,阿城讲,“我”从陕西回到云南,刚进云南棋院的时候,看王一生一嘴的油,从棋院走出来。“我”就和王一生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下棋不下棋?王一生说,下什么棋啊,这儿天天吃肉,走,我带你吃饭去,吃肉。小说故事这么结束的。我回来一看这结局,比原来差远了,后面一个光明的尾巴,问谁让你改的?他说,《上海文学》说那调太低。我说你赶紧给《上海文学》写信,你一定把那结局还原回来。后来阿城告诉我说,《上海文学》说了,最后这一段就这么多字,你要改的话,就在这段字数里改,按原来讲故事里那结局,那字数多。我说那也没办法,我就说发吧⑦ 。没想到小说一下子会这么红。然后才有84年拉阿城到上海开会的事。杭州会议,是我们把阿城拽来的。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二)

    5。1984年杭州会议    
    口述者一:蔡翔。口述时间:2003年8月。    
    社会科学界也在讨论文化,对文化问题有些兴趣,这就谈到1984年杭州会议。10月份,浙江搞了一个笔会,我们去了,在那里见到了李杭育,那时他也开始崭露头角,写了《最后一个渔佬儿》,茹志鹃老师很欣赏。最后发表在《北京文学》上。80代编辑部非常好,发现好作品大家都会看。我和他的哥哥李庆西很熟,所以第一次与杭育见面,很亲切。参观的路上和李杭育聊天,杭育提议,《上海文学》能不能出面搞个活动,把青年作家集合起来,让大家有个交流。当时大家想法很多,最好有个交流。周介人老师说主意非常好,应该开个会,回来向李子云老师汇报。当时有很多的新东西出来,韩少功在写,阿城的《棋王》刚出来,到底有怎么样的说法和新的可能。正好11月份我们和周介人老师到杭州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有杭育、庆西、吴亮,在会上又讨论了一下,由《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西湖》杂志联合主办。杭州东道主,受到他们支持,《上海文学》也负责整个会议的筹备,主持了大会工作。当时住在杭州一个军队疗养院,地方不错,价钱也便宜。赶紧打电话给李子云老师。定好时间,各方面的工作都安排好。会应该是在12月开的,几号记不清楚了。周介人老师那里查得到,集子里应该有。会议上请来了北京的有李陀、阿城、陈建功、郑万隆,评论家有黄子平、季红真;湖南的有韩少功,浙江的李杭育、李庆西;上海人多,作家陈村,评论家吴亮、陈思和、南帆、许子东,还有鲁枢元、宋耀良。那时包了两栋将军楼,很简陋的,不过卧室很好,三个人一个房间。随便住,不像现在安排好的,大家都抢着住三人间的,把好的让给其他的人住,当时觉得很感动。我觉得那时是值得留恋的时代。当时的会议也没有很明确的主题,就叫“神仙会”,面向未来的文学。会上讨论得很激烈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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