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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青年》所采取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我们可以说，作者与他笔下的主人公属于同代人，他在复述这些人的故事时，就不是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而更像一个故事的参与者甚至亲历者，所以小说的视角既不是纯粹客观的，也不是像自传体那样纯粹主观的，内视的，这使得小说不仅充满了对这些年轻人的理解和认同，也使得作者的叙述立场和人物的叙述立场取得一致性，给叙述带来极大的亲和力。同时，作者找到了一种很恰当的叙述形式，这就是一种“坏孩子”成长史的叙述形式。在现代以及古典的小说中，坏孩子是一个读者经常会与之相遇的角色。这些坏孩子往往成为作者表达其对社会现状不满的形象特使。孩子是属于未来社会的，而现实则是属于成年人的。孩子可以不为现实承担责任。但成年人往往告诫孩子，未来是从现实延伸过去的，因此你们首先得守持好现实，否则就不会有你们的未来。听话的孩子遵照成年人的话去做，守持现实，便成为了好孩子。不过，成年人认可的好孩子并非就代表了未来社会的价值确认，也许更大程度上，坏孩子才为我们传递出未来的声音。另外，从策略上说，孩子因其单纯，与现实没有内在的纠葛，他们对现实的反叛就显得更加公正。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经典的坏孩子形象，一位十六岁的美国少年霍尔顿，他不肯读书，不求上进，追求刺激，玩世不恭；他抽烟、酗酒、打架、调情，甚至找妓女玩。这样的孩子显然不会被现实所接受，他被学校开除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正是因为遭到社会秩序的拒绝，使他有可能接触到社会的真相。于是他发现，成人社会里没有一个人可信，全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连他惟一敬佩的一位老师，竟也是个同性恋者，他在现实中遇到的全是虚伪和欺骗，只好苦闷、彷徨、放纵。当然，以坏孩子的叙述来达到批判力度，就必然要在孩子这一点上做文章，孩子的天真单纯，心地的洁白空灵，恰恰与现实的恶浊构成鲜明对照。因此，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塞林格也着力渲染霍尔顿那一颗纯洁善良、追求美好生活和崇高理想的童心。我不敢断定马笑泉写《愤怒青年》就是有意识地仿效着坏孩子的模式去构思的，但我却敢断定，马笑泉在现实生活中对具有反抗心理的青少年更加倾心，甚至在骨子里，他本人就具备坏孩子的情结。所以他选择坏孩子的叙述视角就让我们感到是一件得心应手的事，他对像楚小龙这样的坏孩子也把握得十分到位。也许这样一来，坏孩子的形象塑造就水到渠成，一切基本的元素都准备得十分充分。比如为主人公设计一个孤立无援的现实处境，楚小龙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班主任盘算着在最后一期将他甩到差生班去，奶奶的病亡，终于导致了他的出逃；而出逃、流浪，是坏孩子的必经之路。当然，最关键的是，马笑泉紧紧抓住了“孩子”这一点不放。也许从是非和道德的角度说，楚小龙比霍尔顿堕落得更加彻底，但绝对不能剥夺了楚小龙的“童心”，作者清醒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叙述中把握得相当好。尤其难得的是，作者写出楚小龙不曾泯灭的敬畏之心。因而尽管他在黑社会的泥淖里已经陷得很深，但他在有些事情面前终于止步。比如他对知识的敬畏，所以后来他回家乡遇见他敬重的霍老师时，“马上恨不得挖个地洞躲起来”。特别是他对英雄和正义的敬畏，所以他会把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军人当成自己的偶像，他第一次看见陆大有就觉得“这老头有种令人尊敬的气质”，他心里很清楚：“老子虽然是人渣一个，也晓得清官杀不得。”而这一切敬畏，都源于对高贵和神圣的敬畏。毫无疑问，这种敬畏之心首先是根植在作者身上的，因此他写到老军人陆大有，笔触顿时变得严肃凝重。他只好让陆大有以脑溢血的方式绕开难以处理的交锋。在阅读中我有时感到，作者的叙述简直冷峻到极点，但即使如此，人性的热血并没有因此而凝结，这大概就缘于作者的敬畏之心吧。
这些年来文化界忽然热衷于地域的文化性格，关于湖南人的特性，也出版过这方面的书。其中有一种说法，湖南人最爱吃辣椒，因此最具革命性。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多少文化上的依据。但从我的实际接触中，也许会有类似的体验，我就感觉到，那种反叛、造反、抗争的行为和言论，是最容易在湖南人中引起共鸣，湖南人的性格也许是刚烈的。从这个角度说，马笑泉的叙述形态带有典型的湖南地域文化性格，他若以这种叙述形态发展下去，可能将开辟一个广阔的风格化空间。但是，在作者大获成功之前，我以为仍有必要提醒作者，在这方面应该保持足够的警觉。我们对任何一种地域文化性格，都不要轻易作价值和道德的评判。这是我在读一些当代文学作品时有感而发的。我感到，湖南人的刚烈性格、造反精神，极容易地与“后文革征象”中仇恨思维呼应起来。或者说，“后文革征象”极便利地通过湖南人的性格特点造成摧毁美好事物的后果。所以，当现在的文学作品以诋毁美好的仇恨心理为时尚时，身为湖南人的作家尤其要备加警惕。这时候，我们搬出湖南的文学大师沈从文也许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沈从文同样痴迷于湖南地域的匪气、鬼气，他写野蛮、狂热，他写恶从胆边生，但他最终的旨归却是人性之美，生命活力，在沈从文心目中，美好的东西总是永恒的东西，反过来说，永恒的东西必然是美好的东西。我建议马笑泉在今后的写作中不妨从沈从文的风格中吸收一些营养。尽管我也知道，在后现代泛滥的背景下，我的这种建议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我今天不想惹麻烦
吉木狼格
我睁开眼睛，阳光很好，我的窗户面向东方，我面向窗户，阳光穿过窗户照在了我的床上。我平躺着举起双手，做一个醒来了的姿势。
我的思维停留在阳光上，之外是一片空白，我要想一想，使劲地想一想。我在想的时候通常有两个动作，闭上眼睛或者睁大眼睛。我睁大眼睛，目光并没有放出去，我在想。
我想起了昨天晚上，我和朋友一起喝酒，在我们差一点就喝醉的时候，其中一个提议散了吧，于是就散了。能想起这些，说明我真的没有醉，我还记得我是开着车回来的。杨弟昨晚不在，我们喝了不少，他在的话一定会喝醉，他的酒量每况愈下。
杨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姓杨，但名字不是弟，从很久以前开始，圈内的朋友就叫他杨弟了，只有当别人问杨弟是谁？我们才会说出杨弟的真名字。也是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和杨弟一喝醉，就会失去记忆，这不是说我们在醉的时候没有记忆，据说我们依然能够谈天说地，还能回忆起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失去记忆，是指第二天怎么也想不起喝醉后都干了些什么。偶尔能记住一些片断，但无论如何把它们串不起来。我和杨弟在交流感受的时候，曾经为这一共同的奇怪的现象大笑了一番。
我想起了今天是星期天，是2002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天气不错，我就想今天我要跟自己在一起，跟自己度过一个宁静而快乐的星期天。我突然想到了钓鱼，对，到月亮湖去钓鱼。这个念头是由宁静二字带来的，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在月亮湖钓过鱼，我也没有鱼竿。但这有什么呢？我知道顺城街有一家专门买渔具的商店，去卖一根就行了。要实现这个计划，我今天不能招惹任何麻烦，而我最近的麻烦主要来自两个人、两个方面。
第一个麻烦来自杨弟，他最近刚学会开车，刚办了驾驶执照，但还没有卖车，所以在一个星期内他已经找我借了两次车，每次我把车借给他之后，总是提心吊胆，脑海中总会出现他碾了人，或者翻了车，以致车毁人亡。我得赶紧起床离开，说不定过会儿他就来找我借车了。第二个麻烦来自每儿，每儿是我的前女友，三年前我们吹了，她离开了这座城市，三年后她又回来了。我们在一家比较清静的酒吧喝酒，她喝了很多，有说有笑，显得很开朗。那天给我的感觉是三年前她哭着离开，三年后她笑着回来。和三年前的每儿相比，她变得更加妖娆。我也喝了很多，我说我更喜欢三年前的每儿。她听后安静了一会儿。其实我的表达并不准确，我们都曾爱过对方，也恨过对方，不过都已经过去了。我的意思是她又让我想起了三年前的每儿。她说，我们虽然不再是从前的关系了，但是做朋友总可以吧。她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笑，也没有看我，语调和她的头一样，很低。我明白她说的朋友的含义，此后，她想起了就来找我，常常让我领略到她的出其不意。
今天我要跟自己在一起，必须避开这两个可能出现的麻烦，最大的问题是，今天我不能关手机，因为我要接一个长途电话。我之所以去月亮湖，就是想一边钓鱼，一边接电话。给我打电话的人叫小崔，我们在几个月前见过一面，她和我离开各自居住的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去参加一个活动，我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的，我承认，她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太多的交往，只是彼此留下了电话，可以说我们的交往是从之后的一次次通话中开始的。几天前我们的通话结束时她说，好吧，星期天我给你打电话。今天是星期天，我怎么能关机呢？
我分析了一下，每儿今天不一定找我，而杨弟今天八成会来借车。我打算把车开到父母住的园子里，然后打的去月亮湖。我知道刚学会开车的人，车瘾很大，别说月亮湖，就是再远的地方，杨弟也会来借。
当我把车刚刚开进园子，杨弟的电话就来了，他当然是来借车的。杨弟是我的朋友，我不该撒谎，但是如果把车借给他，我今天就别想他妈的宁静和快乐了。对不起，杨弟，我要撒谎。我说我都不知道车在哪里，昨晚喝醉了。他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说，你没把车开回去吗？我说刚起来，没看见车。他说会不会停在你父母家的园子里了？我说不知道啊。他说这样，我去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