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带出几张分子式，绿卡、金钱、自己的公司就可以全部到手，这是个简单的选择题。
布朗不愧是人精，他知道什么是我的要害。
“你想答应？”太太问。
“我承认我抵挡不了这诱惑。”
“抵挡得了坐牢的诱惑么？”太太冷冷地问。
“不一定会那么糟。”我想死撑。
“也不一定就那么妙。”
我这老婆口虽刻薄，但脑袋是清醒的，比我这浆糊头强。
“那，我回绝了他。”我还有些依依不舍。
“不回绝你还想怎么样？”老婆翻了个白眼。
当我当面跟布朗说“不”的时候，他张大了嘴，不肯相信的样子。
“王，我以为你是聪明人！”
“也是胆小的人。”
“那我也没法勉强。”他摊开手说，“要知道你的实验室里不止你一个耶鲁博士，总有个智商高，情商也高的人吧？不冒些风险，就只有窝在实验室里穷酸一辈子啦！”
这句“穷酸”的评语憋在他心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吧？为了达到目的，他忍辱负重做我的朋友，真是难为他了。
“我知道我穷酸，不过穷酸得正大光明，倒也不错。”话一出口，我都为自己喝彩。
他“哈哈”大笑，没有接话。“哈哈”里当然是轻蔑。
随他轻蔑去吧。我已经没打算再交这个朋友。
不过我开始留意实验室里其他同事的动态，看有谁成为布朗的新宠。
没多久，一个印度来的同事辞职了，他曾是J项目小组的一份子。他和大家都没有交情，除了我暗暗留意，也没人关心他的去向。
一个月后，和J项目极其相似的M药品，由一家新成立的医药公司率先推向市场。我们公司到这时才如梦初醒，忙着找顶级律师要告对方剽窃技术成果。这个新闻占据了好几天当地报纸的头条，不过我看来看去，好像都抓不住对方太实在的把柄，而那个辞职的印度同事好像和这家医药公司并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布朗的名字，报纸上的文章也没有提过，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一位犹太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回家和太太说。她已经在附近大学上学了，每天比我还忙，一回家就温书，我得抓紧时间和她说话。
“别去管了，我们自己清白就好。”
说得也是，可事情总比我们想的要复杂。
我突然丢了工作，老板给我下达这个旨意的时候，只说公司银根收紧，不得不减少人手，还开玩笑说公司最近出了这么多事情，人人自危，能趁早离开的话反而能保持清白。我再笨，也听得出他的潜台词，我是被怀疑出卖公司机密而被解雇了。我回家对着墙壁生闷气，明明是我本着良知，不肯拿公司的商业机密去换荣华富贵，可现在一个最基本的饭碗也丢了。一时间，心中无限悲凉。
“去告他！”太太听了，竖起眉毛。
“告谁？”我苦笑。
“布朗霍华德，难道还不够明显，就是他搞的鬼！他要堵住你的嘴。”
“我有什么证据告？又有什么钱财告？”
两夫妻一筹莫展，在现实面前，我终于“穷酸”地低下了头。
我开始四处求职。递交求职表的公司包括那家做了M产品的新医药公司。明知应该避嫌，但病急乱投医，我顾不得那么多。
可就是这公司很快地给了我面试机会，面试之后，很爽快地给了我工作。
第一天上班，我摸着新实验室里熟悉的试管、烧杯，百感交集，心里暗暗发誓，什么良心、骨气都去他的，饭碗第一。
报纸上仍然闹哄哄地报道我两个新旧东家的官司，漫长的诉讼终于在一年以后作出裁决，旧东家的控告团证据不足，输了官司，并被判承担所有诉讼费用。公司元气大伤，发行的股票自此一蹶不振。
这些都与我这个人物无关，我只关心太太早点毕业，找份体面的工作，慢慢存钱，过个三年五年，申请到绿卡，买栋小房子，生几个孩子。这就是我的完美的美国梦了。
我的运气不错，新公司发展势头强健，有传言说一个财团正准备收购公司，一旦并购成功，公司的股票必将节节上涨。我美滋滋地计算着自己手里几千股股权，到时恐怕也能做个数十万的小富翁。
“那财团是什么来路？”我太太问我。
“不知道啊，这哪是我能关心的范畴。”我削着土豆，准备做晚饭。
即便最小人物，公司并购成功后的庆祝派对还是人人有份。我和太太高高兴兴去凑热闹。
来到会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在讨论新老板的来头。
“听说是日本财阔的儿子，家里跟日本天皇颇有交情。”
“美国前总统是他的教父。”
我和太太面面相觑，不会这么巧吧？布朗霍华德的传奇，真是每天都有新版本。
正诧异间，看到一个小个子的东方人端着酒杯，在公司总裁的陪同下，正轮番和每个职员打招呼、碰杯，亲切温和，何等亲民。
这不是布朗是谁？除了他，谁能有这样的用心、涵养？
轮到我了。总裁介绍我是：“耶鲁王博士，公司难得的人才。”
布朗不动声色，伸出左手来，“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布朗，布朗霍华德。以后大家就是同事，希望共事愉快。”
和跟其他人说的话一样，非常得体，非常体面。
我冷眼看着布朗和所有人打成一片，不由想起他听了我太太那个同乡赵华的故事后，说的一句评语，“这么做人一定很辛苦吧？”
我心里郁闷。拉着太太去酒店后的草坪里吹冷风。草坪上空无一人，安静得有些凄凉。
“又犯红眼病了么？”她拉着我的手，轻轻地捏了一下。有点疼。
哈哈。知我者，老婆也。
“回家吧。”我说。
“好。”
我们正想走，却看到布朗步履不稳地走出酒店，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他大概喝多了。我们公司不大，但轮番和一百来人碰杯，即使杯子里是香槟，也是要酒量的。
“我们绕开他走吧。”太太小声提醒我。
可布朗已经看到了我们。
“你好啊，王博士。”他笑嘻嘻地喊，突然就弯下腰张开嘴，秽物吐了一地。
我们尴尬地站在一边，不晓得怎么办好。
“我没事，没事！”他仍然弯着腰，一只手扬起来在空中挥舞，又继续干呕。
太太再捏我一下，小声说：“听到没有？”’
“什么？”我努力不去看地上那片狼藉。
“他说‘我没事’时，说的是中文，还是我们那里的家乡话。”
我愣住了，都说酒后吐真言，布朗再会演戏，喝醉了酒，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
“走吧。我们回家。”太太紧拉住我的手。
是的，回家吧。那里是我们最真实的温柔乡。
车往前开，我们把窗户全打开，让冷风直往里灌。两人都不说话，各怀心事。
“他会不会就是你说的赵华？”我还是忍不住想讨论一下。
太太笑着摇头，“凭什么？就凭一句中国话？我会说几句希伯来语，难道我是犹太人？”
“J产品，M产品，假收购，一定都是他搞的鬼！”
“可能是，可能不是。”
“难道就这么算了，他害人不浅，我以前那家公司差不多要破产。”
“不算了能怎么样？为了自己，他连亲生父母都不要，这样的人你敢和他斗？”
我不同意太太的话，但也找不出反驳的活，我咕哝一句：“无论如何得试试。”
“那就试好了。”她扭头冲我一笑，语气里含着鼓励。
我的心一热，脚下一踩油门，加快了速度。
车子疾驰而去。
风清月明，明天是个大晴天。
刘鲁洁，1973年生，湘潭大学外语系毕业，获美国缅因州学院硕士学位，现居加拿大。
我无法保持住判给我的那份快乐
朱庆和
父亲躺在病床上，快死了。医生把结果告诉了大姐、二哥和我，我们早料到是这样，似乎医生的话对我们来说是画蛇添足。其实医生的意思再明显不过，让父亲快点转院，随便什么医院都行，只要不再占用这家大医院的病床。父亲虽然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却仍然作出一副与命运抗衡的架势。他死活不挪一寸地方。但父亲却不知道他已经没什么力气了，所以大姐和二哥把枯瘦如柴的父亲用床单一裹，很轻松地就撂在了我的肩头上。父亲挣扎着，努力地从被单里拱出来，露在外面的脑袋一根毛都不剩，那是化疗的结果。二哥抚摸着它，感觉就像抚摸着他的幼小的孩子的红通通的屁股。我们姐弟三个在大街上疾速而行，引得不少路人驻足观望。父亲几次提醒我，他的眼珠子快掉下来了，于是我不得不把他的身体翻过来，以使他的脸面朝上。
我们最终选择了一家中医院，医疗条件自然不能与前面的医院相比，但因为它离家最近，所以我们只能把行将就木的父亲扛到那里。离家最近，说的是离我住的地方最近，也就是离父亲住的地方最近。我还没成家，自然跟父亲住在一起。还没把父亲安置妥当，大姐和二哥就提出来要走。只有我一个人不断地楼上楼下地跑。大姐开出租，二哥开服装店，他们的生意很重要，当然他们同样知道父亲的生命更重要，但是为了表达对父亲的孝顺，他们只能那么做。大姐、二哥是这么解释的：他们假使耽搁一天或两天，生意会受到很大影响，最坏的可能将是失业、破产，无法抚养孩子。这样一来，怎么对得起父亲呢？他们没明说，但谁都听得出里面隐含的意思，那就是，父亲早晚要死，多活一天或两天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他们之所以那么做，完全是对父亲垂危生命的尊敬。父亲艰难地从嘴巴里吐出几个字，表示理解。他说，死是一个人的事。他还很平静地冲着我们摆摆手，意思是，你们忙你们的。他的话语和动作都很有深度，但我们都深深地理解了。大姐、二哥一把按住喘息未定的我，说，就靠你了。然后他们稳步跨出了病房。我没工作，一直就没工作。但自从父亲住院以来，看护他就是我惟一的工作。
医院虽然设备简陋，但尽量给父亲提供最大方便：一个人享受一间向阳的病房，定时吃药、打针、挂水、量体温，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都对父亲照顾得无微不至。当然他们不会因此而相信病入膏肓的父亲奇迹般地好起来的，他们只相信癌细胞在无情地吞噬着父亲残余的生命，甚至灵魂，他们只相信他们的热情给他们直接带来效益。因此我总要隔几天去父亲所供职的单位领取支票交给医院。父亲所花的医疗费已经高达十多万，这一笔笔小钱已经不算什么了，我去得越勤，父亲单位的人就越相信他撑不了几天了。
对父亲几个月的看护已经把我折磨死了，我的身体日渐消瘦，头脑越发昏沉。有时坐在父亲的病床前，呆呆地看着窗外。窗外的微风停在花草上面，不愿离去。我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似乎父亲的死与我毫不相关。
但濒临死亡的父亲却给我提供了惟一的便利，那就是，我终于有了足够的空间和女友小米做爱。在他住院前，我总是像野狗一般拽着小米在城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