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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百分之九十不会是小红，但她会过来问你“还添什么”，又会微笑地纠正“我不叫小红，我叫××”，但我就这么叫下去了，哪怕她背对着我们这桌，我的“小红”的声音令她又过来为我们服务了。
我跟新栩说：这就叫命名，她在你这就永远叫小红了；命名是诗人一大光荣或是虚荣的工作。
可是大的命名呢，我们没这个资格。除非特大的事物、不关强势集团的事物。比如我和新栩从涉县往西去潞城翻越太行山时，他指着一座不是最高也无特色的山问：这山啥名？我说：你命名吧。他说：那管啥用。我说：在咱俩这管用，以后一说你命的名字，我们就知是这山——这还是维特根斯坦教我的呢。
27。卖完破烂就写诗
一两个月间总有一回青黄不接的穷窘之时，兜里不超过一元钱。我就该卖破烂了；一堆报纸杂志抑或夹上我送不出去的诗辑打印稿（必须得夹在报纸里否则只能卖出烂纸的价），我喝完酒舍不得扔的酒瓶酒罐。
我住的楼角就有收废品的，但我宁肯卖远一些的收购点。旧报纸，九毛一公斤；啤酒罐一毛一个；矿泉水瓶五分。一般我能卖出五六块钱，可买一盒烟及几个烧饼，还富余两个电话钱。我有抽有吃，还有联络晚餐的通讯费，那种心下幸福，闷得蜜吧。
可有时赶上市容整顿，原来满街收废品的都没了，我几乎得转悠一小时才能逮着一个，然后由烦极到乐极——亲爱的，我都要为你这个收破烂的小伙写一首诗了。
我把这种久旱逢霖归为老天爷对我的照顾。凡感天恨天或问天之时，都是写诗佳机。铺开纸，品烟茶，刚才我是卖破烂的，现在我是玩语言的，这种反差惬美而窃美呢。
28。我喜欢听“班多纽”式的手风琴
班多纽是一种两边都是摁钮而不是键盘的民间手风琴，它最典型的是用来伴奏南美风格的舞曲，如探戈。其大师如皮亚佐拉。
如与诗歌来对比的话，班多纽充满了口语和叙事的因素，再一个它有俗艳的色彩及放荡的野性，于是交响乐就像大师正襟危坐的宣谕，而哪怕最像诗歌如萧邦的钢琴也不过是优秀知识分子的咏叹。
班多纽之琴，不华丽闪亮，风箱也是又方又粗，当然“多纽”。但其吉卜赛的风格或忧郁或狂欢的精神，很打动我这样爱四处流窜、时而抽疯时而闷头的诗人。
我以前听过皮亚佐拉写的一首班多纽协奏曲，钢琴及乐队为班多纽协奏。太痛快自由了，像我第一次听格式温的《蓝色狂想曲》的感觉。
我真想模仿那首协奏曲写一首诗，让古典的、端庄的东西为野性的、民间的自由服务——一个公主嫁给一个流浪汉，肯定有故事。
29。诗人的虚荣心
我和一位姓高的诗人，得到汇单后，都会极愉快地去六部口邮局取钱，亦因兑汇的那位邮职是个美女。我俩也都爱跟她贫几句，比如我说过：谢谢你又给我发钱了。当然那美女从汇款的落款知道我们是搞文学的。她以为“噢，你是小说家呀”，我则以“不，我是诗人”来纠正。
有一阵我的稿费隔三差五，我常常攒个三五张去取个两三百，她就略惊讶地说：哟，你们写诗的也挺能挣钱的呀。我即得寸进尺地说：当然啦，亲爱的，我还想请你吃饭呢。
一般情况下我虚荣心不太大，但：在一个美女面前，我不喜欢显得没钱；在诗人的名义下面，有钱或会更幸福——会玩文字的人玩钱更不在话下；（哪怕是暂时的）纠正人们“诗人穷”的观念。
当然那位美女如何给过我微笑或是“今晚有事，下次吧”，而未给过我约会。从她左右手腕及颈上的高级饰品来看，她认识比“富”诗人更阔的人。
30。我庸俗地去交换
我常常物质匮乏，人贫志短，也难怪我有不少丢人的举止行为。相对来说，我的诗比较富裕，我的侃比较富裕。遇上倒霉的人或单纯的人，我狠狠心就用诗或侃换取他们手中的物质——惟酒与烟。
鲍家街一诗人喜欢读我的诗，我喜欢抽他送我的烟。我怕送他诗太多了让他觉得闷，便悠着，等他送我一条烟后再送之一辑诗，仿佛他的订金一到，我的货再出手。
我没有时间看一些诗歌的习作，也因那作者还眼巴巴地等着我评论呢。我厚而硬着脸跟那两个小孩说：这次就算了，以后你们再拿诗给我看，要带上啤酒和烟，五十行左右算一首，须配上两瓶燕京和一盒硬白沙，当然，看五首我可以饶你一首。
对让你写诗评的，我若见其不是铁哥们儿，亦会说：那你欠我一顿酒。有时那诗实在没法评，我又抽了喝了人家，我只好说：哪天我帮你搬家吧，我有三轮。
31。有待就是麻烦
我不读哲学，却隐隐觉得“有待”这个词应属哲学范畴。
有待就是：要等着要靠着什么；一旦相反就不自在死了；也算是一种依赖；基本算毛病。
须饭吃，基本不算有待，因为吃饭相对容易。我的一个有待，是抽烟，如果断烟我觉得比断食断性要严重多了。常常烟瘾发作而又无烟无钱时，我就恨自己怎么有这种毛病。什么时候能不想烟抽而又有类乎抽烟时的从容轻逸，那该多幸福。
我写诗，也是一个有待。有时诗瘾发作，不写就不舒服，就着急，真像西北民谚“三急”中说的：儿上墙，火上房，鸡巴搭在逼帮儿上。我想，什么时候我不写诗，却有着诗人的思想和生活——即渐进的境界，那该多幸福。
漫漫而修远的人生之路，我要一个一个地去掉有待；每去掉一个，就舒服一点；彻底去掉的那一天仍还很远。遥远的无待。
可能庄子、慧能是无待之人。
32。“我是写诗的”有时欠揍
“我是写诗的”。当我这么对自己说时，隐隐有一种骄狂感。但我平常与人交往，基本不露这种骄狂，也因为露了往往自遭无趣。只是酒后、酒高之后，不惧说出“我是写诗的”，那口气像是说我是天上派来的驻人间大使，并且伴着超乎日常的举止。
我若干次在酒高之后，把那家餐厅当自家客厅了，一准坐到旁边完全陌生人的桌上干杯。逢对方也半高，于是互相有投怀送抱之感，瞎兄弟姐妹一场。若对方未喝高，往往怕我与他闹事而客气地陪我干一两杯，然后菜也不吃了说“我还有事下回再喝”而溜之。事后我想想被我搅了吃饭的人得多烦我呀。我运气好，没有遇到拍案要揍我的陌生邻桌。
酒后骑车回家的路上，也路过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餐厅。有两次我停在门口，与出来解手或买烟的生人打招呼，然后小侃，于是人家客气说“进来喝一杯”我则顺水推舟，心说写诗的人到哪喝酒都不要钱。跟陌生人乱干杯之后，傻逼一般地回家。
33。鲜棉花也是鲜花
什么米，最大的米？最大的米，花生米。
什么花，最白的花？最白的花，鲜棉花。
我写诗有一毛病一直没改清：总是在诗中插科打诨，玩雕虫小技；甚至无聊时（无爱无恨亦无无事生非），写诗像做词语游戏一样。
语言是危险的，一定要注意语言的健康和安全。语言就像一个适龄女性，你注意其安全了，语言就是一个贵妇，你没注意其安全，语言成了娼妇陪你玩呢。
34。风尘女诗人
有的卖淫女也写诗，写得也不错。干那一行可能是挣钱相对方便吧。这不新鲜。自古有之。
但现在，我们称也写诗也卖淫的人为妓。为何不能称之为诗人呢？也许卖淫的内涵比写诗的内涵大。
我知道有些写诗的女人寄生于一位（或每一两年寄生于一位）男人。她们不是小卖零卖，而是整个趸出。可我们管她们叫诗人。
35。吧呗
街上，见地上有一张钱，想捡就捡呗想花就花呗，与清高低俗无关吧。
遇乞讨者，你兜里明明富裕且一把零钱，施不施舍，随便，与同情无情无关吧。
遇恃强凌弱的坏人正在施暴，想管就管，这不算英勇，这是你的本能；如果你不管而又自责，那你就活该当个有正义感的小人呗。
按说写诗与上面三种情形类似，没有那么多原则，关键就看你这个人是个啥人。不是看你的性别、性格、性机能、性趣，而是取决于你的性能，即你是台怎样的诗歌机器。
36。写即逝
我有一块很平的清代方砖，用毛笔蘸水在上面写字，字迹五分钟后即没影了（古人以此练字）。我在上面写诗，心说：要的就是随写随逝。我为这种超然的观念写了两首短诗，感觉甚好。然后却未能免俗，竟然把那两首短诗基本都记住了，又无聊地记在本本上。
因为我不是故意记的，所以我不是故意的庸俗。
37。劳而无功
想写诗，铺开了纸，两个小时下来，一行也没落在纸上。耗了半暖壶水，掐灭若干烟蒂，一直干坐着来着。我不沮丧，也不着急，至少我为“想写诗”这个念头干了两小时的活。
没写出来很正常，这略强于写出一首臭诗，略次于写出一首好诗。
两个小时内，脑子里仿佛咔啦咔啦不断地乱响，那是各种诗素（诗歌元素）在碰撞、组合、选择、淘汰、磨合、兼并以及消解。一直是“正在工作，正在工作，还未结果”的状态。我只能关“机”做罢了，带着“为诗歌劳动了两小时”的平淡表情，恬恬然，苦笑一下。
38。民歌之中
“是谁带来了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企盼”——这是诗。李娜这个河南的姑娘唱的。
“高山上盖庙也嫌低，面对面坐着也想你。”
“为什么你急慌慌，是儿上墙，是火上房，还是那个依儿哟来哐当当当，那个鸡巴搭在逼帮上。”
39。不写诗的行为者——谢德庆及其他
写诗即缓慢自残。
谢哥却热爱生命，点滴的报销。
玩这个的，大诗哉，虽其外在一般般。卧草，每年玩一首，连上四年。一般诗人非疯即夭亡的了。
我吧，比德庆，文字略好，身骨有一拼，但我顾念多乎，名者利者及精神理想者，都不想落空。于是，苟得些小名小利小小境界，蝇狗而已。
对一般，我不服。但对咱中国玩行为玩文字的我崇敬：只身徒步横穿塔克拉玛干的刘雨田，谢德庆，只身走三江源及徒步长城全程的肖长春（多有著作）以及不怕火烧炭烤的信仰者郁达夫、鲁迅、王朔及贾新栩（笔名外号狗子）。若说诗人，我喜欢：韩东、尚仲敏、伊沙、西川、贺中、简宁及浩波。
阿坚，别名大踏，生于北京，83年退职，现为自由职业者，以旅行，写作为生。
一个诗人与一个时代
简介：李润霞，女，1972年出生于山西省大同市。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师从龙泉明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新诗、文革文学以及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
博士论文题目： 从潜流到激流——中国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