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崔恩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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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崔恩卿- 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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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菹⒘艘荒甓嗟氖奔洌�1998年4月23日到北京市文联担任党组副书记,并担任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和北京老舍研究会副会长,1999年2月份开始筹建和设立第一届老舍文学奖,2000年6月组织评出第一届老舍文学奖,2000年10月开始筹办《北京娱乐信报》,它是由北京市文联下属的一报三刊中的《戏剧电影报》改名而来。当时市文联的报刊在传统报纸思想指导下,不成规模,创办《北京娱乐信报》,也算是北京市文联党组决定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改革。    
    记者:《北京青年报》应该是团市委的报纸吧?    
    崔恩卿:是团市委机关报,1981年创刊,1984、1985、1986年面向中学生,进一步缩小功能,1986年我们提出报纸是商品,要面向社会,读者第一,发行量第一。    
    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做大动作的?    
    崔恩卿:1990年底,从1991年算起吧,我们在海淀区龙都宾馆开会,提出五年计划,我把陈冀、方旭等社委成员找过来,商定了不到几百字的提纲,权且称为“龙都定向”,内容是这样的:    
    第—条:《北京青年报》今后的发展方向必须从宗旨上有大的突破,定义为“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纸”,很多人问和传统的报纸有什么区别,要面向大众就是区别;    
    第二条:走日报化的路子,当时是周报,一周出两期,争取五年之内变成日报;    
    第三条:建议改名,改为《青年日报》;    
    第四条:先发展成周四刊,一、三、五做传统报纸、正报,礼拜五做一张周末类型的报纸,进入市场,从此这张带有实验性质的报纸开始逐渐增加刊期。    
    我们的方案报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志坚那儿(李志坚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说有《中国青年报》,建议不要改名《青年日报》,其他都通过了。    
    记者:《北京青年报》的《青年周末》版办得不错,它起到的作用有多大?    
    崔恩卿:1991年开始筹备《青年周末》版,副主编方旭做总策划、总负责,用了半年时间,10月份开始出试刊,1991年底正式问世,对社会反响很大。当时我们的设想是如果这份报纸有一万份的零售量的话,那就相当于10万份的发行量,如果有两万份的零售量,就成功了。结果第一期报纸卖了19000份,并不断往上增长,后来有一期卖到几十万份,它相应带动了广告的变化。《北京青年报》1992年完成广告500万元,是在前一年2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的,报社都很振奋,说是相当于中型企业。《北京青年报》的身价也在1992年底到1993年初开始起来了,形成了“新闻冲击波”,在中宣部指示下,北京记协召开“北京青年报现象座谈会”,并出了一本书,叫《北京青年报现象研究文集》,与此同时,人民大学的教授带研究生考察后也编写出版了一本书,叫《新闻冲击波——北京青年报现象扫描》。    
    我们1993年的广告计划是1500万,在当时的青年报刊界简直是放原子弹,结果1993年底完成了2300万,并带来了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


总附录第60节 打虎英雄在新形势下(2)

    记者:我们在外地的零售报刊亭,都可以买到当天的《北京青年报》,这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思路?    
    崔恩卿:地域性成为报纸发展的方向是1994、1995年以后的事,我们想在全国设记者站,口号是“立足北京,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海南办事处于1993年率先成立,深圳、郑州、沈阳等地的办事处及香港办事处也相继成立,到了下半年,基本上各个中心城市都设立了办事处。《北京青年报》在全国其他城市的发行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树立形象,这也是活广告。比如在香港,能看到当天的《北京青年报》,可以吸引香港人投放广告。    
    记者:当时报纸在香港发行应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你们是怎样成功做到的?    
    崔恩卿:当时要进香港公开发行,得经过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一来周期太长,二来要价太高,北京市委宣传部说没有先例,找到国家新闻出版署,给碰回来了,最后找到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邹启宇,他很开明,同意了,并批了字,在广东印,视作广东的报纸,经深圳蛇口的通道,印3000份,早班车送到香港去。香港办事处把这3000份《北京青年报》的1/3给驻港中资企业,主要是北京的,1/3给便利店;1/3给传统的零售店,注明在香港印刷,定价港币2元,后来听广告部讲,很多香港商人在北京做广告都选择了《北京青年报》。    
    记者:我们都知道,《北京青年报》的发行工作也是很有创意的,小红帽发行公司就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创意。    
    崔恩卿:1996年1月份开始讨论,8月8日正式成立小红帽发行有限公司。思路是打破传统的邮局一统天下的发行格局,在北京这个重点市场,搞自办发行,自主经营,上1000人的发行队伍,跟工商银行合作,北京的量就一下子由10万涨到20多万。    
    记者:能否谈谈你在《北京青年报》时的广告思路?    
    崔恩卿:我认为报纸是由三部分组成:新闻,这是必读的部分;评论、副刊,这是可读的部分;另外,实用性质的广告信息,以前看成是副产品,实际上广告是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报纸由两部分组成:无偿部分,新闻;有偿部分,广告。这个思路,在传统的新闻界没有形成共识,传统的说法说报纸是“精神产品”,是宣传工具,其实报纸是商品,它的社会功能即使用价值是信息载体,它又是特殊的商品,体现在必须通过广告经营才能产生充分交换价值,获得再生产能力。    
    1993年“新闻冲击波”之后,我们提出广告是牵动报纸发展的动力,《北京青年报》一定要把广告经营看作自发的行动。1994年底设立广告达标奖,每年的广告有一个基本指标,如果完成则从广告中拿出一定份额进行分配,主要是针对编采人员。    
    在此之前有过一个笑话,广告部签了一个广告1万元,但编辑部在版位上发了稿,与广告产生矛盾,广告部主任与副主编找到我,我的裁决是:1、同意编辑部的意见;2、本广告1万元退还给广告主;3、违约金按10%由我们照付。广告部主任很不愉快地走了,结果,第二天广告照发,编辑部自觉地把几百字的文章挪到其他版面,我并没有说一定支持登广告,如果退回去也没问题,当时全年广告才30万,1万元的广告并不是小数字,这样做是想让大家由此知道广告经营的重要性和广告契约的重要性。    
    另外,还开辟了“电脑时代”、“汽车时代”、“广厦时代”等专刊,是产经新闻的先导,带来了有影响、高品质的广告。    
    总之,当时我在《北京青年报》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龙都定向”,确定了市场化和日报化的思路;二是目标市场锁定北京,强化地域性;三是报纸的落脚点在广告,用达标的方式激发大家的潜能。    
    创办《北京娱乐信报》    
    记者:你从国外度假回来以后,很短的时间内又创办了《北京娱乐信报》,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崔恩卿:《戏剧电影报》本来可以过小康的生活,但难以做大,难以形成有规模的文化产业。1999年11月提议改革,由于不能进入综合类报纸,就结合娱乐,扩大娱乐的概念,娱乐可以拓宽为生活方式,2000年3月正式定下来,叫《北京娱乐信报》,然后报批,7月份报批下来,着手筹备。我们办报的思路和原来报纸有区别,采用公司化运作,筹集资金,最后姜昆的昆朋网城、老舍基金会和原《戏剧电影报》社一起组成北京信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其中把报社改为企业法人费了很大劲。    
    然后是组织人员来办报,从北京来看,《北京晨报》副总编陈炼一思想敏捷,人也很活跃,是全国十佳摄影记者,曾做过《北京青年报》摄影部、总编室主任,如果向都市报进军,陈炼一是合适人选,找市委宣传部调入,8月1日到岗,此前《戏剧电影报》社还在市文联宿舍楼160平方米的地下室办公,筹集资金690万到位以后,租下和平门全聚德集团办公楼第六层,900平方米,9月1日招聘,10月9日正式出报,按礼拜一、三、五出,32版彩版,2001年4月9日改为礼拜一至礼拜五出报。广告量平均每月100万,持平的话要每月达到400万。    
    记者:《北京娱乐信报》的办报宗旨和思路是怎样的?    
    崔恩卿:谈到办报宗旨,《北京娱乐信报》不是要办成娱乐圈的专业报,而是以娱乐特色的身份出现,成为有可读性的都市报,2001年9月份是发展期的冲刺阶段,9月、10月、11月广告量预计可以每月达到200万元,进一步扩大市场零售量,1600人的发行队伍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通过向读者征求意见的方式吸引读者的参与,并通过电台、电视台、路牌广告加强自我形象宣传。    
    7月份后平均每月12万至15万的发行量,8月份达到20万,9月份上升到30万份。如果明年发行量在20万至30万之间,广告量冲击1亿元,应该没有问题。    
    记者:现在新的报纸不断问世,《京华时报》、《华夏时报》的加入,新一轮竞争序幕已经拉开,报业市场的蛋糕到底有多大?    
    崔恩卿:对,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分蛋糕的人多了,蛋糕差不多,大家都来参加分,有的人拿得到,有的人拿不到。这个现实,学者从理论上会有一个考虑,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又是一个考虑。学者是分析现在的生产总值和今后两年的发展变化,从中确定大概我们的广告额能有多少,几个媒体占了多少,你还能占多少,给经营者做一个决策依据,这个依据最大意义是告诉你们,山上有虎和山上没有虎。山上有虎是前景,企业经营者想的是,正是因为山上有虎我才要去,山上一只老虎,一个猎人上去,打到虎的可能性很可能是百分之百,如果10个猎人上去,虎死谁手很难说。    
    我觉得投资者选择了报业这个蛋糕,关键是有没有可能在大家分得差不多的情况下,想办法拿到自己应该拿的那一份。


总附录第61节 打虎英雄在新形势下(3)

    报业暴利是给能者留的    
    记者:把钱投向报业的原因,自然是这个行业存在暴利,有人说媒体是最后一个暴利区间。但我们也注意到,目前投资于报业,几乎还没有看到赚钱的例子,除了可能有的政策风险以外,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崔恩卿:许多钱投向报业,和这个行业存在暴利有一定的关系中国的报业市场还没有成熟起来,从整体上看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即由“宣传工具”转向“大众媒介”,所以存在暴利现象还是客观的。《广州日报》一年以一个亿两个亿的数量上升,《北京青年报》由30万元发展到一个亿,由一个亿到两个亿到六个亿,都能说明暴利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说现在的报业市场还不成熟,没有达到完全饱和的状态。    
    暴利对于投资者来讲,存在着相当大的诱惑力。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企业、企业界的人士还不了解报业发展的规律,投资报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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