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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又听到毛泽东声音含混地讲了一番话，李秀芝如实翻译过来。毛泽东又讲到江青等人：“他们过去有功劳，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在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听李秀芝把这段话翻译完，毛泽东摆着手高兴地笑了。邓小平说：“政治局的同志们对他们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毛泽东听完以后，连连点头，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邓小平在毛泽东含混不清地讲话中始终聚精会神地聆听着，当李秀芝翻译时，他立刻点着头记录。毛泽东由于身体越来越衰弱，行走不便，说话困难，一般情况是不接见人了，他现在和政治局的联系更多地是通过毛远新进行，毛远新现在是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列席政治局会议，政治局的开会情况都是通过毛远新汇报给毛泽东，而毛泽东的指示也通过毛远新传达给政治局。毛远新一直神情严肃地坐在一旁做着记录，当停住记录时，便很严谨地看着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谈话。邓小平知道直接面见毛泽东的机会越来越少，今天也属机会难得，他要尽可能对毛泽东多汇报一些事情。他讲了这段时间政治局的情况，也讲了全国各领域整顿的情况，而且尽可能言简意赅。毛泽东连连点着头鼓励道：“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立刻明确表示：“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毛泽东高兴地说：“那好。”这句话没用李秀芝翻译，邓小平也听明白了。邓小平又讲道：“反对的人肯定会有的。”毛泽东摇着头笑了，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当李秀芝将这句话翻译过来时，邓小平会意地笑了。他知道毛泽东引用的是三国魏李康说的名句：“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他注意到毛远新在记录这句话时也毫不生疏。
他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毛泽东说：“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邓小平点点头，自己此次重返政坛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周恩来和叶剑英起了关键的作用。
他一边与毛泽东谈着话，一边却在思索中国政治面对的最重要现实，那就是毛泽东身体的日渐衰弱。毛泽东此刻仰坐在沙发上，高大的身躯疲乏无力地陷在其中，他的手抬起来时，止不住地颤抖着，说话时，嘴和舌头显出了力不从心的困难，当他转动头部看着左右时，动作迟缓而吃力，有些浮肿的脸显得憔悴而黯然，大多数时候面无表情。他已失去了往日谈笑风声的领袖风采，即使是高兴的笑，脸上的笑容也显得迟钝困难。当毛泽东以年迈之躯独自接见他时，他感到自己肩上的重任。毛泽东比他年长１１岁，今天，看到毛泽东的身体已如此衰弱时，他觉得自己像在长辈面前接受任务的年轻人。他有机会面见毛泽东，最重要的是巩固自己同江青等人斗争的成果，使毛泽东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更了解，更理解，更信任，更支持。只要毛泽东不风云突变，他对于治理中国没有一丝畏难。在重返政坛的这两年时间中，他最感棘手的就是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斗争，如果毛泽东始终耳聪目明，了解详情，正确决断，他一定可以做到“横扫千军如卷席”。
毛泽东的房间里原本就比较阴暗，黄昏的来临更使阴暗浓重。开了灯，外面不黑，里面不亮，像是在面对毛泽东的晚年光景。毛泽东两手放在沙发扶手上，头仰靠在沙发背上，似乎还在坚持和他谈话，然而，他从李秀芝打量自己和打量毛泽东的目光里看出自己该告退了。他把最后的几句话讲了，然后说道：“主席，我就继续这样干下去，我走了，您休息吧。”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这次并不长的谈话显然已经使他十分疲惫。当邓小平站起身时，毛泽东又一次要从沙发上坐起来，李秀芝和毛远新一左一右扶住毛泽东，使他坐起了身子。
毛泽东伸出有些颤抖的手，邓小平上前用两手紧紧握住，说道：“主席，您放心，您保重。”
毛泽东的手宽松而无力。邓小平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向毛泽东挥了挥手，毛泽东已经仰靠在沙发背上，也微微抬了抬手。毛远新走过来，送邓小平走出房门。临分手时，毛远新机敏而谦谨地问道：“今天您和主席的谈话，我要不要把我的记录整一份给您？”邓小平点了点头，说：“可以。我也做了记录，合在一起就没有遗漏了。”
他径直走向在门外等候的红旗小轿车，警卫拉开了车门，他上了车，警卫关好车门，上了前面副驾驶员的位置。这时，邓小平看到毛远新还十分严谨地站在门口目送他的车开走。他一瞬间就想到了这个毛远新以后就是毛泽东的眼睛和耳朵，毛泽东的态度，中国政治的形势大概在很大程度上要受这个似乎并不惹人注意的年轻人的影响。想到其中的前因后果，他的眼前出现了浓重的阴影。司机问：“现在去哪儿？”他挥了一下手：“去医院看望总理。”
周恩来患癌症病倒在医院中，前几天去看望他时，已经骨瘦如柴，毛泽东又是风烛残年，他确实觉得肩上的担子沉重起来。过去，他总爱说一句幽默的话：“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现在，两个高个子一个躺下了，一个坐下了，他能顶住不让天塌下来吗？
第九十二章
天刚亮，卢小龙就来到了徐州铁路局工程处的工地。这是新建的徐州火车站工程的一部分，已经到了扫尾阶段，卢小龙对一支几百人的施工队伍今天要做的活进行分派，大队人马才可以行动。新车站基本完工，今天是集中力量砌一道几百米长的围墙，下午铁道部领导来徐州铁路局视察，要抢在他们来之前将围墙砌好。
夏末秋初，天还十分热，尤其要赶在一大早就开工，作为施工队队长的卢小龙先为施工队的班组长们开了一个简短的碰头会，明确了任务，提出了要求，整个工地就生龙活虎地干了起来。水泥沙浆搅拌机隆隆地转起来，墙基已经挖好，用蛤蟆夯略夯一遍，上百把泥瓦刀就干起来了，一块块红砖带着水泥沙浆飞落到地基沟里，砖墙的基础很快就成形了，两边运砖、运水泥沙浆的小工们也都源源不断地供给着。卢小龙看了看等一会儿围墙砌高了需要搭脚手架的木板的准备情况，知道今天的活计都安排好了。他又看了看长龙一样施工的现场，泥瓦工们一个个弯着腰动作迅速地挥舞着泥铲、泥瓦刀，将一块块红砖齐齐地铺码着，他估算了一下进度，便放心地离开工地，去铁路局工程处了。
太阳还没出来，草帽背在背上，一件短袖白衬衫、一条灰蓝劳动布裤都溅着泥浆，一双解放鞋也是斑驳的泥浆斑点，再加上被晒得黧黑的面孔和手臂，都挺形象地说明了他现在领着施工队搞基建的身份。在徐州上班已经一年多，一开始跟着技术员学工程预算，凭着上高中时数学基础好，很快把预算、决算基本技术掌握到手，很多不大的工程项目他居然能够独挡一面地做出预决算，这让处长和技术员们都惊叹不已。他除了在处里搞预决算，还经常在工地上忙碌时带领施工队施工。文化大革命中训练出来的组织号召能力，很快使他成为难得的施工队队长。他又像在农村插队一样，一边领着干，一边学着干，拿起泥铲、瓦刀码砖活，用工人们的话讲，不够八级工，也够三四级工了。干施工队队长跟干生产队队长一个道理，要带头干，要会干，要会派活，要赏罚分明。他善于笼络人心，每天到得早，走得晚，几百人的施工队伍被他管得井井有条，成了徐州铁路局基建处的一个先进典型。
他到了基建处，因为今天要迎接部里的领导视察，整个铁路局都提前上了班，基建处里早已各就各位，蒋处长正和几个人围着办公桌说话，看到卢小龙进来，他在办公桌前抬起了有些秃顶的长圆脸，问道：“工地都安排好了？”卢小龙说：“安排好了，已经干了一阵了。”蒋处长满意地点点头。他是一个资格老文化低的老干部，动辄喜欢训人，卢小龙早已摸准了他的脾气，该乖觉则乖觉，该服从则服从，该苦干则苦干。刚来处里，对他这个全国有名的造反派头头，蒋处长白眼相看。后来，得知卢小龙的父亲是三七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便有了几分亲切，因为蒋处长自己也是一个“三七式”。又听说他的父亲文化大革命以来历经迫害而死，又对卢小龙有了两分同情。卢小龙不露声色地和他调整着关系，下班时间去他家坐一坐，偶尔送两瓶酒，时而在他家吃顿晚饭，干起工作来埋头拚命，少说多干。他的这套做法很快赢得了蒋处长的青睐。当他一夜一夜在办公室开着灯加班，赶做工程预算、决算时，不止一次被夜晚来办公室拿东西、打电话的蒋处长撞见，蒋处长总是随便地问一句：“还加班搞呢？”他有意头也不抬地回答：“抓紧一点，提前搞出来主动点。”
继续埋在满桌数字表格中，摇着计算器忙碌着，绝不多看蒋处长一眼。这时，蒋处长往往会在办公室坐一坐，沏上一杯茶，喝上几口水，说道：“早点休息。”便背着手走了。他仍旧头也不回地继续忙着自己的案头工作。
他的这套风格果然使蒋处长越来越对他另眼相待，大会小会表扬他；他则坐在人群中一言不发，偶尔拘谨地笑一笑。他知道自己这样独树一帜会引起处里其他人的嫉妒，所以，除了工作，他对一切人事关系都保持麻木不仁的态度，对任何有关名誉和利益的事都不争不抢。在办公室摆放办公桌时，先是把他摆在了一个角落，他毫无怨言地缩在角落里，光线暗，白天就开着台灯干。后来把他调整到窗前，和一个姓温的技术员面对面坐，他也处之泰然。温技术员就在处里管预算概算，卢小龙拜他为师，小心谨慎地学习，称对方为“温师傅”。轮着打水扫地的活，他总是提前十分钟上班，抢先干了；轮着预算决算工作受表扬时，他总是让温技术员去出头露面，他像一个不会飞的苍蝇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后来，基建处里又来了新的干部，他主动提出将自己办公桌调到靠门口的地方，将光线充足的地方让给他人，自己则和一个同样是刚分配来的女学生面对面坐着。对方是本地的中专毕业生，插过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