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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将饭桌收拾了，又说了一会儿话，已经是十一点多了。王光美说：“休息吧。”
刘少奇看了看她，说：“你先休息吧，我再坐一会儿。”王光美想了想，说：“我先躺一会儿，如果你还不睡，我再起来陪你。”刘少奇点点头。王光美进了卧室，躺下了，才一会儿，就听见她打起了呼噜。她平时是从不打呼噜的，看来今天实在是太累了。刘少奇慢慢走进卧室，床头灯还亮着，王光美已经睡得很沉，她仰躺着，被子盖在胸口下，一只胳膊放在胸前，一只胳膊就平伸在床上，头陷在枕头里，还没干透的头发显得十分零乱。走近看看，发现她一脸的疲惫。刚才硬撑着微笑，还看不出什么，此刻睡着了，一天多来的紧张、惊怕与劳累全写在了脸上。那张脸一下多了许多皱纹，露出衰老之态。刘少奇站在床前，心情黯然。当一个男人不能保护女人，还要女人受到牵累、替自己去承担压力时，委实是件很痛苦的事情。王光美的鼻咽里似乎堵了什么东西，张着嘴呼吸着，响着一下又一下的呼噜。这样打着呼噜睡很不舒服，刘少奇很想让她侧过身来睡，又怕惊醒她，想了想还是拧灭了床头灯，慢慢走出了卧室。
他在写字台前坐下了，将台灯打开，在当天的台历上记下几个字：“王光美去北清大学接受批判，晚九点半回家。”然后，又简单写了几个字，表明这次批斗大会和审问的大致情况，“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最大的反党头子。”“《论修养》。”
“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接下来，他的思绪陷入无从开展的停滞状态中。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几乎每天都在思考全国的形势，也在思考自己的命运，但实际上越来越难以进行这样的思考了。台灯光照下一片静默的黄晕，他呆呆地坐了一会儿，便拿过台历，顺手翻看一下今年三个多月来的情况。
１月１日，元旦，这一页上写了几个字：“六时，大标语。”那天的情景立刻在眼前浮现。清晨六点钟，他们被敲门声惊醒，打开院门，进来了几个中南海的造反派。他们在院墙上贴了很多大标语，最主要的就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最后，他们用排刷蘸着墨汁在院子的地上也写下了这两条大标语。这样，每次出门或者从外面回来，都要看到这两条大标语了。１９６７年的元旦就在这样“开门黑”中开始了。
又翻到１月３日，上边写了几个字：“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他不禁把眼睛闭了一下，这几个字对他的刺激最强烈。那天，他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儿子刘允真在中南海职工食堂的门口贴下了这份大字报。听说这份大字报后来被转抄到北京许多大学。当时，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围满了人，当他在人群中看到这张自己子女署名的大字报时，既感到屈辱，又感到痛苦。听说在此之前，江青曾亲自找到在清华大学上学的刘涛做工作，儿女们的行动让他尤其觉出了这场大革命的残酷。那一天，他没有吃饭，这比政治局通过一个批判他的决议对他的打击还大。晚上，又一群中南海的造反派闯到他的家中，在走廊里批斗了他四十多分钟，一片嘈嘈杂杂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印象最深的是，一群人让他背毛主席语录，并勒令他每天要去中南海怀仁堂看大字报。１月３日是给了他沉重一击的日子。
翻下来，是１月１３日，上边写了几个字：“毛主席接见，人民大会堂。”那天，毛泽东派他的秘书徐业夫坐着华沙牌小轿车来接自己。深夜了，他们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毛主席的临时住处。记得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平的腿好了吗？”毛泽东指的是１月６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的“智擒王光美”中的一个细节，在那个细节中，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腿受伤了。毛泽东从这个误传的细节出发，似乎表明了他对自己的一点关怀，当时，他有如释重负之感。一路上坐车过来时，他始终惴惴不安，不知道领袖将如何处置他。那天晚上，谈话的气氛显得平和，他向毛泽东提出辞去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的职务，辞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回延安或者老家种田，以能够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当他说完这些话时，毛泽东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将话题岔开，建议他读几本书，毛泽东还推荐了德国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这两本书。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站起身，一直将他送到北京厅的门口。握手告别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回去后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他回到家中，王光美及子女们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急切地等待他带回来毛泽东接见的消息。他对他们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嘱咐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全家人都松了口气，王光美眼巴巴地看着他说：“这下好了。”那天回来，他居然感到肚子有些饿了，王光美又在半夜给他弄了点吃的。毛泽东的接见，给全家人带来了朦胧的期望，好像在云雾浓重时相信天气总会晴朗起来，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远不是这样。
他继续漫不经心地慢慢翻着台历。１月１７日，这页台历上写了四个字：“中断电话。”
那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家里将电话扯断，又将电话机搬走。他抗议说：“你们没有权力这样做，我是国家主席。”然而，没有用。他从此便失去了和外界联系的渠道，也失去了直接和毛泽东通电话的可能。２月４日的台历上写着“刘允若”三个字。那天，他的二儿子刘允若被公安部逮捕。再往下，翻到３月１６日，这页台历上写着“六十一人”四个字。
那一天，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材料》。这个中央文件给他看了，在这个文件中，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成了“叛徒集团”。文件指出，这是刘少奇策划决定，张闻天同意的一个事件，是背着毛主席干的。看到这个文件，他惊呆了，他已经很难将这一切与毛泽东１月１３日接见他时的情景统一起来。
翻到３月３１日的台历，则记下了“《红旗》，戚本禹文章。”这一天，《红旗》杂志第五期刊登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是对他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的批判。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明显恶化了。前几天，４月８日的台历上，写着“《光明日报》社论”几个字。这天，《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打倒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的社论，接着，便有了今天几十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他把台历推到一边，他理不清的是１月１３日毛泽东接见的真正含义。那天，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无法让他得出自己将被打倒的信号。毛泽东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样子显得比文化大革命前更宽厚，更和蔼，讲话中还常流露出宽慰他的口气。临别时握手，毛泽东也握得很和蔼，很嘱托。那么，今天这一切是毛泽东改变了态度，还是其他一些人影响了毛泽东的态度？这样大规模批判的文章，没有毛泽东点头是发不出来的。思路进行到这里，已经山穷水尽无从前进了。再迂回一下，不过是想到毛泽东１月１３日的接见是不是欲取而先纵的策略，以麻痹他要打倒的对手。这个思路一出来，他便慢慢摇了摇头。自己早已失去了任何实权，命运全在毛泽东的一句话中，毛泽东根本无须麻痹他。
眼前流烟飞雾地闪过以往的一些镜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经勃然大怒地对他说道：“我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当时，他没有领会这句话的厉害，现在果然变成现实了。他看了一眼写字台一角自己写的一些检查的底稿和交待自己认识的大字报的底稿，那些底稿最后都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句口号作为结束，从这里就可想而知他现在所处的地位。他希望有一百次、一千次机会来表白自己拥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他越来越多地忘记了自己是国家主席，而常常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已经年迈的老头。
他止不住咳嗽起来，胸口有些憋闷，左肋下也不舒服。他慢慢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今年他已经六十九岁，再过一年，就七十了。他从来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想着还有多少年可以做多少事。现在，浑身上下露出的疲惫和衰老甚至让他想到，自己能否活到明年的七十周岁。当他在屋子里站住时，对自己的身体有了非常明确的感觉，他觉出自己心脏已经衰弱，消化系统已经呆滞，全身气血的循环已经枯涩。当他在屋里慢慢走动时，他很难将一身衣服挺拔地架起来。文化大革命让人难以承受的不仅是政治上的打击，还有肉体上的打击。一想到随时可能被揪斗，被勒令弯腰，被罚站，被揪上批判会，他就不免胆战心惊。一个再了不起的政治家面对这样具体的打击，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当造反派揪着他在走廊里背毛主席语录时，当造反派让他和王光美站到桌子上弯腰接受批斗时，自己只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那时，他也便想到，这个年龄的老头在农村已经是老态龙钟地柱着拐杖了。
这样想着，他再一次觉出自己的身体与身上穿的衣服不配套了。他看了一眼旁边柜子上的穿衣镜，镜中的自己十分衰弱地架着一身庄重的中山装。他明白自己的感觉从哪儿来了。他现在穿的浅灰色的中山装是他作为党的副主席和国家主席出场时最常穿的一身衣服，然而，这个已像农村老头一样衰弱的身体架不起这身国家主席的中山装了。这套中山装是朴素的，又是端庄的，他的身体却到处出现了萎缩，他甚至觉得很难挺直自己的脊背和脖颈了。当他在屋里慢慢走来走去时，脚步有那么点小心翼翼怕摔倒的意思，那已经不是国家主席的脚步了。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在政治上，也在身体上、精神上几乎完全被打倒了。
他看了一眼墙上挂的毛泽东的大照片。那是毛泽东在北戴河照的，戴着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