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新论》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钱穆:国史新论- 第18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尾语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这个题目,我特别喜欢“传统”二字,因这传统二字,极端重要。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必然有它的传统,并没有平地拔起,凭空产生,来一个无传统的民族与国家。

  西方人极看重他们自己的传统,如法国有法国的传统,英国有英国的传统,美国有美国的传统,所以英国不全像法国,美国也不全像英国。

  我们东方人,也有我们的东方传统,如中国、韩国、日本,岂不亦各有传统。若我们要学西方人,便也该学他们尊传统的精神,来尊我们东方自己的传统。尊传统并非守旧,在各自传统之下,不妨有各自的新。

  说到政治方面,我们今天要推行我们的新政治,但不该忘却自己的旧传统。换言之,在中国该推行中国的新政治,在韩国该推行韩国的新政治,不该也不能在中国、韩国来推行美国或英国、法国的新政治。

  今再约略言之,推行新政治有三个要点:

  (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民族个性,此即是一民族一国家之传统所在。

  (二)自己社会的现实情况,此因时代而变。

  (三)世界趋势。

  因有前一项,所以必要尊传统。因有后二项,所以传统虽要尊,但必需随时变。但无论如何变,不能丧失了自己的传统。如汉城只能变成一新汉城,不能把汉城变成巴黎、伦敦和纽约、华盛顿。

  但以上所言,说来似易,行之则难。所以在每一民族中,每一国家,必应有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来研究,来倡导。

  此项研究,主要须向自己研究,不贵向别一民族别一国家去抄袭。此项研究,也非短时期急切可待,亦非一两人的智慧聪明所能完成。

  所以政治上层,乃至全社会,须知尊重自己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去自由研究,并随时预备接受他们之指导。

  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该自尊自重,以达自觉自发的阶段,才可有真的救民族救国家的新政治之出现。

  (一九七四年九月韩国延世大学讲演,载《中央日报》副刊) 
 


 
中国知识分子
 
  一

  我在前提到中国知识分子,此乃中国历史一条有力的动脉,该特别加以叙说。

  中国知识分子,并非自古迄今,一成不变。但有一共同特点,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因此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并不向自然科学深入。其知识对象集中在现实人生政治、社会、教育、文艺诸方面。其长处在精光凝聚,短处则若无横溢四射之趣。

  姑置邃古以来,从春秋说起。其时文化已开,列国卿大夫如鲁之柳下惠、臧文仲、季文子、叔孙穆子,齐之管仲、晏婴,卫之蘧伯玉、史鳅,宋之公子鱼、子罕、向戍,晋之赵衰、叔向、韩宣子,楚之孙叔敖、令尹子文、郑子产、吴季札,秦之百里奚、由余,其人虽都是当时的贵族,但已成为将来中国典型学者之原始模样。他们的知识对象,已能超出天鬼神道之迷信,摆脱传统宗教气,而转重人文精神,以历史性世界性,在当时为国际性社会性为出发点。专在人生本位上讲求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而推演到政治设施,决不纯粹以当时贵族阶级自身之狭隘观念自限。但他们亦决不撇开人事,一往地向广大宇宙,探索自然物理。因此他们既无西方宗教性格,亦缺乏西方科学精神,而在人文本位上,则已渐渐到达一融通开明之境界。此后战国平民学者兴起,贵族阶级突然陵替,其间并无贵族平民两阶级间之剧烈斗争,而列国封建经两三百年的过渡,即造成秦汉大一统。此等历史业绩,推溯根源,春秋时代贵族学者之气度心胸,与其学识修养之造诣,亦与有大功。不是战国推翻了春秋,乃是春秋孕育了战国。

  战国学者多从平民阶级崛起,但当时距春秋不远,他们在生活上、意识上,几乎都沾染有浓厚的贵族气。他们的学术路向,依然沿袭春秋,以历史性、世界性、社会性的人文精神为出发,同时都对政治活动抱绝大兴趣。在上的贵族阶级,也多为他们开路,肯尽力吸引他们上进。他们亦几乎多以参入政治界,为发展其对人生社会之理想与抱负之当然途径。而讲学著书,乃成为其在政治上不获施展后之次一工作。孔子专意讲学著书,乃属晚年事。墨子亦毕生在列国间奔跑,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都是忙于希求参加政治活动。孔、墨以下,此风益甚。总之,他们的精神兴趣,离不了政治。

  即如庄周、老聃,最称隐沦人物,但他们著书讲学,亦对政治抱甚大注意。即算是在消极性地抨击政治,亦证明他们抛不掉政治意念。此亦在中国历史传统人文精神之陶冶下所应有。我们姑称此种意态为上倾性,因其偏向政治,而非下倾性,因其不刻意从社会下层努力。在当时,列国交通,已形成一世界型的文化氛围。如陈仲子之类,即使埋头在小区域里,终身不顾问政事,但风气所趋,大家注意他,依然使他脱不掉政治性。政治的大门已敞开,跃登政治舞台,即可对整个世界即全中国全人类作文化上之大贡献,哪得不使这一批专重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跃跃欲试?

  他们的生活与意气亦甚豪放。孟子在当时,最号称不得意,但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所见如梁惠王、齐宣王,都是当时最大最有权势的王者。若肯稍稍迁就,不在理论上高悬标格,何尝不是立谈便可至卿相。在百万大军国运存亡的大战争中,一布衣学者发表一番意见,可以影响整个国际向背,如鲁仲连之义不帝秦。此种人物与意气,使后代感为可望而不可接。无怪战国一代,在中国史上,最为后代学者所想慕而乐于称道之。

  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可知中国学者何以始终不走西方自然科学的道路,何以看轻了像天文、算数、医学、音乐这一类知识,只当是一技一艺,不肯潜心深究。这些,在中国学者间,只当是一种博闻之学,只在其从事更大的活动,预计对社会人生可有更广泛贡献之外,聪明心力偶有余裕,泛滥旁及。此在整个人生中,只当是一角落,一枝节。若专精于此,譬如钻牛角尖,群认为是不急之务。国家治平,经济繁荣,教化昌明,一切人文圈内事,在中国学者观念中,较之治天文、算数、医药、音乐之类,轻重缓急,不啻霄壤。因此治天文、治算数的,只转入历法方面,俾其有裨农事。如阴阳家邹衍一辈人,则把当时仅有的天文知识强挽到实际政治上应用,讲天文还是在讲政治原理,讲仁义道德,讲人文精神。至如音乐之类,在中国学者亦只当作一种人文修养,期求达到一种内心与人格上理想境界之一种工具。孔子最看重音乐,他对音乐看法即如此。放开一步,则用在人与人交际上,社会风俗陶铸上,还是一种工具,一种以人文精神为中心向往之工具。因此在中国知识界,自然科学不能成为一种独立学问。若脱离人文中心而独立,而只当是一技一艺,受人轻视,自不能有深造远至之望。

  不仅自然科学为然,即论政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中,亦决不该为政治而政治。政治若脱离人文中心,连一技一艺都不如。张仪、公孙衍之徒,所以为孟子极端鄙视,其意义即在此。而孔、墨、孟、荀,又将为荷??丈人及庄周之徒所诽笑,其意义也在此。当知庄周等看不起儒、墨政治活动,亦由人文中心着眼。只在其对人文整体看法与儒、墨不同,其实是仍站在人文圈内,并非站在人文圈外,根据超人文的眼光来批评。如是则级级提高,一切知识与活动,全就其对人文整体之看法,而衡量其意义与价值。因此在中国传统知识界,不仅无从事专精自然科学上一事一物之理想,并亦无对人文界专门探求某一种知识与专门从事某一种事业之理想。因任何知识与事业,仍不过为达到整个人文理想之一工具,一途径。若专一努力于某一特殊局部,将是执偏不足以概全,举一隅不知三隅反,仍落于一技一艺。而且属于自然科学之一技一艺,尚对人文整体有效用。若在人文事业中,割裂一部分专门研求,以一偏之见,孤往直前,有时反更对人文整体有害无益。

  孔门弟子,如子路治兵,冉求理财,公西华办外交,皆有专长,但孔子所特别欣赏者,则为颜渊,颜渊不像是一个专才。墨家对机械制造,声光力学,都有相当造就,但墨子及墨家后起领袖,仍不专一注重在这些上。战国很有些专长人才,如白圭治水,孙吴治兵,李悝尽地力之类,但为知识界共同推尊蔚成风气者,也不是他们。当时知识界所追求,仍是关涉整个人文社会之全体性。若看准这一点,则战国知识界,虽其活动目标是上倾的,指向政治,但他们的根本动机还是社会性的,着眼在下层之全体民众。他们抱此一态度,使他们不仅为政治而政治,而是为社会而政治,为整个人文之全体性的理想而政治。因此他们都有一超越政治的立场,使他们和现实政治有时合不拢。纵使“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孔子、墨子始终没有陷入政治圈内,常以不合自己理想条件,而从实际政治中抽身退出,再来从事讲学著书。但他们在内心想望中,仍不放弃政治,仍盼望终有一天他们的理想能在政治上实现。此种态度,即庄周、老聃亦不免。他们一样热望有一个理想政府与理想的政治领袖出现。因此战国学者,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则常是消极不妥协,带有一种退婴性。这一意识形态直传到后代,成为中国标准知识分子一特点。

  政治不是迁就现实,应付现实,而在为整个人文体系之一种积极理想作手段作工具。此一人文理想,则从人生大群世界性、社会性、历史性中,推阐寻求得来。此一精神,在春秋时代尚是朦胧不自觉的,直要到战国,始达成一种自觉境界。他们的政治理想,乃从文化理想人生理想中演出,政治只成为文化人生之一支。这一理想,纵然不能在实际政治上展布,依然可在人生文化的其他领域中表达。主要则归本于他们的个人生活,乃及家庭生活。孔子《论语》中已说:“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是说,家庭生活亦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亦就是政治理想,以其同属文化人生之一支。因此期求完成一理想人,亦可即是完成了一理想政治家,这是把政治事业融化到整个人生中而言。若单把政治从整个人生中抽出而独立化,即失却政治的本原意义。要专意做一个政治家,不一定即成为一理想人。《大学》直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而归宿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庄周亦说“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是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亦只在实现人生文化理想。此种理想,必先能在各个人身上实现,始可在大群人身上实现。若这一套文化理想,并不能在各个人身上实现,哪有能在大群人身上实现之理?因为大群人只是各个人之集合,没有各个人,即不会有大群人。

  人生本来平等,人人�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