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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他母亲了。
“奥希恩教授,您所表达的这些忧虑是实实在在的,而我不敢保证,我能给您一个实质性的回答。当然,关于历史,您的看法是正确的。只是在晚近,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或两百年间,善待动物才成为一种社会规范。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对动物的关心是那些更加广泛的大慈大悲的延伸———对奴隶的,孩子的,还有其他人的命运,我们向来非常关心。因此,您把关心动物的历史跟人权的历史联系起来,也是正确的。
“不过,‘善待动物’这一观念———在此,我是在全面的意义上,使用‘善待’这个词的,因为我相信,我们全都属于同类,具有同样的本性———已经广为传播,比您所想到的传得更广。比如,养宠物决不是西方本有的时尚:最初去南美洲的几个旅行家撞见一些人类的聚居地,在那些地方,人与动物乱糟糟地杂处在一起。当然,全世界的孩子都喜欢跟动物在一起,这是相当自然的事。在他们看来,在人与动物之间,没有任何界线。而我们不得不教他们知道这界线,正如我们不得不教他们知道:杀死并吃掉动物,是完全正当的事。
“让我回过头来讲讲笛卡儿。我只想说,他之所以见到动物与人类之间关系的断裂,是因为他掌握的资料不全。在笛卡儿时代,对体形较大的猿猴或等级较高的海洋哺乳动物,科学家们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几乎没有质问那个动物不会思考的假设。当然,那时的科学家也没有办法弄到化石记录;化石记录能显现不同等级的生物,其种类由比较高级的灵长类动物扩展到类人猿。我们应该指出,在人类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把类人猿灭绝了。
“西方文化有自负倾向,我承认您在这一点上的主要看法,但同时,我认为,那些率先把动物生命产业化、把动物肉商业化的人,应该站到前沿上,来弥补这种自负所造成的后果。”
奥希恩发表了他的第二个论点。“在我阅读科学文献的过程中,”他说,“我曾力图证明,动物能够作出策略性的思考,能够具有综合性的概念,还能够进行象征性的交流;但是,我的努力成功得很有限。比较高等的猿猴在表现得最好时,也只相当于一个语言能力低下的人,一个有着严重的智力障碍的人。诚如是,那么,我们是否完全有理由认为:动物,甚至是那些比较高等的动物,都属于另一个自有其法律和道德的王国,而不应该被列入这个让它们灰心丧气的低于人类的种类?传统的看法认为,动物不能享有合法权益,因为它们不是人类,甚至连像胎儿那样的准人类都不是;在这一看法中,难道就没有一定的智慧?在我们制定出一些对待动物的法规之后,就像目前这样,让这些法规变得可行,并在我们对待动物时得到实施,这是否比空谈动物的各种权利,更加有意义?动物们不会要求也不会执行甚至不会理解这些权利。”
轮到他母亲了。“奥希恩教授,因为我首先想要质问这整个的有关权利的问题,还要质问我们是如何取得这些权利的;要让我充分地回答您的问题,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所以,就让我只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吧:您的结论是,动物都很低能;那使您得出这一结论的,是科学实验,而科学实验完全是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如果您能找到走出迷宫的路线,科学实验就会看重您的能力;但是科学实验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如果那个设计迷宫的人被空投到了婆罗洲的原始森林里,他或她在一周之后就会饿死。请听我进一步的阐释。作为一个人,如果我被告知,在这些实验中,那些用来衡量动物的标准本来是用于人的;我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低劣的是这些实验。行为科学家设计了这些实验,并宣称,我们只有通过创建一些抽象模式,才具有理解能力,并进而应用这些模式来反对现实。多么荒谬啊!我们是通过让自我和自我的智慧沉浸在复杂的事物之中,来理解那些事物的。行为科学畏怯复杂的现实,有些东西就会因此而自动失效。
“由于动物不会说话,脑子又笨,它们无法为自己争辩,我们应该考虑一下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情况。当阿尔贝·加缪在阿尔及利亚,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祖母吩咐他,到他们家的后院去,从笼子里抓出一只母鸡来。他把一只母鸡抓给祖母,然后看着祖母用菜刀砍掉了鸡头,把鸡血放在碗里,这样地板就不会被弄脏。
“那只母鸡在死前大声呼叫,叫声深深地留在了男孩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因此,在1958年,加缪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檄文,抨击砍头这种极刑。结果,在法国,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备受争议的刑罚被取消了。那么,谁能说,那只母鸡不曾说话呢?”
奥希恩说:“经过深思熟虑,我要作出下面的申述;这可能会让人想起某些跟历史有关的事件,我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相信,生命之于动物,不像之于我们人,那么重要。当然,动物跟我们一样,对死亡,会进行本能的抗争。但是,它们不理解死亡;而我们人类是能够理解死亡的,或者至少可以说,这种理解是失败的。在我们人类的头脑里,在我们死亡之前,想象力会逐渐消亡。这种想象力的消亡———在昨天的演讲中,您曾描绘过这种情景———是我们害怕死亡的根由。在动物身上,这种恐惧意识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因为,动物们根本没有作出理解灭绝的努力,也就谈不上理解的失败和控制的失败。
“对动物来说,死亡是生命的延续。有些人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只有在他们中间,我们才会见到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会把它投射到包括动物在内的其他东西上去。动物们活一段时间,然后死掉:就这么回事。因此,把屠夫杀死一只鸡跟刽子手杀死一个人相提并论,是严重的错误。两者是不可比的,因为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级别,程度也不一样。
“这使我们想到残忍这个问题。由于生命之于动物,不像之于我们人这样重要;我想说,杀掉动物是正当的。关于这一点,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即,动物没有不朽的灵魂。另一方面,我认为,无缘无故的残忍行为是不正当的。因此,真正合适的做法是,我们应该鼓励大家像对待人一样地对待动物,哪怕,或者说,尤其,是在屠宰场里。很久以来,这一直是动物福利组织的目标,为此我向他们致敬。
“在保护动物权利的运动中,在我看来,我们对动物的关心的本质是极为抽象的。我最后想说的就是这一点。我要说的话听起来很刺耳,我想提前向演讲者表示歉意;不过,我相信,我有必要把话说出来。
“我看到,在我周围,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喜爱动物的人;让我抽出其中的两种。一种是猎手,他们衡量动物价值的标准是非常基本的、不假思索的。他们会花费数小时,观察动物,然后追踪动物。在他们把动物杀掉之后,他们会品尝肉的美味,并从中得到乐趣。另一种是跟动物几乎没有直接接触的人,或者,至少不接触那些他们挂虑着要保护的种类,比如家禽和家畜;但是,他们想要让所有的动物都过上———在经济真空中———乌托邦生活,所有动物都靠奇迹生活,谁也不把谁当猎物。
“这两种人,我想问,谁更爱动物?
“我们鼓吹动物权利,包括动物的生存权;正是因为这种鼓吹太抽象,所以,我发现,它是不可信的,并且,说到底,是无用的。那些支持这种鼓吹的人大谈特谈,要我们跟动物共享一个生活空间;可是,他们跟动物相处得怎么样呢?托马斯·阿奎那说,人与动物之间的友谊是不可能的,我基本上同意这种说法。无论是跟火星人,还是跟蝙蝠,你都做不成朋友;原因很简单,你跟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实在太少。我们当然可以‘希望’有一个与动物共处的空间,但这跟真的与动物生活在一起,不是一回事。这只是人类堕落前的一种渴望。”
又轮到他母亲了,这是最后一轮。
“任何人说,生命之于动物不如之于我们人类那样重要;他肯定不曾看见动物在自己的手里挣扎求生的情景。那动物把整个生命都投入到这场挣扎之中,没有任何保留。如果您说,在这场挣扎中,没有意识中或想象中的恐惧感;那我就同意您的说法。在动物的生命中,没有意识中的恐惧感:它们的整个生命都在活生生的血肉之中。
“如果我没有使你们信服,那是因为我的话缺乏说服力,不能使你们充分了解整个动物的生命及其本质;这种本质具体可感,与知识无关。因此,我敦促您读点诗歌,因为诗人把那种活生生的、带电的生命体验带到了语言之中。如果诗歌没有感动您,我劝你跟野兽肩并肩走一走,看着它被刺倒在那条通向刽子手的斜道上。
“您说,死亡之于动物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动物不理解死亡。在我为昨天的演讲作准备时,我曾读过一些哲学家的书;现在我想起了其中一位的话。如果这是人世间的哲学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我对自己说,我宁愿到马群中去生活。
第四课第四课 动物的生命之二(5)
“这位哲学家问道,严格说来,我们能否说,一条小菜牛失去了母亲?这条小菜牛是否充分认识到了母亲这层关系的重要性?它是否充分认识到了缺乏母爱意味着什么?最后,它是否充分认识到了它已经失去母亲,并意识到了这种失落的感觉?
“一条小牛犊还没有掌握‘在’与‘不在’、‘自我’与‘他者’这些概念———因此就有人争论说———严格说来,我们并不能说,它失去了什么。严格说来,为了失去什么,它首先得上哲学课。这是什么样的哲学呢?我说,把这样的哲学抛开吧。它那些微不足道的辨别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哲学家说,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别取决于你是黑人还是白人;另一个哲学家说,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别取决于你是否知道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区别。对我来说,他俩之间的相同之处要多于差异之处。
“通常,对那些排外的姿态,我都很警惕。我认识一位显赫的哲学家,他宣称,他只是不喜欢把动物和吃肉的人放在一起探讨。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也会走到那样的地步———坦率地说,我没有这份勇气———不过,我必须说,我不会煞费苦心地想去见这位绅士,我刚才还在引用他的书呢。具体说来,我不愿意劳烦自己,去跟他一起吃饭。
“我是否乐于跟他讨论思想?这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当双方拥有共同的立场时,讨论才可能进行。当敌对双方针锋相对时,我们说:‘让他们坐在一起讲理吧,通过讲理,他们可以弄清双方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分歧,从而能靠得更近些。他们在表面上可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至少他们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