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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武堂原是清光绪年间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所设，训练陆军巡防和八旗武员，是东北唯一受新式陆军训练的军校。1919年，张作霖为增强军事势力，培植奉军军官，特拨巨款重办讲武堂，课程设置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差无几，张作霖自兼监督，他切盼张学良能获得军事学识，很希望学良第一期就入学。他怕张学良不去，又怕他吃不了苦，受不了军纪约束，于是用“激将法”对张学良说：“你甭去了，去了怕给我丢脸。”果然此计很灵，自尊心极强的张学良就是受不得激，他决心进讲武堂，并且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表现，让父亲刮目相看，于是，张学良就进了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
从此天马行空惯了的张学良，举止行动乃至饮食起居都严格按照章法，张学良学习很勤奋，除了规定的战术、军制、兵器、地形、交通、筑城这六大军事课程外，每天还有作五十里路急行军练习，训练非常繁重。张学良的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是名列榜首，其他学生不服气，误以为是他沾了父亲的光，校方有意偏袒。学校知道后，有一次就采取突然袭击，教育长熙洽亲自监考，要学生全部调换位置，当堂出了四道题，结果只有张学良一个人全答对了，这次考试解除了学生们的误解。其实奉军的中、下级军官都是行伍出身，文化素质很差，有的甚至从未读过书，而张学良本就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再加上天资聪明，学习刻苦，学习成绩自然是鹤立鸡群了。
一年后，张学良以炮兵科第一名的成绩从讲武堂毕业，被授予陆军炮兵上尉衔，任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从此正式踏上了军旅之路。
晚年张学良曾自嘲地说：“我希望学医，成为救人的医生，结果倒成了杀人的军人。”
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3、青年会的热心人
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张学良开始希望能够学习一门外语，当时奉天城是东三省的军政和文化中心，那里有许多日本、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的租界及领事馆和商务代办机构。特别是日本，不仅有总领事馆，还有警察署、独立守备队、特务机关等。但张学良没有选择学习日语，他首先学的是英文，老师是奉天交涉署英文科科长徐启东。以后，经同学周大文和医师杜泽先介绍，张学良结识了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许多人物，该会的总干事美国人普赖德便成了此时张学良的英文教师，张学良为青年会所吸引，逐渐成为该会的活跃分子。
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开始筹办于1914年，张学良入会之前，该会仅有狭窄的十几间租赁房屋作临时会所，游艺室很小，与北京、天津、上海青年会的规模无法相比。开展的活动也很有限，仅有英文夜校和周末的讲演会。尽管条件简陋，但夜校的英文课程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因此办得很有生气，极受青年人的欢迎。青年会的经费，除了外籍干事由各该国供给外，其余全都依靠募捐，草创时期，筚路蓝缕，进项极少。
自从张学良加入青年会，并成为其中的中坚分子以后，它的面貌便大为改观。张学良对公益事业十分热心，他入会后，自作董事并拉来许多东北名流加入，还与地方当局商洽请拨会址。每次募捐，张学良总是踊跃打头阵，自任队长，穿着紫衣玄裳，手拿大把物品，在会场往来穿梭，逢人就劝说购买，高呼“密斯特”，最为活跃。只要有他参加，募捐的收获必定丰厚。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青年会的业务蒸蒸日上，终于正式宣告成立，盖起了一幢三层大楼，教室、游艺室、讲演大厅等应有尽有，设备也很齐全，足以与京津沪会所媲美。
青年会成为当时奉天最时髦的地方，是少年张学良最早与社会的接触，他用不纯熟的英语，求教于普赖德，普赖德每天教张学良两个小时英语，还附带介绍世界知识，西方风俗习惯，张学良的思想见解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倾向西方化。除普赖德外，张学良还结识了不少外国友人，其中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和教育界人士，如苏格兰人邱树基、丹麦人华茂山、文汇书院派克尔夫妇和在奉天西方人中声望最高的惠特等。
张学良在青年会学会了跳舞、打网球、玩高尔夫球，后来又学会了开汽车、驾驶飞机，他开始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青年会里，张学良如鱼得水，享受着在家里得不到的乐趣，呼吸着传统式中国家庭所缺乏的自由气息，他越来越喜欢这里的所有活动。当时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在外面已经小有名气，能够邀请到许多社会名流、学者文人来作讲演，每当这时，张学良总要参加听讲，并且在大帅府里铺张一番，隆重招待。基督教青年会上海总会的余日章、北京总干事陈敬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都曾经先后来沈阳讲演，其中张伯苓的演讲给少年张学良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爱国思想自此萌生。
那天张伯苓先生讲演的题目是《中国之希望》，面对内忧外患，张伯苓先生大声疾呼：“中国不亡吾辈在”，张学良一听很生气，当即反驳说：“有我在，中国就亡不了，你这是讲的什么，你把你自己想成什么人了！”在张学良看来，张伯苓虽然是社会名流，有很高的地位，但他毕竟不过只是一校之长，无财无权更无一兵一卒，一介书生居然敢说“中国不亡吾辈在”，这大大刺激了年少气盛的张学良，在他看来，这样的话由自己的父亲张作霖来说，那还差不多。张伯苓看着这个因发怒而涨红了脸的年轻人，回答说：“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有了自强，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要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随后，张伯苓又特别强调了中国青年应负的责任，呼吁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从自己做起，发愤图强，报效祖国。这一番大义凛然的道理，非比寻常，极大地震动了张学良，如同醍醐灌顶一般，张学良突然意识到以往他只不过是在父亲张作霖大力庇护下的一个纨绔子弟，他下定决心，不能再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公子哥儿了，他想：我必须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从此，他立志救国，从风流倜傥的少年公子，转变为奋发有为的热血青年。对于这番领悟，张学良后来曾撰文写道：“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宰割，无复希望矣。及于辽宁青年会聆听贵校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云云。我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我之有今日，张伯苓先生一言之力也。”
青年会的日久熏陶，使张学良在精神、思想、礼貌、习惯等方面均受益匪浅，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本人幼年读书，与社会接触，其后到社会上服务，颇得青年会之助力。”
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4、列名四公子之首
张学良既不是世家子弟，亦非名门之后，却列名民初四公子之一，与孙中山之子孙科、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卢永祥之子卢筱嘉齐名，他风流倜傥，潇洒豪爽，翩翩风度，无人能及。
作为当时奉天炙手可热的大军阀张作霖的长公子，张学良并没有作威作福、盛气凌人、横行霸道的恶习，也不似一般纨绔子弟般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相反，他为人正直，性情豪爽，乐善好施，待人宽厚，而且文武双全，情趣高雅，确有文儒雅士之风。
张学良酷爱书画，精于鉴赏。在奉天时期，他就从各个渠道不惜重金收购古字画，每得佳作，便把玩不已，欣喜若狂之情溢于言表。帅府二楼特别辟出一间作为储藏室，专门收藏各类精品，以山水画居多，松竹梅鹤为题材的，也不在少数。张学良的收藏中赝品极少，四王吴恽不足为奇，宋元名迹方称珍品，其最出色的藏品有：《王大令法书真迹》，为沈观裔氏旧藏，驰名海内；黄鹤山樵写《林泉清集图》，有董文敏题跋；沈石田《荷香亭》图卷，明贤题跋甚多，堪称绝品；另有沈石田着色花卉一卷，也极精美，有数段王觉斯蝇头小楷题跋，可谓双绝；赵文敏公六札，书法直逼王右军；又有石谷为安仪周所作《松鹤》图卷，别致而有味，百数鹤群飞绕松林，各个姿态不同，画意脱尽凡俗，是石谷作品中杰中之杰。他极珍爱，观赏时，轻手轻脚徐徐将画展开，细细玩味，啧啧称叹。赏毕每幅画都复盖宣纸，小心翼翼地放归原处。
书法张学良师从黄庭坚，喜作篆书和钟鼎文。闲暇时，爱读唐诗，孟浩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与京剧因缘深厚，是个不折不扣的票友，自称“戏包子”，奉天帅府里，逢年过节、庆寿，常常邀戏班名伶唱“堂会”，连唱三天方歇，“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都被请到帅府唱过戏。张学良不仅爱看京戏，还学唱京戏，《捉放曹》中的一段流水板：“多蒙老丈美言讲，知恩不报非栋梁，七品的郎官成何样，同奔原为汉家邦”是他最为得意的拿手戏，唱得烂熟。《武家坡》也唱得很流利。《空城计》一段散板“先帝爷白帝城叮咛就，我诸葛保幼主岂能无忧，但愿得此一去扫平贼寇，也免我亲自去把贼收”，为著名票友琴师陈彦衡先生所教，也是张学良的得意之段。
与旧中国一般的文人雅士不同，张学良身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很深，他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不排斥西方迥异的生活方式，在他的各种情趣爱好中，有着明显的西化倾向。学习西方、崇尚西方的一切事物，在民初是进步、上进、时髦的表现，张学良大胆尝试，独领风骚。他爱打网球，沈阳国际俱乐部是他必去之处，他与外国友人在此竞赛，擅长发球的他常常因发球得分而获胜。张学良发球技艺特别高，他发球时身子稍一弯，一拍抽下去，球就像箭一样落向对方，落地后球不往高处跳，多数是擦地而过，叫对方接不住。张学良后来还将奉天清故宫十王亭前的广场辟为网球场，到故宫参观的人常能欣赏到张学良的球艺和英姿，观者无不赞叹：“打得真不错！”当年东南亚网球名将林宝华应邀来奉表演比赛，张学良也和他对打一场，虽未获胜，但与名手能打几十个回合，应付裕余，也颇有水平。1928年9月，张学良还在大帅府网球场主办了旅奉外侨国际网球竞赛，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日本等国外侨参加，张学良也挥拍上阵，打得不亦乐乎。高尔夫球也玩得不错，每隔几天张学良就会去球场过过瘾，他击球很准，不出几个小时便能通过全局，常令同赛者叹为观止。当时奉天城内，网球和高尔夫球是很时髦的东西，很少有人会玩，更别说精通，因此张学良潇洒的身影往往格外引人注目。另外，张学良还精于桥牌，常有出奇制胜之招，让对手捉摸不定，防不胜防，心甘情愿地认输。
张学良是一个军人，自然也有军人板正严肃、不苟言笑的一面，但那是官场和战场上的他。在日常生活中，张学良是个文采风流的青年军人，无拘无束，富有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