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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宋二人离去后，张学良百感交集，父仇未报，家乡已失，被迫下野，兵权易手，今后26万东北军何去何从？张学良深感对不起东北3000万父老，对不起东北军将士，对不起张氏宗族，心里委屈难受，心情万分沉重，再也忍不住，伏枕嚎啕大哭起来。副官谭海见状，赶紧找来秘书王卓然和顾问端纳，一起安慰张学良。
端纳上前，“少帅，要做一个大丈夫，要勇敢和坚强。”
王卓然接着说：“副司令，你还记得老子的话吗，‘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辞职下野，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要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都不能胜任，那时失败，还不如这时痛痛快快地走掉，把病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劝导，突然只见张学良一跃而起，仰天狂笑，把两人吓了一大跳。张学良拉着王卓然和端纳坐到他的床前，说：“我是闹着玩的，吓你们呢！”接着，他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外交涉。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我来讲讲，大家开心。话说从前有一个财主，夜里遭土匪抢劫，土匪持刀并要杀人。财主跪地求饶，说要什么都行，只要饶他一命。土匪看他老婆长得还好，就说，这样吧，我玩你的老婆，你跪在一边叩头，叩得好，就饶了你的命。财主连声答应，待土匪尽兴席卷财物而去后，财主老婆起身整衣哭骂财主说，哪有你这样无耻的人！我被贼作践，你应拼命救我，怎么还在旁边一个劲地叩头呢？财主说，你别哭，你哪知我们还占了便宜呢！财主老婆大哭说，老婆被奸污，你还有什么便宜可占？财主说，当你们最紧张最忙乱的时候，贼顾不上看我，我少叩了许多头，岂不是占了便宜！”
讲完这个嘲讽南京政府对日屈膝的外交政策的笑话，张学良转头对王卓然说：“老王，你好好翻译给端纳先生听，问他若有这样的便宜交涉，他干不干？我说这位财主最好去当外交部长，好与黄郛唱双簧。”
回到北平顺承王府，张学良沉思着对王卓然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辨。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来给我。”
子夜2时，王卓然将林肯原文找出，“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远”，张学良久久不语，若有所思。
翌日，张学良召开了师长以上军官会议，向大家宣布他辞职出国的消息。到会军官个个忿忿不平，同声反对他下野。有的主张与蒋介石讲理，有的则主张干脆造反，一时间，群情激愤到极点，张学良竭力劝阻部下，不许他们轻举妄动，他说：“我同意到国外走走，不久就会回来。我为什么在国难家仇这样严重的关头离开你们，离开袍泽？这不用讲，你们都明白。我走之后，你们要好好干，要保存东北军这一点实力队伍，作为抵抗日本、收复东北的基本力量。我们不收复东北，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对不起东北三千万老百姓。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地盘儿，交孝侯（于学忠）负责，流亡关内的东北老乡很多，已无家可归，要照顾这些人。大家要顶住日本人的进攻，保牢河北这块地方。”
3月11日，张学良向全国发表了下野通电，此一通电，字里行间，充溢着依依惜别之情，拳拳报国之心。而对于他的苦衷，却只字不提，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把一切过失都承担下来，甘为蒋介石充当替罪羊。
张学良为人，一向坦率直爽，崇尚信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蒋介石，他诚心实意，顾全大局，竭力维护他的地位，从前如此，在他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后，仍然如此，他从不肯诋毁、诽谤蒋介石一句，就在他下野前，他还谆谆叮嘱部下说：“此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也就是对不起我。”
也许张学良想通过这次下野进一步密切与蒋介石的关系，1929年夏，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北京相会，蒋曾对张说：汉卿，你比我年轻（14岁），你东北几十万兵都是讲武堂毕业，武器装备也好，有空军，有海军，比我有力量。我只有10万黄埔军校的士兵能打仗。现在我领导着先打个基础，将来国家成功了，我岁数也大了，还得你来领导。张学良当即表示，自己无意当全中国的领导人，只想保住东北。话虽如此，但如今东北已经丢失，张学良不能不对蒋介石的那番表白怦然心动。而且，张学良下野出国前夕，蒋介石把他们两人比作同舟共济的一对难兄难弟，难免让张学良产生亲如一体的幻觉。他的下野出国可以说是为蒋介石做的牺牲。
然而，政治从来都不是温情脉脉的礼尚往来，蒋介石爬上南京最高权力宝座以后，与各地方实力派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惯了，张学良的忠心、坦诚并没有换来蒋介石的投桃报李。张学良信蒋介石太深，后来他遭受到半个多世纪的幽禁，未始没有这个原因在内。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3、“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1）
“蒋先生和我在感情上是兄弟，但我们俩在政策上不一样。”
“我同蒋先生当时争论的问题是，他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
“当然目的不同。这个很清楚。先对外作战，对外自然就能安内。蒋总统是先安内，以后再攘外。就是这样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同的。”
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如此评价当年他跟蒋介石在剿共和抗日上的争执。
1935年9月，张学良被蒋介石调往西安，担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在与红军作战中，连连挫败，对蒋介石的“平定内乱的国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开始“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官拜一级上将，身任“剿匪司令”，但却心想“抗日还乡”，他嘱咐部下，尽量避免与红军交火，并对友人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匪’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他预感到“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地收复，对外一省一省地退让，必遭广大群众的唾弃，结果政府将与国家同归于尽。”因此他说：“我们惟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族与日寇拼命。”他主张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原则，仿照孙中山先生的先例，对共产党“也应当能容”。
所以，张学良在西北一面和共产党交朋友，达成“停止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的协议；一面又与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确定了退出内战、联合抗日的方针。
从1936年7月起，张学良开始频频向蒋介石“诤谏”上书，规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如石沉大海，毫无结果。然而，不断飞来的情报，不断演化中的西北，使蒋介石终于决定御驾亲征，亲赴西安视察、督战。
10月，蒋介石以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身份，偕宋美龄飞抵西安。蒋介石知道西北的事不太好办，他没有采取强硬之法，而是声称“避寿”，要各地走一走。蒋介石在西安故意装出忙里偷闲的姿态，登华山，游终南，看秦陵，逛骊山，到处游山玩水，纵览西岳风光。然而，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看似闲庭信步，其实处处玄机，游华山时，蒋介石指点着“远而望之若花状”的华山，一语双关地说：“西岳之胜在于险，一有失误，便会掉到万丈深渊里。”张学良当然明白蒋介石说的是什么意思，然而，他心里却是另外一番滋味。站在巍峨的华山之颠，向北望去，祖国的东北正在遭受日寇的蹂躏，何日收拾旧山河？他的心情复杂万分，一首七言绝句脱口而出：
偶来此地竟忘归，风景依稀梦欲飞。
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
蒋介石尽量装出一副轻松悠闲的样子，但他总免不了要时时敲打张学良，他装做不经意地问张学良近来看些什么书，张学良直言不讳，说自己最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辩证唯物论》，一本是《政治经济学》。蒋介石闻言大惊，对他所获得的情报已经得到应证，他训斥道：“这些书都是苏联人写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最后一句刚出口，他又改口道：“你该好好读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你把这些书读通了，就能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辈子都受用不尽。”张学良心下大不以为然，又不想辩解，只好一笑了之。此番试探，蒋介石印证了张学良不愿剿共的原因。
数日后，蒋介石收起了无事一身轻的逍遥之态，开始着手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对红军作战，当他询问西北剿共和陕西的政治情况时，张学良趁机陈述说：“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请委座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并恳切地说明，这不单是他个人的看法，也是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希望，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厉声说：“风吹草低，兵随将走，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就不会动摇。”杨虎城婉转地说：“我个人服从命令不成问题，只是部队抗日情绪高昂，剿共士气低落，很值得忧虑。”张学良也争辩说：“打内战是调动不灵了，要打日本，我保证调动自如，锐不可当。”蒋介石断然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我叫你死，你就得死，不要问为什么！”
过了两天，张学良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蒋介石又训斥说：“抗日之事，不要偏听共匪蛊惑。士气问题，我来解决。”为了彰显自己坚定的剿共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蒋介石径直前往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他一上台就搬出他那套忠孝礼义廉耻的哲学信条，大谈“军人首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的道理，接着又大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外敌不除便无法抗击外敌的谬论。他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是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又重申：“共产党不以民族为本位，不论其标榜如何，政府坚决贯彻‘戡乱’方针。”蒋介石这番训话，显而易见，不光是说给受训军官的，更是对张学良、杨虎城等的再次警告。
10月28日，张学良利用谒见蒋介石的机会，再一次要求停止内战，带兵赴前线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还强调中国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就必须联合苏联，共同抗日。蒋介石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并说直到中国土地上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被消灭，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被关进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