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张学良：既然来京待罪，就得作出一点样子，应有个书面请罪的表示。张学良以为蒋介石要他写请罪书，不过是为自己下台阶的例行公事，因而毫不迟疑地一挥而就，殊不知，这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刀柄。
27日一收到张学良的请罪书，蒋介石马上迫不及待地将其与自己就此事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呈文一并递上，并装模作样地要求对自己“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对张学良则要求“依法办理”。为此，国民党中央于12月29日举行了第31次和第32次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会者都颇能领会蒋介石的苦意，对张学良群起而攻之，对张学良“请罪”一节，未经讨论即作出“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
由此开始，几天之内南京上演了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审判、特赦、管束的闹剧，蒋介石为了给外间以“伟大人格”的形象，对此早有周密的安排，哪些事由他出面，哪些事由别人出面，他早就心中有数，成竹在胸。
张学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面对的将是军委会的军事法庭，临来之时对于有人可能要为难他，他早有所闻，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却没有想到事态会如此严重，中央竟会对他进行军法会审。他百思不得其解，来到南京后，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面子，使这场事变有个完美的结局，他对蒋介石可谓是惟命是从——让杨虎城放人，放飞机，写请罪书，领受社会舆论的斥责等等，只要是蒋介石希望他做的事他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是，住进北极阁的短短五、六天中，他渐渐发现事情并不象他想得那么简单，出门拜客虽是自由的，暗中却总有特务的监视，戴笠也不时来坐一会儿，先是要他写请罪书，现在竟敢当堂审讯。
张学良愤慨极了，他知道出庭审判，将意味着失去主动权，他在国人心目中将成为被告，从此，他便成为蒋介石任意宰割的对象。在愤慨的同时，他对蒋介石背信弃义产生了痛恨之情，他感到诧异，言而无信者还敢侈谈“人格”，自他看到那篇所谓“训话”起，便开始有了这种感觉，他不敢相信，流言、欺骗竟出于道貌岸然的领袖笔下！
同样感到愤慨的是宋子文，当初是他信誓旦旦地对张学良下过保证的，言而无信的蒋介石将他推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他只得再次向张学良拍着胸脯保证：审判仅仅是走走形式，审判一完，就马上宣布特赦。为了表明他的诚意，他表示将陪张学良去法庭。
第二天的审判将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幕，他将如何谢幕呢？他又如何舍得谢幕呢？愤慨、懊恼、委屈之余，张学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张学良是全副武装，穿着上将军衔军装，精神抖擞、威武凛然地走进法庭的，他态度从容、毫无惧色，大义凛然、振振有辞，两个多小时的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谁也听不出张学良罪在哪里。这真是一场颇具戏剧化的审判：受审人的声音比审判官还大；受审人讲的道理比审判官讲的更有条理，更具说服力，张学良的理直气壮和坦然，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简直就是做了一场政治报告。审判长李烈钧后来对人说起这次审判，犹对张学良称赞不已：“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的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问心不愧，无愧是张作霖的儿子！”
庭审至此，问不出什么名堂，李烈钧宣布休庭。确如宋子文所说，这个审判本来就是例行公事，判决书早已写就，少顷，审判长向张学良宣读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以“胁迫统帅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虽然在军委会受审时张学良再次重申自己“维持纪律”，“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接受”，但在感情上，他还是希望能够法外施仁，重返东北军。所以在判决刚刚宣布时，他情绪很不好，似乎有自杀的念头。审判后，他被正式逮捕，在军警的武装押送下，送往和平门外孔祥熙公馆，由宪兵和特务看管，从这时开始，暗中监视变成了公开监视，张学良完全失去了自由。
对于张学良的遭遇，参加审判的人员心知肚明，却无能为力，审判长李烈钧说：“张汉卿发动西安事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谋求全国统一，一致抗日，何罪之有？”副审判长鹿钟麟更是直言不讳：“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然而，蒋介石还在接着演戏，审判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就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请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以表示他对张学良的“仁慈”。1月4日，张学良接到所谓特赦令，内称：
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是蒋介石本人！
南京几天来紧锣密鼓的闹剧终于收场了，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导演下由十年徒刑体面地变成了“严加管束”，不过，“严加管束”的分量到底怎样，人们不清楚；时间到底多久更没有人去想，还是那个审判长李烈钧一语道破：“蒋以怨报德，表面上特赦了张，但实际上把张终身禁锢。”
然而，蒋介石是永远也不会承认的，他说，我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乃是如父子的私情，囚禁张学良是因为爱护他。他的修身养性功夫太差，我应该负责。
一件关系到民主政治的大事，就这样被蒋介石罩上了一层“家法处置”的外衣，是的，蒋介石下定决心要对张学良“负责”到底，从此，张学良背负着他沉重的“爱”，整整半个世纪。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5、幽居生活中的几次交锋（1）
奉命修身养性，休问他事，读书思过的张学良，在清寂的幽居生活中，翘首盼望重归自由的那一天。蒋介石也时刻关注着张学良的一举一动，言行思想，但他却不愿意见到张学良，更不愿意放他。两人之间通过互赠礼品吐露心意，打哑谜一般，很有意思。
每个奉蒋介石之命看望张学良的人，除了劝他安心读书外，就是要他耐心等待，别无所说。一开始，张学良还会问问委员长什么时候放了他，时间长了，他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他深知，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左右蒋介石，更没有人能够说清在“严加管束”的背后，蒋委员长的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因此，相见之时，不过仅仅是安慰一番，感叹一阵，至多陪着洒几滴清泪而已。
早在雪窦山时，陈布雷就奉蒋介石之命前来看望过张学良，带给张学良四大箱蒋介石亲自挑选的礼物，里面从名贵的烟酒，滋补的鱼翅、猴头，到时新的西装，进口的网球、网拍，吃穿用度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张学良喜欢的极少见的线装书和书法碑帖。但张学良无心细看，他关心的是蒋介石何时给他自由，所以，他直截了当地问陈布雷：“陈主任，委员长什么时候放我回西安呀？”陈布雷深知蒋介石是不会放虎归山的，但他不敢透露，只是敷衍地说：“雪窦山风景如画，你先在这儿歇息歇息，何必急着回去呢！”张学良恳切地说：“西安军情复杂，我不回去，怕出乱子啊。”他的话音里有掩饰不住的焦急，其实，张学良不知道，西安的三位一体早已瓦解，东北军东调豫皖，蒋介石正在逼迫杨虎城出国，情况远非他所能想象得到。陈布雷左右为难，他既不想欺骗张学良，又无法告诉他实情，只好听而不闻，避而不答，环顾左右而言他：“剡溪之地，山清水秀，果然名不虚传啊，溪多鱼多，好地方啊！”说着，他从箱子里拿出一竿多节的意大利进口鱼竿，交给张学良说：“张将军，委员长要我告诉你，剡溪之地有的是鱼，他希望你钓钓鱼。”张学良心事重重地说：“我哪有什么心情钓鱼啊。”“委员长这次派我来，就是劝你吃好，睡好，玩好，学好。”张学良顿时明白了蒋介石的意图，心灰意冷地说：“委员长要我在雪窦山钓一辈子鱼呀！”他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陈布雷见状赶忙解释说：“委员长这也是为你好啊。你放心，委员长他不会忘记你们的私交，没有你张学良，关内关外就不能统一，委员长也不会做一国之君。这一切他都是牢记在心的。”张学良沉默不语，情绪低落，陈布雷见此，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坐了没一会，就托辞还有事要办，先行告辞了。
从此，钓鱼对张学良来说，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说是钓鱼，其实不过是消磨时间而已，往往一个上午就可以钓到十几条，初时，看到自己每有所获，张学良也会乐得合不拢嘴，叫大师傅煎炒烹炸一番，大快朵颐。但是，张学良毕竟是叱咤风云、征战沙场的虎将，垂钓之乐又怎么能满足他那抗日救国的鸿鹄之志呢？
时间久了，钓鱼成了一种习惯。有时，张学良长久不动，即使看见鱼儿咬钩也不去搭理，更多的时候，张学良都是钓起来，又重新放回湖里。上钩的鱼儿尚有重获自由之时，身陷囹圄的少帅却熬不尽漫漫的囚期，钓鱼，竟成了一种心的煎熬。
不光如此，钓鱼有时还是一场政治游戏。1943年，军统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要张学良给汪伪南京政府的军事委员、军政部部长鲍文越写信，劝他反正，为军统效劳。鲍文越原是东北军的少壮派，曾任张学良的参谋长、东北军驻南京代表。“西安事变”后，被迫离开东北军，郁郁不得志，经周佛海牵线，投靠汪精卫。张学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按戴笠的意思，写信给鲍文越，叫他不要认贼作父，不要“做历史罪人，好自为之”。鲍文越接到张学良的劝告信后，未加理睬。此时，张学良考虑到自己已被囚禁7年之久，失去政治权力，便借此机会向蒋介石索取一根钓鱼竿。
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太小气，连一根钓鱼竿也舍不得花钱买。”蒋介石回答：“你懂得什么，这是他暗示我，要他钓鱼必须释放他，要给他根政治权力的钓鱼竿。”蒋介石命戴笠送给张学良一根从美国进口的高级钓鱼竿，它能长能短，能伸能缩，张学良接到后知其用意，对赵四小姐说：“老蒋要我能屈能伸！”他说罢把鱼竿折断扔掉。
1945年春，东北元老莫德惠奉蒋介石之命，到桐梓看望张学良，故人相见，自有千言万语，莫德惠给张学良带来了许多旧好和部属写的信，并转交了蒋介石送给他的一块金质怀表，张学良接过表，感慨地说：“时间已经过去10年，现在蒋先生才挂念起让我掌握时间。我看这表很好，再走10年、20年也不会停的。”想到自己被软禁10年，自由仍遥遥无期，张学良不禁心情焦虑，闷闷不乐起来，莫德惠也摸不清蒋介石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只好安慰他说：“自有佳期，君莫问。”张学良托莫德惠回赠给蒋介石一块怀表，寓意是：委员长起初说的“严加管束”十年的囚期已经到了，该是解除管束的时候了。没想到，蒋介石给他的回答是一只鸟笼，其意非常清楚，再次明示：继续做笼中之鸟吧。
半年后，1945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