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我回城了，队里正好放了电影《李双双》，隔几天我回去，有大嫂就问我干什么去了，几天不见，是不是跑到电影里去了。她们坚持认为电影里有个年轻姑娘和我长得一模一样，我这几天不见，一定是到电影里去了。我跟她们解释，她们就是不信，非说她们没有看错。
大嫂们还坚持认为我在农村呆不久，我们知青点已有十年“点龄”的知青，也没听说有谁调走，所以我不知道大嫂们的说法从何而来。刘姐认为我长得金贵白净（其实是苍白），人又活泼又斯文，会有贵人相助的。刘姐尤其认为我在农村呆不长。我记得刘姐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有些复杂。我理解她的情绪是，我们终归是城里的，迟早会回到城里去，她是农村的，一生都同城市无缘。刘姐是个心气挺高的女人，出嫁不算早，或许她等待过，没有等着机会，就只好认命了。
有趣的是，大嫂们的说法竟成了现实，我在下乡七个月的时候，被长沙人民广播电台调走了，用大嫂们的话说就是成了“小盒子”里的人。不是电影里的就是盒子里的，大嫂们觉得那是我应该呆的地方。她们的想法也应了我妈妈当初的想法，妈妈认为，把我放到农村去，我会凭着自己的本事上来，这点她坚信不移。
我是悄悄离开知青点的，在我办完手续后的第二个清晨。头天，知青们嚷着要请客，我没有理会他们的意思，也没有共欢乐的打算，在他们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悄悄地走了，走得无声无息。
我当时是决计要那样走的，因为我并没有同他们融为一体，缺乏情感上的认同，也不相信他们还会有真心的祝福，我只想离开，离开了再不回来。
在我的生命里，知青生活只是极小的一截，总共七个月的时间，不可能有太多的东西，但它却是我生命中极重要的一章。我没有仔细想清楚，我究竟要表达什么，我只是把记得的写下来了。或许，对一个心怀理想的少女，社会生活最初的一切，带给她的感受和刺激都是强烈的，这种强烈会长久地烙在她生命的记忆里。
一写出来，我发现我的知青生活并不美好，积极的色彩很少。其实回城以后的相当时间里，我对人心存批判和怀疑。有人曾问我：你相信人吗？我瞪着眼睛语气坚定地告诉他：不信！我确实不信，我甚至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免受别人的伤害。
对知青生活的记忆，其实是我对人的记忆的初始（当然不是指单纯物质意义上的人），在那个记忆里，人的起点不高，没有高尚，缺乏善良，人对人的理想几乎被碾得粉碎。庆幸的是，我并没有执著于这样的记忆。
其实，我在那里呆的时间还是太短，还来不及品味它的全部，我对它的看法当然失之偏颇。时间再长，我相信当时的我就会看到人性中原本美好的东西，生活也会让那个小知青对老知青们再多一份客观，对农民的偏狭再多一份理解和包容，而青春期的我就会走出对人的判断的误区。
现在，了解我的人说我像个玻璃人似的戳在那里，对往来的任何人不设防范。我希望别人能以美好的心态对我，自己当然就要首先美好起来。人原本就该是美好的，我对自己有信心，对别人也是如此。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在长沙台的日子（1）
进台
能走进广播电视，实属偶然。
我是地道的湖南人，生在湘西，长在长沙，从小说一口纯正的长沙话。我的父亲是军人，军人都说普通话，家属也跟着说，所以从小我还会说点普通话。但是，那种普通话是不能当真的，我们当地称之为塑料普通话，就是在当地方言的基础上，声韵母不变，在声调上往普通话靠一点。因为靠了一点，听起来有点普通话的意思，外地人也可能懂。但是，那是种极具喜剧感的腔调，后来，湖南的方言相声演员奇志、大兵在春节晚会上，还用那种普通话跟大家说过段子。北方的观众或许听懂了，但是一定会问：他们说的是什么话，普通话吗？确实，那就是当地的普通话——塑料普通话，只是他们两人说得更喜剧化而已。地道的湖南人说普通话天生自卑，人人都怀疑自己，当鼓足勇气开口，先不管别人听了如何，自己先解构了自己：我也能说出普通话来？湖南人生性张狂，说什么“天下凡事，唯湘江余波而已”，口气大得吓人。唯独说普通话的时候小心翼翼，没有丝毫底气，犹犹豫豫，听起来既不磊落，还智商极低，很让好强好面子的湖南人为之丧气。所以，湖南人说普通话本身就很是幽默，在说的状态上，说的效果上，都鲜生生地幽默着。至于为什么说自己的普通话是塑料普通话，这恐怕也属于湖南人的幽默。和金银铁铜比起来，塑料脆弱如纸，自然抵不了用，当不了真，所以湖南人说普通话外人最好别当真，全当幽默段子听了就是，这样，大家的心态都可以放松了。
我说的都是二十几年前的事。现在资讯发达了，学普通话的途径多了，课堂上老师们都用普通话授课，如今湖南的年轻人不仅普通话说得顺嘴，台湾国语也张嘴就来，再跟他们讲湖南塑料普通话的幽默，他们怕是难得真懂了。
湖南人胆子大，我的胆子也不小，我竟然敢用那样的塑料普通话满世界去朗诵。我的幽默就在于我认为自己说得很好，比一般湖南人的幽默段子好许多，所以格外自信。当时我和其他两个同学一起，朗诵了广播电台里颇为风靡的诗《毛主席，请接受三军战士的敬礼》，尽管前后鼻音都不分，在学校里还是有不小的轰动。我的自信心就是那样被鼓胀起来的。
１９７７年高中毕业，中断了好些年的高考恰好于那年恢复。我从小喜欢语文，高考自然选考了文科。填志愿的时候，先填了北大中文系，再填了复旦中文系，还剩下一个不知道填什么。找来找去，发现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这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至少名称好听，先填上吧。
过了些日子，长沙广播电视局来了通知，说是考北京广院的学生要去那里口试。不就是朗诵吗？我会呀！
广播局设在市委大楼里，大楼是那种铺了木地板的老建筑。应考的人不太多，考的时候读了什么、念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印象深的就是自己一点也不紧张。
对于一个十六岁的没有任何人生规划又缺乏资讯了解的少女，那样的考试就像游戏一样，玩玩儿就过去了。北大复旦没考上，广院也没有通知，１９７７年的高考无果而终。其实我没有考上的准备，因为没有认真复习，直到看见有人真的考上大学而不必下乡的时候，自己才如梦初醒。
１９７８年下乡了，在知青点参加了当年的高考。由于文革的影响，人们对为文心存恐惧，在家长的一致要求下，我改考了理科，最终以零点五分之差落榜。那是我青春期最灰暗的时期，成天坐在知青点的一个小山坡上看着天空发呆：我的前途在哪里呢？就在那时，长沙广播局又来通知，说长沙市广播电台要恢复播音，通知我去应考播音员。原来，在头年高考的时候，广播局已有恢复广播的计划，把当年参加广院考试的学生资料留下来了，他们认为我还不错，希望我能去应考。
高考落败，前途渺茫，广播局的通知如同救命稻草。我立刻返城，精心准备。
还是那幢大楼。再次走进同样的地方，心情完全不同。我带来了高尔基的《海燕》，文章上面有我密密麻麻的符号。这次我全力以赴了。
主考官发现我的《海燕》朗读得激情四溢，但普通话前后鼻音不分，平翘舌不分，毛病一大堆。他当场示范，他说一个字，我跟着模仿一个，一次学会，我就不再错了。或许，这是我被录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普通话起点不高，但语言悟性不错。
在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有人用了“悟性惊人”这个说法来形容我。其他方面不敢说，当我在南方方言区，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把方言扔得干干净净，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的时候，悟性确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８日，我走进了长沙人民广播电台的大楼。
吐字发声
我前后练了五年，练得有滋有味。
对于如何播音，我只在进台的时候参加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办的一个短训班，时间大约五十六天。短训班太短，我们需要消化很多概念，比如新闻怎么播，通讯又有什么不同，吐字发声的要求是什么等等。这点东西在广院专门学四年也许长了点，但五十六天就稍嫌不够，它毕竟是一门专业。这个短训班对我最大的意义，是我的普通话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学员大部分来自北京，也有生长在哈尔滨的，但只有我一人生长在长沙。
第一次听几个北京学员说话，我吓了一跳，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北京人。“怎么这么好听呀！和我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历来对自己的普通话自信的我，彻底不敢吭声了，一任他们在我面前恣肆地说笑。我们大家日夜吃住在一起，哪能不说话呢？在小心了几天之后，我彻底放下自己的自尊心，硬着头皮开始同他们说了。说话的初期一定很搞笑，比如北京话的儿音对南方人是绝对的挑战，我记得我的儿音说得总不是地方，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瞎说，说的时候舌头不听使唤，出来的效果就像喜剧台词一般。举个例子：我会把“这部电影儿没劲”说成“这部电影没劲儿”，把“浑身没劲儿”说成“浑身没劲”。就那样乱说一气，却没有一个学员笑话我，我真感激他们的善良。那时候正是“盖了帽儿了”的说法在屏幕内外大行其道的时候，姜昆他们老在相声里说“盖了帽儿了”，而那会儿姜昆的相声全国正红。什么都是盖了帽儿了，我得学会呀！就这么一个说法，还把我憋得够戗：里面有儿化音啊！好不容易把音找会了，说的那个劲儿还不容易找。北京人说出来就是潇洒，特目空一切，神气极了。找不到北京人的那种心理依据，这几个字儿就楞说不好，怎么听都是外地人说的。
往往是，北京学员说一句什么，我就在心里默念一句，管他们怎么说，他们骂人我都跟着学，我要学的就是他们说话的调儿，那个在南方人耳朵里听起来像唱歌一样的调儿。培训班上课，只要有普通话发音的部分，老师就重点让我练。我们那时的教材很少，课堂训练极为有限，我的普通话主要还是通过生活语言的训练来矫正。我对其他学员说，发现我的语言问题，随时给我指出来，别怕我难为情。记得有一天，我对张玫玫说“我病了”，玫玫对我说的内容没什么反应，先揪住我的字音不放：你把“病”字再说一遍。我说了一遍，玫玫说不对；她示范了一次，我跟着说就对了。玫玫说：不知道你怎么说的，就差那么一点儿不对。当时玫玫说我的，其实就是前后鼻音的问题，南方人没有后鼻音，就像山西人没有前鼻音一样。比如“望江亭”，湖南人就会说成“万尖亭”，仅把前后鼻音改过来就是一项工程。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