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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故事我不必再叙，大家各自去想象吧。
这个小说给我印象深的内容之一是男人对女人声音的想象，它似乎给我提供了一个依据：有教养的声音都是沉稳而从容的，能丰厚更好，丰厚的声音饱含阅历感，会给人以无限的想象，而没有想象余地的女人则是单薄的。
就声音条件而言，我的高音明亮，中低声区结实宽厚，似乎条件不错。但是怎么用声音我却不能一步到位，换句话说，在如何使用中低声区的问题上，我曾经吃足了苦头。因为没有老师指点，为了让声音丰厚，我曾片面地理解为压着喉头说话，造成声带严重疲劳，以至于在一段时间之内完全失声——除了气声，完全没有一点声音。我记得当时我们专业人员少，我失声之后，所有节目都压在另一两个人身上。领导有些急，埋怨我们：怎么搞的，怎么把声音都搞没了——虽然领导知道我们是想换一种声音说话。大约用了半年时间，在同错误的不断斗争中，“孙敏燕”的声音渐渐形成。有听众形容那种声音是：哲人听了想思考，诗人听了想赋诗——不知道他是如何听出来的。总之，在当时的收音机里能听到那样丰厚的女中音确实难得。为什么会取名“孙敏燕”呢？原因很简单，大家希望主持人的名字非常女性化，好记。我的播音名叫露凝，露水凝结之意，不大众化，拗嘴。关键问题是，大家并不希望这个新节目的主持人就是过去的谁，大家希望从声音到说话方式都是全新的，别具一格的。开始想叫孙燕燕，怕有港台味之嫌，就改成敏燕了。
“长沙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青年信箱》节目，主持人孙敏燕”……我的同事韩建彪用方明似的声音说出了这个句子。“青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敏燕。我收到了这样一封来信……”此后的六年，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人们都可以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个阅历丰富的女性，用她深厚而充满磁性的声音和青年们谈心。
青年们信任孙敏燕，很多人把从不对任何人说起的内心秘密在信中向敏燕诉说。有一位三十一岁的姓贺的女性，她和恋人真心相爱，在相处的五年中，尽管他们连手指头都不曾碰过，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彼此之间心心相印。然而，恋人意外地死亡了，贺女士伤心欲绝而病到，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贺女士来信向我倾诉：虽然五年了，她却始终难以忘怀那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她无法开始新的生活。这封信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为来信的人大都比较年轻，很少三十岁以上的，对于这份信任，我该如何回复呢？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是一个杂志社的编辑，她和她的年轻同事们都是我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他们曾坐在一起讨论过孙敏燕到底是个什么人，多大了，长相如何，其中还有人特别为孙敏燕画了一幅素描。凭借对声音的想象，他们笔下的孙敏燕人到中年，美丽、端庄、温柔、含蓄、气质高雅。他们太想认识孙敏燕了，他们为此组织了一个小型聚会，他们在电话里跟我说，如果我去参加，他们会打着小旗欢迎我。犹豫再三，我终究没去，我太年轻，我害怕他们见到我失望，我怕辜负他们对我已有的信任。就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孙敏燕只在收音机里如约而至，人们尽情地猜测，却丝毫见不到她的踪影。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在长沙台的日子（4）
孙敏燕成了恋爱专家，听众来信中有关爱情问题的占了大部分。我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断地给周围的年轻人出主意。我记得台里有个女记者，跟她的男朋友吵架了，她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她好好利用这个周末，给男朋友打个电话，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直接约他到岳麓山去。周一她见到我的时候满脸春风，说我的办法太灵了，他们之间雨过天晴了。
还有一个女工，晚上下夜班的时候被流氓强暴，她从此守着这个秘密痛不欲生。她不恋爱，回避所有男人的好意，她觉得她的生活已经彻底没了希望。破例地，我和她见了面，我知道她需要别人听她倾诉。在我们的播音间，趁着午间休息我们谈了好久。那是一个文弱的女士，不幸的遭遇使她格外敏感，其实对她的遭遇别人已无能为力，我只能鼓励她走出来，相信人的善良，只要她不拒绝，她会找到属于她的幸福。我知道那天我说的话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我没有像她担心的那样轻视她，我的真诚友好和理解给了她希望。
有一年的五四青年节，团市委在体育馆组织大型活动，同时邀请几家媒体的青年节目主持人同大家见面。那天体育馆里人声鼎沸，座无虚席。和现在相反的情况是，那时的节目主持人曝光率极低，除了在节目里，人们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在其他的媒体或公开场合见到他们，他们实在太神秘了。所以虽然那天是纪念五四，但青年人的注意力似乎都在几个节目主持人身上。首先出场的是省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他们都比我年长，我听到大家在为他们热情鼓掌。最后轮到孙敏燕。我站在出场口，听到会议组织者说出孙敏燕三个字时，我亲眼目睹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那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热烈最由衷的掌声之一。那天，我穿了一件白色的丝绸衬衫，一条白色加黑点的齐膝短裙，腰间系了条黑色腰带，脚穿白色皮凉鞋，一头长发瀑布般地落在肩上，我就那样出现在了青年朋友的面前。“啊，原来她那么年轻啊！”“太不可思议了！”“她简直是亭亭玉立！”我出场之后，在持续热烈的掌声里，类似这样的议论从各个不同的方向直穿我的耳膜。
我那时很年轻，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自己是那样地受欢迎，我为此兴奋了很久。那一次落下了终身印记的掌声，早已成为我在专业上不断前进的动力。
１９８６年，我和编辑霍红带着这个节目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节目研讨会，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说话方式还是内容都深深地打动了大家。节目播放完了，有好几秒钟会场里没有任何声音，正在我忐忑不安的时候，我听到了大家最真挚的掌声。霍红是个才女，我们共同在节目中表达了对爱情的理想主义的坚守，她用文字，我用感情和声音。我们的节目分明引发了大家关于爱情的思考，以至于在节目结束之后，大家都不能迅速从节目的情绪中回过味来。后来，我做了大会专题发言，就自己个性化的表述方式做了阐述。我们的节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年我二十五岁。
鬼影般地晃动
是徐俐的形象好，还是肖晓琳的形象好？听说在长沙电视台开办之初，决策层有过这样的议论。那年月上电视，形象几乎成了唯一要素。在大家的印象里，我和肖晓琳都算长得顺眼的，问题是，谁比谁更顺眼呢？
有趣得很，在我们都上电视之后，肖晓琳告诉我，他的父亲觉得我更好些，而我告诉她，我的爸爸觉得她更亲切些。我们的爸爸们都怎么啦？
肖晓琳１９８２年从北京广院毕业分配到长沙台，她长得柔柔的，秀巧巧的，一双笑眼，时常春光满面。在她的同学杜宪、薛飞毕业分配到中央台，其他同学最自然也分配到省台的同时，她因为分配过程的变数而“落难”到了长沙台。肖晓琳虽是长沙人，但长沙不是她心中最终的归宿，她似乎一直游移在长沙的边缘，拒绝本地化。在长沙台工作了几年之后，凤凰高飞，她终于调到了北京，在中央台主持轰动一时的《观察与思考》节目。几年之后，我又步她的后尘来到了北京。现在，两个相知的湖南女人经常约着喝个茶、吃个饭，聊聊女人的心事。我和肖晓琳是一生的同事和朋友，实在是难得的缘分。
一个市级台先后两次为中央台输送人才，可见长沙台才力之雄厚。长沙台确实风光一时，在相当的时间内，长沙的观众几乎不看湖南台，一开电视就锁定我们的频道。
谁知道呢，曾经这样红火的长沙台在开播之初连个演播室都没有。借给我们演播室的是省水利厅，他们那间半专业的演播室成就了长沙台的开播。那是一间怎样的演播室呢？背景是一块浅兰色幕布，几盏任意摆放的聚光灯随时移来移去，要命的是，那演播室平时也就拍个内部资料，没人具有专业工作经验。
“你先上吧！”刚生完孩子的肖晓琳对我说。我就先上了。
所谓长沙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就是部分从长沙电台移植过来的，大家都没经验。众多人在水利厅演播室折腾了许久，到看播出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我妈妈说：从来没见过我的女儿这么难看过，这么难看还上什么电视咯，丢死人了。屏幕上的徐俐，脸阴阳着，尖嘴猴腮，每颗门牙之间露着巨大的牙缝，表情哭笑难分。
是不是徐俐不上镜呢？
第二天肖晓琳出镜，仍旧把大家吓了一跳。肖晓琳的整张脸就像个熊猫。
用肖晓琳的话说，徐俐一副贼样，肖晓琳一副鬼样，就是没有人样。
两个晃动着的鬼影。
长沙台就这样起步了。
现在中央台有十五个频道，北京台有九个，全国各个省市台多则八九个、少则三四个，观众要搞清楚都不容易。可那时候的长沙观众没有选择，除了省台就是市台，一台一个频道。长沙观众把湖南台看累了，对新起的长沙台报以极大热情。长沙台也初生牛犊，没有花多大力气就获得了观众缘。
我和肖晓琳都曾经在长沙红透半边天，那是长沙台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长沙台是靠什么红的呢？我们的自产节目每天只有十来分钟的新闻，接着就播放电视剧，一天连播三集，我记得播放的第一部连续剧就是《上海滩》。那时，湖南台按习惯办事，不管好坏，电视剧一天也就一集，生生地把观众送走了。除了《上海滩》，新闻还是可看的，说的都是身边的事，两个播音员也像模像样（技术条件一改善，就还了我们本来面目）。我和肖晓琳都有电台经历，语言表达不成问题，两个又都是心高悟性高做事认真的女子，在镜头上一个亲切贤淑，一个清正明亮，为什么不看呢？
现在听起来如此简单不过，但那是在近二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观众确实少有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