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获得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同盟军。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共产党都难于
再“死硬”下去。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是，在1935年底到1936年底这一年里，共产
党“灵活地”转向，走完了反蒋、逼蒋和联蒋抗日这三大步。
蒋介石呢？难道在1936年前后，作为全国“领袖”的他就那么固执、简单，完
全不懂平息国内纷争、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我们今
天要讲一讲的，几乎与西安事变同时发生的另一桩促使国共合作的努力。
原来，在1927年因“清共”而与苏联闹翻的国民党，由于“九一八”侵华事变
的发生，已经在1932年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到了1935年，随着日本对华入侵一
步步紧逼，再投入大股军队“安内”已难以为继。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策略，作出
“政治解决红军”的决定。怎么政治解决？蒋介石想走一条便捷的路，于1935年底
请苏联出面帮忙。
他不知道的是，苏联在那时，与正艰难跋涉在雪山草地的红军早就失去了联系；
更不知道（或者说，虽然知道而未加以注意）的是，差不多就是苏联的“兄弟党联
络部”的第三国际，此时已经更换了领导、改变了自己在中国的策略：这就是，中
共必须收敛阶级斗争锋芒，努力靠拢蒋介石政府，开辟反法西斯的中国战场，以牵
制日本对自己（苏联）的威胁。
由于失去了与境内中共的联络，这一“新精神”的执行者只能是设在莫斯科的、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了。没和国内联络，也没有开会，王明，和三十年代初
无条件执行国际极“左”命令一样，立即向右转，按照国际精神起草了那份后来名
声大躁的共产党《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对此，御用史家
煞有介事地“略去不必要的细节”，而只将“伟大意义”写进教科书。似乎是：长
征途中，共产党不计较国军的围追堵截，一心积极呼吁抗日。
王明的这份宣言比他失了联络的陕北同志那份大骂蒋介石的宣言其实还早三个
月，可惜在1935年8月的时候，正乒乒乓乓放枪打炮的国共双方都没有注意到它。
08 共产党的两条船
1935年秋天，王明的那份《宣言》发表之后，被邓文仪在共产国际的文件中看
到了。他是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王明中山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带着这个关于共产
党重大转向的消息，他立刻回南京报告。蒋看到机会来了，提出两项要求，试探苏
联：①有没有可能签订中苏军事互助协定；②有没有可能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统
一，也就是说，解决共产党问题。
试探气球发出之后，第二年一月，邓文仪返回莫斯科，直接致信老同学，要求
会面。王明的架子端得很大，只请中间人转话：“经开会研究并取得国际同意”，
决定由“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出面见他。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潘汉年的
故事，这位绰号“小开”，看上去文质彬彬、风流蕴籍的书生，其实是一位忠勇坚
强、机智练达的共产理想主义者，最后——在七十年代末——惨死在自己为之贡献
终生的政权的监狱中。那时，他正在莫斯科，是遵义会议后，由新的中央所派遣，
假装贩卖大烟土，转道香港来到莫斯科与国际建立联络的。
1936年1月，潘邓二人在一位中人家中见了面。双方表示了共同抗战的愿望，
并决定不提历史旧账。王明接着出场，邓文仪向他进一步说明“中国需要80个师抗
日，但军队都集中在围剿红军上，怎么行”；疑心重重的王明问的是：日本宣传“
占领中国领土其实为了反苏反共，蒋也一直巴望日苏战争爆发”，对此怎么理解？
还有，我们共产党如何相信国民党会不打我们而抗日呢？
后世论者虽然对王明其人人品多有讥评，但他那时的猜测并非没有道理，因为
就在邓文仪与他商谈的同时，蒋介石已经直接致信苏联政府，要求由苏联向共产党
施加压力，使朱毛红军服从政府，交换条件是“苏联即可得到国民党政府这一真正
同盟者”。就在邓文仪发回电报说“准备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一同回南京，联络
国内的中共中央，最后进行正式谈判”时，蒋的态度突然变了，原来他所做的试探
有了回音，苏联对国共纷争的表态是：“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应按照这意思自己
去同红军谈判。”显然不打算帮这个忙。蒋介石不仅大失所望而且顿生猜忌，剿共
于是继续紧锣密鼓进行。我们从教科书里边熟知的陕北英雄刘志丹就是在这时候战
死的。
1936年8月，潘汉年回到了保安（那时候还没有“革命圣地延安”），向张闻
天、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全盘汇报，包括与陈立夫的接触。张少帅在那个时候有所
不知的是，就在9月间他与中共在西安作初步谈判、真心相信共产党会帮他，甚至
打算改信共产主义的前后，毛泽东已有“亲笔信与密码”带到南京。而就在西安事
变前一、两个月，一纸《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也被秘密带到上海，通过宋庆龄、
救国会，转张冲、陈立夫，与政府进行“初步谈判”。
幸而当时因为国民党的“条件过高”，谈判没有成功。否则背着政府与共军有
了如此秘密往来的张学良，等不到他发动西安事变，就会给拘禁起来了。
09 瓦窑堡会议
西安事变的所谓“和平解决”，并没有使当权的国民政府下决心，把兵力用到
抵抗日本侵略军上。为了维持“九一八”之后日中双方暂时稳定的局面，不“激怒”
日本人，当局甚至不惜对要求抗战的“七君子”以“危害国民”的罪名定罪——在
那样敏感的局面下。
就在这时，在“西安事变”大约半年之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
对蒋介石说来，共产党的篡权无疑比异族入侵严重得多，但“先安内后攘外”已完
全没有可能，只好正式宣布全面抗战——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对共产党说来最为
要紧的：释放政治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
三十五年之后，到了1973年，当日本紧随美国恢复对中国的正式邦交，并就侵
华战争表示歉意时，八十岁的毛泽东居然回答说：“要感谢日本的侵略，否则还有
中国共产党吗”。
我们都知道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军是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而炮轰
芦沟桥的。这不是偶然的处置失当，而是和“皇姑屯炸弹”、“九一八”一样，是
一庄经过精心策划而挑起的事端。问题于是变成，日军本部为什么要这么作：为什
么不早不晚，单单选在1937年7月把中国战事扩大。
在毛泽东表示了感谢之后，根据当时的报道，日方相当拘谨，不知这“伟大领
袖”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根本没敢接话头。直到今天，也没有谁就新公布的史料，
对这一个关乎数千万人生命的大谜，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不过，对毛泽东这一说法加以证实的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这就是，以一个行
动完成之后谁人从中获益，来判断行动的初始目的。按照共产党自己给出的数字，
1936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三大主力会师时，人员不足4万人；到了1940年，已
是50万；1945年时，80万；待到1946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
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增加到了120万——“全面抗
战”的局面不但保住了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的共产党，还给了它发展壮大的机会与
极为珍贵的政治“合法性”——毛泽东没有说错。
读者朋友这时可能感到不解：战争，按照一般常识，是要消耗、减员的，八年
抗战下来，人马怎么反倒多了？对此，共产党历来有它的解释：“我们的事业是正
义的。而正义的事业：得道多助！”——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我们翻开历
史档案，就会找到比这类“响亮口号”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
原来，在1935年12月，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曾召开后来史称“瓦窑堡会议”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的政治口号是：“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
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第二年7月，莫斯科与陕北中共恢复了已经断了将近两
年的电讯联系。那时，第三国际自己刚刚开过“结成广泛反法西斯战线”的会，得
知这一口号后大吃一惊，立即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共产党必须废止公开
反蒋的口号，应把南京政府而不是各地的反蒋派当作自己的统战对象。
但那时陕北的共军正与前来围剿他们的东北军（非嫡系）秘密拉关系，这命令
究竟是服从呢还是不服从？幸亏当时电讯联络虽然恢复，但其功效和今日的电话、
电传、互联网全不可比拟，“执不执行”和“怎么执行”就那么拖了下来，直到“
西安事变”发生。
“西安事变”的后果之一，是拥护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唯一领袖：红军被编为
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了国军的指挥体系。这时候，摆在刚刚获赠一座延安城、惊
魂初定的共产党面前的，是怎么服从这个明知是“死敌”但确实已经认头了的“领
袖”。
这就是中共史家一直躲闪着不大愿意深入讨论的“洛川会议”。
10洛川会议前的周恩来
在中国，人们习惯将周恩来看作“总理”。虽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黄埔教官，
但很少有人将他与职业军人联系到一起。
其实在国共破裂、重打鼓另开张的中共莫斯科“六大”上，军事问题的报告就
是周恩来作的。六大之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主管军
事（军委书记）。1920年代末，朱德、毛泽东在江西闹得不可开交，在陈毅汇报之
后，主持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联席会议、起草“八月指示”以解决红四军问题的，也
是周恩来——这又是后世御用史家们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为按照当时周恩来、
陈毅的意见，红军的指挥应该集中，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不要直接指挥军
队，军事工作交给军部指挥即可。至于党么，“只能通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
——这显然与毛泽东首创、八十年来当作中共法宝的“党指挥枪”的理论根本不同。
到了1931年，即中共党史说的“‘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时
期，周依旧作为常委主持军事。后来共产党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准备迁往根据
地，周恩来一到苏区就取代毛作了红一军的总政委，在后来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围
剿”，以及长征初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军事三人组”，周都是主要负责人。这
局面一直到1935年1月，所谓“挽救了党和红军”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所剥夺的，当然可以如党史范本所说，总书记博古和奥地利人李德的
权力。但这两人在中共党内并无根基，真正失了实权的是周恩来——他不但让出指
挥权，当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的位置难于安排时，他又立即让出红一军总
政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