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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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 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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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可谓情理具在、掷地有声。但说到这三项
标准的达成,就有文章可做了。因为,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都有一个过程,可
以说,自邓小平改革以来,中国就在不断地在“化”着,只不过时快时慢、时冷时
热,还没有“化”到火候罢了。惟独“军队国家化”是硬指标,可以说,“化”了
就是“化”了,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对从屠杀的血泊中站起
来,开始握住枪秆子,又一次次在血泊中耀武扬威“凡七十年”的中共说来,这一
“化”可是性命攸关、非同小可。

  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七十年间,中共军队就丝毫没有过被“国家化”掉的可能。
那机遇出现在1946年,在抗战结束之后、在国民政府为获得美援而被迫接受美国建
议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当口。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在毛泽东为苏联所迫,头戴那顶刚刚借来的遮阳帽,怀
着“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情到重庆与蒋介石作“和平谈判”的时候,就已经说:看
样子中共只有“走法国共产党的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
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大家“到那边去作官”。所谓走法国共产党的路,也即苏联
当时期望于中共的“学习法共的经验”,关键的关键就是照法国那样军队国家化。
这条道路,根据当时周恩来向自己的党内同志所介绍的,就是:法国共产党当时认
为,如果坚持与资产阶级打内战,必败无疑,已有的政治资本也要赔掉。从而同意
将本党掌管的军队交出,编入国防军。法共依旧存在,以在野党资格进入政府。

  毛说这话的时间是1945年8月底。50天之后他回到延安。在暂时休战基础上、
由全国各党派、各势力共同协商而定下的《和平建国纲领》于第二年一月中旬出台。
但摩擦已经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与此同时还进行着那场有名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
尔主持的双方“停战谈判”。到了政协纲领出台之时,全国范围内的停战也达成了。
这真是我们中国人一百年来见到的最好的、没有战事的日子。当时不但全国人民欢
欣鼓舞,以为多年盼望的和平与民主终于到来,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了在新的
形势下,接受已有现实的准备。这就是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的一则指示
——当然,是在“毛泽东同志生病期间,刘少奇主持工作”的时候发出的。

  在这则指示里,共产党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
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
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历史研究本来忌说“如果……”。但是,一旦得知共产党,这个一向以“小米
加步枪,打出人民的天下”为傲的党,还曾有过这样的考虑,不禁令读史的人一再
想说“如果”:如果当年军队国家化诸项真的实现了,就不会有紧接着的“东北民
主联军”(其实就是共产党紧急集结到那里的部队)进占秀水河之战;不会有国民
党大怒,决心在东北开仗;不会有中共接下来的大反攻和长达四年、枉死数百万人
的内战;也不会有后来的“新中国”,包括它对“阶级异己份子”的压迫、对有良
知的知识分子的剿灭、和60年代初造成平民死亡超过历次战争的“天灾”了——当
然也不会有今天再起的海峡两岸重开谈判与军备竞赛。

  当然,如果不是专门的党史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则指示,不知道在形势
逼迫下、在当权的一方以和缓的态度对待在野政治力量时,有可能出现令平民百姓
欣慰的局面。后人所知道的——从而也被教导着与熏染着的——永远是政客的空头
许诺,以及“枪秆子里边出政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
不能交出去。”


  18校场口


  中共确曾有过的关于军队国家化的考虑,可惜只是“历史之一瞬”。因为,不
过十天之后,在毛泽东的病势稍稍缓解,能勉力扶杖参加中央的会议之后,虽然不
十分明确,但显然于心不甘地表达了他这样的一个见解:“我们与法国不同”;“
美蒋要以统一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

  参加会的人不置可否。因为,促使作出这一决定的,除了毛泽东本人那常人难
以企及的坚忍,以及大独裁者所独有的那类除了自己的目标,一切都可以不顾的寡
情鲜耻之外,当时的局面和政治气氛也占着很大比重。也就是说,毛泽东再固执,
如果“造英雄”的局势不给他提供机会,他也只有空怀一腔激愤。

  这机会竟是如此容易地送到了他的面前——还是由他的夙敌:国民党中的强硬
派白送给他的。

  原来,当时在国民党里,也和任何政党一样,大致有态度比较温和、主张民主
建国、愿意与民间势力包括共产党谈判的鸽派(政学系);和坚决反共、主张以强
硬手段解决对方的鹰派(以中统系统为主)。当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推动下,与在野
各党、共产党及无党派人士,就战后局势进行政治协商,取得初步成功之后,鹰派
恐慌起来,很怕自己的党内对手在未来的联合政府里占上风。

  就在政协闭幕不久,当共产党正犹豫着,打算交出军队、进入联合政府的当口,
陈立夫等忽然借“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作文章,搅起一场反苏——当然同时也反共
——的事端,即史称“校场口事件”。这位CC头目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在他的
指挥下,只在重庆街头打伤几个文化人,烧掉几间房子,却将美、苏、国、共数方
共同艰难维护着的脆弱平衡骤然打破。,其时间与空间上的影响力实在是那批街头
流氓始料所未及。

  原来,有《雅尔塔协议》和与国民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条约》的约束,在东
北的苏联红军,虽然就其政治倾向而言,愿意帮共产党,但在实际做法上,还是很
有顾忌,从而也就相当克制。“校场口事件”和这一事件之后关内的大规模反苏运
动,再加上美英单方面公布了原本为秘约的《雅尔塔协议》,使得苏联的态度一下
子强硬起来。它一反过去处处约制八路军的姿态,反过来催促中共将更多的主力部
队速速调派,以便乘自己撤退之机,将政权交给中共。

  令人难于想象的是,就在周恩来和刘少奇这样的共产党头面人物——他们一个
在重庆一线谈判,一个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都认为在东北只要通过调停和谈判,
使共产党取得一定的合法地位,即可适可而止的时候,苏联却一再催促增兵,质问
“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鼓励中共放手大打,答应将已在自己手里包括万挺以
上的轻、重机关枪和上千门各种火炮的日本仓库过手,以使中共全面接防东北。

  苏联的这一态度,对抱病参加东北局势策划的毛泽东说来,不啻一剂强心针。
类似“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越多越好,
不惜重大伤亡”等指示,一一飞向东北前线。

  战争绞肉机转动起来,中国的资源损耗在血海之中。在这过程中,也曾有过毛
泽东力不从心,从而重提停战、要求谈判的时候,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拒绝——
这宁波人和他的湘潭敌手一样刚愎自用,一心只想全赢,最后几乎全输。

  剿灭“共匪”就那么义正词严么?不过两个月前,在政协会议上,燕大教授张
东荪在谈到军队国家化的时候说:“人民太苦了。抗战结束了,要这些军队干什么?
我们要大裁军,全国军队同时公平整编,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
但国防军只属于民主政府,只有党军才如此有兴趣于意识形态战。这话毛是不听的,
蒋当然也不听。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党军和派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整整打了三十多年,
包括抗日战争期间都在相互打。到了21世纪,还要隔着海峡打么?


  19毛泽东为什么和在什么时候决定向苏联“一面倒”


  眼下四十岁左右的大陆中国人,对“苏联老大哥”和“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
恐怕都还有相当深的印象。总的说来,由共产国际动议、具体策划创建、并一直受
到它的资助的中共,自然而然应该“一面倒”。但我们又知道,由于国民政府当年
所具有的“合法性”,以及外部世界对它的认可(并非由于辛亥暴动而在于它与清
廷的议和),1949年以前,苏联并不希望中共公开这一亲密关系。从中共的一方讲,
也绝对够不上请旌表水准的死心塌地。比如1944年,当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时,毛
泽东就曾热切地希望向山姆大叔靠拢。那么,从“倾心相与”的1944年,到骂不绝
口的1948年,究竟什么因素起了变化?

  应该说,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共核心对美国与苏联的好恶或许尚在伯仲
之间,这是因为,表面上看来,这二强都“一碗水端平”地力主中国不可打内战,
而中共原本对自己人苏联的期望要高得多。校场口事件之后,苏联虽然与国府交恶,
对中共和已经取得党内权威的毛泽东也没有太热乎。这是因为,第一它自己在欧洲
和南斯拉夫问题上正焦头烂额;第二它不愿意让西方和国民党觉得自己是中共的大
哥;第三对中共和毛那根深蒂固的藐视与戒心(“农民起义头目”、“游击队长”,
不能读原著马列,也未必如王明般言听计从)并没有消除。这就是为什么从1947年
中共准备和国民党决一死战(并确认一定打赢)之后,毛泽东三次热切要求秘密赴
莫斯科,“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而三次
遭到拒绝。在这期间,中共虽然军事上节节获胜,但心里仍有不少惶惑:除了拿不
准怎么对付曾经帮同合作反蒋的资产阶级外,对自己反复蛮干过的“土地国有化”
和完全没门的工业与金融管理,也想当面请教(起码探出口风),而首要中之首要,
则是苏联的物资支援,特别是那三亿美圆贷款。

  很快地,到了1949年。在北平已经丢失、南京上海也危在旦夕时,南京政府又
摇起橄榄枝,即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战犯求和”。斯大林不想再担一次“不许(
中共)革命”的埋怨(读者应该记得,上一次是他逼毛到重庆去谈判),终于于该
年一月底派要员米高扬到西柏坡去见“中国同志”。为期8天全面、深入也相当坦
率的意见交换之后(如米问中共,斯大林这回给他们出的破坏和谈的阴招儿是不是
走漏出去了?中共也直接问米,为什么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静观局势发展未采取行
动时,唯苏联大使馆跟随国民政府搬到广州),毛泽东在两个日夜折磨他的问题上
有了底,第一莫斯科对共产党在中国武装夺权的肯定;第二对他本人是中国革命领
袖的肯定。有了这两条在胸,虽比终日揣揣然(这样的日子毛忍受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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