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专车马上就要进站了！ ”
“是毛主席？！”大家也激动起来，王化云慌忙整理了以下衣服，跟随大家往站
台上跑，边跑边睁大眼睛朝东方张望。
不一会儿，毛泽东的专车缓缓驶进站来……（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红彤彤的。
天兰得透明，没有一丝云彩。……毛泽东身穿深灰色呢大衣，头戴银灰色干部呢帽，
一身整整齐齐，领着几位干部向西北方向的一个小村庄走去。
（谈到黄河治理，方案、淹没等，谈到了三门峡水库问题），王化云介绍了有关
情况。… “三门峡水库能发多少电？ 能灌溉多少地？ ”毛泽东盯着他问。
王化云报告了当时规划的数字。
毛泽东点点头：“如果把这个大库修起来，就可以把几千年来的黄河水患解
决啦，还能灌溉平原的农田几千万亩，发电一百万千瓦，通行轮船也有了条件，是
可以研究的。”
这点头不过是说话时的一个姿势，可能是习惯性动作，也可能是“哦，懂了”
的意思。无奈点的人非同小可，于是导致了王化云三十四年后还在大会上报告说：
三门峡工程“毛主席点点头”。＇64＇
点头归点头，真要让他定盘，应该说，考虑还是多方面的。
1957年1月，在研究中央与地方分权与管理体制改革的会上，毛注意到一味将
钱集中到中央“搞大工程”，比如三门峡、原子弹，是有碍于民生的。而民生问题，
建政多年还不见成效，是要引发政治反抗的。他说的是：“这笔钱不分，可能原
子能搞起来了，可能三门峡也有了，但是，也可能来一个匈牙利事件。”他当时没
有对决策机制的反省，更没有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高度思索，依然认为“站起来的
中国人民”——其实就是他自己——无所不能，认为“人定胜天”，只是觉察到对
下别刮得太狠，弄到天怒人怨难于收拾。
但他对“水利”的迷信难于克制。他不知水利工程会造成水害，只渴望通过群
众运动让水利工程在全国“遍地开花”。毛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判断力无疑相当自
信，政治官吏必身兼水官对他说来也是天经地义。1958年成都会议时，伟大领袖在
“极左三魔头”＇65＇之一、省委书记李井泉发言时的插话，令稍具常识（水利与哲
学）的人啼笑皆非：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 明显
地有。一为排（水）、大（型）、国（国家办）；一为蓄（水）、小（型）、群（群众办），这
不是两条路线吗？ 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的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
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排、大、国与蓄、
小、群是对立的统一，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三峡、三门峡只有国家力量
才行。＇66＇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无论“排大国”还是“蓄小群”，再加上大炼钢铁、以粮
为纲，到文化革命结束时，别的不说，全国的森林覆盖率已损失70％以上。连钱正
英自己在199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在水利工作中，提
出了以小型工程为主、以蓄水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的‘三自方针’……存在严重
的片面性（即只蓄不排）……在水利建设中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在有的地方，甚至水
利成了水害，例如在黄淮平原，曾造成严重的涝碱灾害和排水纠纷。”＇67＇她还没
有说她自己手中的排大国所造成的灾难。这许多损失，自闭于菊香书院的毛泽东不
可能知道，红色专家为自身计也不敢对他说，起作用的，依旧是黄河清与毛圣人之
间不仅哲理，还包括情感上的联系：
一次总理到三门峡工地，工程局党委想请总理给大坝题个词，纸笔都拿到了面
前。周恩来说：“这个词我不能题，三门峡水利枢纽是个大工程，毛主席为它操
心最多，这个词一定要等毛主席来题。”＇68＇
只恨这“颂圣”工程太不争气。到了1964年，紧随着“三面红旗”的狂热给中
国留下了太平年代千万人饿死的空前记录之后，人为的“黄河清”也已经快要把泥
沙引到西安。圣人呢？ 毛泽东这时候说的“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语气之间，
已经很有些嫌下属低能的圣怨了。
平心而论，“周恩来为三门峡操尽了心”，没有错。但他本质上是个政治家，
就算当着“人民的好总理”，只怕浮现在意识上的第一念头，还是政治上的利害。
40年代中后期，当他“领导黄河堵口归故斗争”时，“中心”就是“在政治与军事
方面”；到了50年代，国体、威望、豪情，加之与苏联的关系、与毛这位雄猜之
主的关系，不可能不在一些犹豫着的、权衡着的环节起作用。否则怎么解释，为什
么从50年代起，邓子恢们的、黄万里温善章们的，包括陕西省的意见，就那么听不
进去。
当然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怀有政客臣子情怀。中国人在屈辱之下生活得太久了，
五星红旗一飘，涕泪滂沱之余，觉得这么好的国家和政体，难道还有什么不能干、
还有什么干不好么？ 李赋都的态度最具代表性。
作为水利世家的后裔、现任治水官员，应该说，该懂的他都懂，却在关键的时
刻，以专家的身份，支持政府决策者，支持“以水土保持减少泥沙”这种幻想。他
的思路是：
解放初期我还不同意修三门峡水库，等到农业合作化以后，有信心可以完成上
游水土保持工作减少泥沙，……用我们优越的制度来根治黄河。＇69＇
应该说，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独特见解。当时流行的观念，用《黄河三门峡水
利枢纽工程》这类宣传小册子的话说，就是：
三门峡工程的兴修，说明为害千年、被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们认为是不治之河
的黄河，即将为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所征服，又一次鲜明有力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
的无比优越性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的气吞山河、征服自然的豪迈气
概与巨大力量！ 因此，它更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
筹码下到了“优越的制度”和“巨大的政治意义”上，不能说是科学工作者的
严谨态度，更况且李赋都对“优越的制度”又了解多少？ 只看后来“黄河清”主将
“党内水利专家”王化云怎么看制度对他的幻想的保障：
…我们的建设要一个很好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可是五七年以后政治运动接连
不断，先是五七年的抓右派，五九年的反右倾，以后搞‘四清’， ‘四清’以后
又进入文化大革命。我们沿河的各级党委就是在这样不安定的情况下进行治黄工作
的。＇70＇
正所谓“成亦政治，败亦政治”。
共产党政治起家。农民减租、工人增薪，都扯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不
来个大翻覆、大斗争，就是右倾投降。难道大惯了，斗惯了，政治惯了，不这样，
就辜负了时代？
对黄河，“培修大堤、加强护岸、堵支塞串、固滩整险”＇71＇是太不带劲了，
要“治标辅助治本”；没过两年，这提法也太过小气，要“根治”；但“根治”的
不过区区洪水，无法体现“伟大的时代、英雄的人民”，是“大大地荒废了自然界
所赋予我们的资源”＇72＇，顶好“综合利用”，指标还不能定得太低；当黄河干流
上高屋建瓴、激动人心的360甚至370米方案出来之后，“气可鼓而不可泄”，“快
上”成了第一要素。
三门峡工程，不就这么哄出来了么？
“左”，自共产党诞生、成长、建政以来，从未被认真清算过，特别是它的哲
学体系、思维定势和政体支撑。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因为实在不能闭上眼睛假装看
不见，而被标以“左”倾、定成死案的，仅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人。如果说李
立三所干的那一场“一省数省”还算是带有他本人性格与学养特色的话，瞿王两人，
不过斯大林的棋子而已。 将“左”记在他们头上，是替惹不起的大人物开脱，算
不上党内严肃与平心静气的对“左”的探讨与清算。
从1935到1975，整整40年。在这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最重要的40年间，除了出于
谋略或者再干下去饭就没得吃了的时候，不得不稍微“右”一下之外，理想地、浪
漫地、无知地、蛮横地、由于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从而变得实际上没有制约地、将全
付精力与生命投入、一路“左”下去的，就是伟大领袖了。 而在中国旧的传统文
化与新的共产文化背景下，混以强烈的民族情绪，再加上他个人的权势、机谋和残
忍，不会不裹胁着一整批忠忱的、阿谀的、有所求或有所惧的，包括更多的无可奈
何的中国人一道向“左”！ 向“左”！！ 向“左”！！！ ＇73＇
三门峡工程不过是这“左”的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九、三门峡与三峡
1994年11月，长江上的三峡工程宣布正式开工，距黄河上的三门峡工程开工37
年。这两项工程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有哪些异同呢？
它们都是在中国最重要的大河的干流上；
都是破记录的、举世瞩目的巨型工程；
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头都是“下游洪水灾害”，都是“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直接威胁多少
良田，多少人民生命财产”，都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
都具有“巨大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都能发很多电，三门峡当时说“将占全
国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三峡说“将占总量1/8”；
都能发展航运，三门峡当时说“保证下游航运所需的水量”；三峡说“可使
万吨船队由武汉直达重庆”；
都要淹掉最肥沃的耕地和迁移令人咋舌的人口：三门峡41万，三峡120万；
都要毁掉作为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物古迹，三门峡是1000多年前的中原文明，
三峡是更早的巴楚文明；
都是上游省不获益，却实实在在地将受到损害：三门峡是陕西，三峡是四川。
四川的人民代表和科学工作者也曾像陕西人一样吁请、告诫，直到今天，他们的意
见，也如陕西当年的意见那样，在没有告急之前，当局只虚与委蛇，并无人真正理
会；
两个工程所面临最大问题都是泥沙。三门峡库尾淤积在西安，三峡在重庆；
它们都是省会，工业重镇。重庆还是“黄金水道”（长江）的咽喉；
如何对付泥沙，两工程的主持人都夸下海口：三门峡说的是“水土保持”，
三峡说的是由三门峡工程取得了经验的“蓄清排浑”水库运用；
都采用“逐步提高水位、分期移民”的办法，其失误在三门峡工程上已经得到
证明，但三峡工程还准备推行；
都有过激烈争论，反对派都是绝对少数，他们的言论都遭到封锁，本人也都遭
排斥乃至打击；
都有顶尖权势人物的“关心”，这“关心”都是工程推进的动力。三门峡是毛
泽东，三峡是邓小平；
都以获得了人大的通过而标榜为“人民的决定”——仗声威并最终逃避责任；
三门峡是真正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