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章士钊到香港。在那里，他读到一首感怀诗，那是一名老报人写的，讲他自己1957年的一场梦。在这梦境里，宜兴出生的一名报人蹈海而亡，章士钊慨道：铸成殆将不免矣！
但徐铸成活着，到今沉静地坐在他上海的寓所。
他们忘了，储安平也是宜兴人，他也主编过报纸——70天。
或许，这飘泊无所的灵魂为潮白河所拒，却为大海容纳了？
愿他安息。
1988．10
（选自《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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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戴晴
编者注：本文略有删节，特此致歉。
一百年了，中国有了多少变化？一百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了什么？
（一）
二十世纪不属于中国人。曾骄傲地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之中心、文明之典范的中国人，在这一百年间，遭受的是无尽的磨难与屈辱。那症结不在外部，不在于它的统治者最常说的“帝国主义强权的觊觎与欺压”。过错自己犯下，苦果由自己吞。而知识分子的见识与作为，又是症结中之症结。
中国近代化的发端，主导因素不在自身——明代的那艘制造精良的大船，其远航的目的不是贸易，而是“远播皇威”，可见意念的悖晦。中国近代化（包括现代化）发端于睁开眼睛看世界。这看的结果是比。其实“比”本是中国皇帝的日常功课，否则也不会有那本最著名的大书《资治通鉴》。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统治者不得不开始了另一种比：不再就自己的国力、武力和政治经济制度与数千年前的三皇五帝做纵的比较，而是与船坚炮利、繁荣富庶的外部西方国家横着比。
比的结果是改。先是在原有的格局下作局部改进增补（洋务派）；不料性急的“新党”（当时最激进的知识分子）等不得这一努力的成果顺序引发出自我变革的社会因素（实际上已经开始）即匆匆上阵，推行通盘政治改制。这就是上世纪末的文式维新（康有为变法）和本世纪初的武式建国（辛亥革命）。然而，就在这些半生不熟的改制有可能再度孕育现代社会的种子的时候，更焦躁的“革命党”（新一波激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扭曲的、教条化了的、急功近利的“马列主义”，一而再地以武力争夺霸权，建立起以“民国”和“共和国”为包装的专制统治——与两千年前专制的中央帝国相比较，实貌离神合而已。有了新的知识与学位的知识分子纷纷入仕，党治在中国覆盖了二十世纪的四分之三（1927…今天，台湾另议）。
（二）
毕竟，与武装夺权、武力维持的政治过程相并行，有人更多地着眼于社会而非仅仅权位。大批呼吸到外部气息的知识分子，一直努力从底层着手，办实业、办学校、办报纸、建社团，力图在中国创造新的环境、新的观念、新的人、新的秩序和生活——为中国的现代化打根基。不幸的是，两个偶然的因素，扭转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弱化了知识分子本来可以起到的作用。一是末代王朝的“异族”统治；二是二战期间的异族（日本）入侵。于是，对异族的争权和抵抗，变成了中国近代化的主旋律，使得大部分正做着社会改造工作的知识分子，或在战争与匮乏中失去继续工作的条件，或主动放下手头“不急”的专业，为“驱逐靼虏”、“收复失地”而投身辅佐政治强人——不惜违背自己关于自由、人权、法制的基本理念，加入“革命”的行列。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国战乱不断；下半叶，“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以标榜“解放”开始（“解放全中国”；“解放军”等），而贯穿始终的，却是如中世纪般对人性、人权和人的创造力前所未有的窒息与扼杀。由于当政的党（甚至其领袖本人）牢牢地控制了军队和警察、控制了国家的资源和对外联系渠道，控制了教育和传媒，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做“党和国家”的工具与喉舌，已经没有第二条路。这情况，在70年代末的改革之后，稍有改进。其改进的程度与执政的共产党将原先绝对独揽的社会资源和严格控制下的公民权利返还给社会的程度相当。
（三）
1984年的“十一”，就在20世纪快要进入它的尾声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游行队伍中打出了一幅手制横幅“小平您好”，赞扬这名专权改革者所作出的合乎民心的成绩：农民耕种土地的自主权的部分恢复，撤除阶级成分划下的政治歧视和压迫，为政治运动受难者恢复名誉等。鼓励他在此基础上再往前走，真正实践最初对社会许诺的“解放”。
又是十五年过去。我们今天已经看到的是，在毛式社会主义中国的底子上，邓作为继承人，似乎什么都能改，甚至“姓资姓社”都无所谓，惟独“不能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这人类走出蒙昧的第一前提。在党内人士享受了片刻的1978年的“议论自由”之后，邓的决定是：对他所设计的改革，只“摸着石头过河”，无论其理论、方法、步骤，还是对变动着社会成分，一律“不讨论”。尽管如此，对社会有限的权利返还，还是给了民间（包括知识分子）一丝生机。然而，这类不够成熟的社会上的非制度性的改善，再次在强硬的当权者和激进的革命者手中断送。籍着对1989年社会抗议行动的镇压，十年间艰难地成长起来的现代中国不可或缺的现代社会萌芽，特别是独立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发言的阵地，遭到全面清剿。两年之后，这名以开辟中国的新时代自命的独裁者，在其衰朽之年亲自南下，希图挽救他亲手设计的“经济改革一花独放”的改革大业，却为中国的现代化埋下新的、更加难于克服的障碍。权力化的资本和市场毒化了中国现代社会可能的生长点。就在外国资本与集权政治联手，将古老的北京打扮成一名妖娆商家妇的时候，她的结局，似乎不出两类：经济上去了，社会法西斯化；经济上不去，社会动乱。当然还有一个与世纪初非常相似的可能：国际干预与共管。
（四）
于是，人们会问，对本民族的现代化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知识分子，究竟干什么去了。
“读书好学”本是中国传统；一百年来，爱国的、愿为祖国繁荣出钱出力的中国知识人更是遍布世界。但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无论有多少军队、多少高科技和先进武器，甚至有多么高的GNP和外汇存底，如果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和不信仰，没有权利对现存社会进行严正批评，没有一批以意志独立与言论尊严作为自己终身职志的理想家，以及独立于强权（党和政府）的法律对他们的保护，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就只能是独裁者手中的玩物：先进的武器、金钱盟友、辉煌的（同时也是灾难性的）大工程、和随手拣起来就用的思想批判……，中国的知识人，恰如有着诸般显赫名头的伏尔肯（Vulcan）们，依旧只是党的工具。
中国有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它萌于军事强权左右社会的中古时代，并再度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所处的地位所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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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石下的坚韧与顽强
戴晴
他走了，这位有着坚贞的理想和非凡的记忆力的世纪老人，这位在巨石之下顽强存活，从而标扬人的精神之不可摧折的老人。他静静地归向的，是仁厚的大地母亲——那里有他贞淑的妻、娇憨的儿子，和他倾心相与的老友；那里不再有强权与倾扎，和随之而来的冷落、诬陷、困乏以及……消耗了他生时最繁茂年华的牢狱。
生于1900年的郑超麟先生经历了王朝的衰亡，经历了共和与共产理想的萌生、奋扬与鼎盛——只是这鼎盛已不属于他：不论是安享论资排辈的权势与荣华，还是铸就并维持着它的基本理念与风格。他绝不俯就，也绝不气馁，只静静地活着、静静地审视，然后静静地、心平气和地述说。不负于他的老友的是，他终于等到了一个又一个年代，在这些个年代里，过去所有的争辩都如水落石出般地明白。他暗暗地笑了，因为他是赢家，大赢家：他没有错；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认过错，即使在常人绝对难于忍受的磨难与难于抵御的诱惑面前。
最大的遗憾是，他没能看到他的文集的出版：三卷本一百万字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其中一半以上的文字没有发表过）。它的第一卷在他去后几个小时到达上海，他最初奋战与最后蛰居其间的大都。这是他的尚在人世的老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他、更为后世所有不愿再迷惘于冠冕堂皇的谎言中的人编就的。繁华火暴、大紫大红的出版界不认这部书，正如繁华火暴、大紫大红的世界不留意这株顽强地活在巨石之下的小草。
在这部书里，有一篇写到他青年时老友中的一位，我的父亲。这篇短短的文字提到1931年他们在国民党牢狱中不期而遇的碰面：
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看见了傅大庆。 那是在一九三一年夏秋之交，我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我因托派活动罪被国民党逮捕，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决。我住在“人字间”，这条弄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送进来一个犯人，是从广州押来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见了，吓了一跳，原来是傅大庆。他看着走来走去的犯人，一个都不认识，忽然看到了我，马上走近我，悄悄地说：他有事情要报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在此情形下，我也不必首先告诉他：我是托派。我答应了他，他就说给我听。 原来，他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办英文报纸，报馆被封，人被捕，他被引渡回国，要押到南京受审。他在广州看守所中遇见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营救他，傅大庆要我将胡的要求通知中共中央。 我义不容辞，尤其因为胡志明也是我的熟人。但怎么去通知中共中央呢？ 我想起，在龙华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能够传达消息。但哪一个政治犯是支部负责人呢？在“人字间”的中共政治犯中，我只认识二个人：陈为人，关向应。我考虑结果，认为三条弄里的总负责人是陈为人。我直接找他，我说：刚才解来的犯人名傅大庆，是在印度被捕的，要解到南京去。他有重要的话要报告中央，我现在要告诉你。陈为人立即严肃起来，不说一句话，听我说下去。我把傅大庆的话一字不漏地说给他听。他咬紧牙关听我说完，仍旧不说一名话。我明白，我的目的达到了。
在谈到这最后一次见面时，郑伯伯告诉我一个他没有写进文章的“题外的细节”：
1970年代末，在他获释后翻检档案资料时，发现一个文件，确切地说是一份报告，当时狱中的党组织向狱外领导的报告。他们报告说：“关政委的身份已经暴露，估计是监狱内的托派所为。”不知这份报告与胡志明那份哪个在先，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机密会不慎被当事人在几十年后读到。当然，后来由于发现了关向应一案的叛卖者另有其人，才未见残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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